第九章∵西域佛教的光辉

近百余年来，由于东西方的考古学者不断在***及中亚一带从事探险，先后在***境内发掘许多文物古迹以及西域古代语文，如龟兹语、于阗语、吐货罗语、粟特语等所写的佛典断片。∵一八九○年，英国鲍尔（∵Bower∵）在库车附近发现梵文写经，经英国学者霍宁（∵R.∵Hoennle∵）考证，断定是第四世纪及五世纪的梵文《孔雀王咒经》的古写本，这是西域古代语发现最早的佛教经典。∵一八九二年，法国格林勒（∵F.∵Grenard∵）在***和阗发现梵文《法句经》的断简，至少是第二世纪的写本，比鲍尔所得更古远。一九九○年，敦煌藏书大批古写本、卷子、版本、印本流入西欧，几乎震荡了整个西方世界。

自古以来，我国佛教高僧活跃于西域广大地区，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动的精华，一方面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因此，才能导致四方的归化，促进民族、宗教不断的融和与交流，在宗教史、文化史上来说，贡献极为重大。

佛教东传的河西走廊

佛教创立于西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西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国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原内地。在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汉朝对西域地方的开辟与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

一、西域的范畴

历史上所指的西域，并没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西域各国的名称也随时代变迁而经常改变。佛教史上的西域，是指印度佛教兴起之后，由陆路东传中国所经的地区，大致上包括西元前三世纪大月氏统领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迦湿弥罗、今旁遮普一部份、∵安息国势力范围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国势力范围下的底栗弋（∵Sagdiana）等地。

西域各国中与佛教较有关系的是，葱岭以西的月氏（今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犍陀罗（今阿富汗之干达马克）、迦湿弥罗（罽宾，北印度喀什米尔）；葱岭以东的龟兹（今库车）、疏勒（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等国。各国之中，以犍陀罗与迦湿弥罗两国最重要。

二、汉朝与西域交通

汉朝时，西域三十六国长期处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下，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在建元三年（西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被派出使，越过河西走廊不久，即被匈奴俘虏。后来伺机向西逃到大月氏，希望游说大月氏联合对抗匈奴，但事与愿违，而逃回汉朝。张骞出使时，一行一百多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张骞和他匈奴籍的仆人。

虽然张骞没有达成出使的目的，但他发现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的地理位置、历史源流与各地物产等，为中国人打开了广大的新视野，他的贡献只有以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媲美。张骞在大月氏游说时，曾到过大夏（巴克特里亚），发现当地居然有成都出产的布匹，和四川境内出产的竹子。经大夏人告知，才晓得是从身毒（印度）买来的。于是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建议，如果从四川成都出发，就可避免匈奴阻挠或扣留的危险，因而有汉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为了想联合乌孙来夹击匈奴，再度派遣张骞率三百人出使。张骞停留一年多，又失望而归。但在这次的出使中，张骞曾派遣部属分别前往康居、大夏（阿富汗一带）、安息（伊朗）、身毒、于阗等国，宣扬中国的声威，另一方面，张骞还邀请乌孙国派遣大使跟他同行，到中国访问。自此，汉朝跟西域各国正式往来。此后，汉武帝为了征服匈奴，在河西走廊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以便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势力。汉武帝又出兵楼兰、姑师（车师，吐鲁番盆地）两国，并且降伏了大宛，掠得汗血宝马三千多匹。西域各国震摄于汉朝的军威，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此后，汉在轮台、渠梨两地置兵屯田，以供应来往使者。宣帝时置西域都护，将西域诸国纳入管辖之下；元帝时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汉朝先进的冶炼生产技术、丝绸等物品和科学文化，透过这两条主要干道传到葱岭以西，直到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伟大的贡献。西方的物产，如家畜、苜蓿、葡萄、胡桃等植物，也陆续传到中国。这个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就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广泛交流的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越过葱岭，传入了中国。

三、阿育王传教至西域

在西元前三世纪（西元前二七三——二三二）时，阿育王统一全印度，并以佛法治国，派遣布教师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围的国家传教。其中，摩诃勒弃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腊殖民地臾那国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所以，在阿育王时期，佛教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道路已被打通，接着在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纪，高昌将佛教奉为国教，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

四、希腊遗民传承佛教信仰

西元前二世纪，原本受希腊人统治的大夏，侵入西北印度，占领喀布尔流域、巴基斯坦西部一带地方，佛经上称为舍竭国。二世纪中叶，大月氏从东方征服大夏，一些希腊式的城市也同时被并吞，因此，大月氏的佛教主要传承自印度西北地区和大夏。在汉译《那先比丘经》，即巴利文的《弥兰陀王问经》中，记载大夏国王弥兰陀向罽宾的高僧那先比丘请益有关精神与身体、善恶果报、生死轮回等一系列问题，双方在几番精彩的佛法问答、辩论之后，弥兰陀国王皈依了佛教。

五、部派佛教的传入

西元前一世纪以后，佛教发展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由上座部和大众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与西元一世纪初兴起的大乘佛教相对称，部派佛教被视为小乘佛教。因此，这个时期从印度本土传到印度周围各国的，都属于小乘佛教。其中，从印度西北地区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的，则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最初的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全靠口耳相传，直到西元前一世纪以后，才逐渐利用桦树皮与贝叶为书写材料，形成使用文字书写的佛教经典。

大月氏

先秦时代，我国北方有热河与察哈尔的东胡，绥远的匈奴，甘肃、宁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据。在汉文帝时，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向西潜逃，不久，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五部，以贵霜部最强大，西元一世纪上半叶，建立贵霜王朝，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迦腻色迦王以后，贵霜王朝统领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幅员之大，西起咸海，东到葱岭，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大帝国。这个时期开始，大月氏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

西元前二世纪时，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早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推知，大月氏最慢在西元前一世纪也开始有了佛教信仰。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汉哀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就是透过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

西元一世纪，大月氏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是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君主。他常在公务之暇研习佛经，每日请一位高僧入宫说法。由于各部派所讲的佛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侣，在迦湿弥罗举行第四次经典结集，由说一切有部的着名论师胁***主持，集成《大毘婆沙论》一书。在这次的结集中，说一切有部最占优势，但正量部和大众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大夏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最深。势力逐渐强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后，也随之受到希腊艺术的薰陶。迦腻色迦王时，大月氏的艺术一方面伴随佛教文化东越葱岭，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则南向印度犍陀罗地区发展，产生印度与希腊融和特色的艺术，称为犍陀罗艺术，这在东方艺术发展史上，是个极为重大的变化。在出土的一枚当代钱币上，刻有穿着希腊服饰的佛陀像，周围用希腊字母拼成“佛”字，清楚显现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另外，在西域库车南方石洞的壁画及佛像也明显带有犍陀罗风格，中国境内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也同样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国贵霜王朝疆域的中心，刚好是横贯中亚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不仅有政治往来，而且还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欧亚各国进行的通商贸易中，我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都必须通过贵霜王朝的核心地带。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为中印交通的媒介，最早向中国传入。东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时，汉使在大月氏遇到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他们便是从大月氏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从大月氏东来的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另外如西晋的竺法护，他生于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当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又称为月氏菩萨。据高僧传记载，竺法护曾在晋武帝时，前往葱岭以西求取大乘经典，当时大月氏势力还未衰颓，他所译的经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国。其他如有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

大月氏以方等教为中心，由东来的译经师所译出的大乘经典，包括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盘五大部；原始经典如《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经，也完备无缺。依据当时大月氏流行经典的汉译情形，即可推知当时大月氏佛教的状况。在当时汉译经典中，以大乘经典居多，尤其以宝积部、大集部为第一，其次为方等部，再其次是华严部。

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国家是康居。康居与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康居人擅长经商，常常到各地去进行贸易，往返于中亚全境，因此康居也成为中亚各国交换国情及传播文化的媒介站。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夏时，康居还是一个弱小之国，经常派遣质子来华，并且经常贡献礼品。

佛教是在何时传入康居的，目前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研判，不过可以确定，在西元二世纪时，佛教已经非常盛行。从东汉末年到东晋之际，康居已经有不少的译经僧来到汉土，例如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等沙门；他们当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为康居人。由于康居国与大月氏、安息国，都属于中亚地区民族，因此由康居国传入中国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宝积部等的大乘经典，原始佛教经典方面则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国所流行的经典，与大月氏是大同小异的。

龟兹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

龟兹，梵语∵Kucina，就是现在的库车（∵Kucha∵），位于***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国史书称它为龟兹，佛经中则有丘兹、归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等诸多的名称。龟兹居民多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朝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也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跃于中国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该国出身的。

据推断，佛教传入龟兹，最晚应该在西元一世纪时；到三世纪时，当地佛教已隆盛到极点。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原本就有类似龟兹语的传本。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前，龟兹是佛典的传播中心，很多佛经由龟兹传入我国，或由龟兹沙门直接参与汉译工作。如曹魏时，龟兹王子帛延参与支施仑译出《首楞严经》；又如西晋时，竺法护手执胡经，口宣《正法华经》，就有龟兹居士帛元信参校；僧纯曾经从龟兹的佛图舌弥之处获得戒本，从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确信戒法是如来所制，经过传译后，汉土戒法也就从此开始盛行。佛图舌弥在龟兹的佛教地位极高，是东晋时（西元四世纪）来到我国的小乘佛教论师。自西元三世纪中叶以来，龟兹的佛教高僧大德前来我国传译经典的，包括有僧侣、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还亲自携带佛典到敦煌一带，他们传教的热忱，由此可以想见，也可以推知早在西元二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就已经非常兴隆了。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广译经论，除了《法华》、《般若》、《弥陀》等大乘经典外，更有系统地译出龙树中观学派的论书。他的译笔生动简洁，晓畅易解，不拘泥于一辞一义的生涩僵化，被誉为我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对佛法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

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汉土以前，住在龟兹的王新寺，诸王常跪蹲左右，恭听他说法，可知当时龟兹佛教的兴隆气象。另一方面，龟兹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会，主要原因是高僧硕德辈出，并受到国王保护。鸠摩罗什早年在罽宾及沙勒国游学，潜心研究大乘教义，后来在温宿国说服一切神辩外道，声望更隆。龟兹国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将他迎请回国，并为他铸造了金刚座、师子座，上以锦褥铺饰，恭请罗什升座说法。影响所及，社会民众崇法敬僧风气普遍，发愿出家修道者日增。

龟兹原属小乘佛教，后来因大乘论师鸠摩罗什出世，论战小乘教派的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才渐渐抬头；但鸠摩罗什前来我国以后，龟兹的大乘佛教声势渐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顺势成长。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之际，龟兹虽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区，但是全国上下对于大乘僧侣仍是崇敬备至。玄奘大师初抵龟兹时，国王亲率群臣及僧侣大德数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宫，恭敬供养，临别之时，还赠与驼马和脚夫。

唐朝之时，龟兹佛教的伽蓝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寺僧众极多。到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还很活跃，佛教学术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后的二百多年，龟兹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十世纪左右以后，沦为土耳其的领地，龟兹的名称从此不见于史书，而佛教也随之消声匿迹。

整体而言，龟兹虽盛行小乘佛教，但东来的三藏译经师所译出的经典，包括了大乘与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该国也弘传大乘教法。近年来，考古学者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年，英籍鲍尔上尉在这里发现贝叶形桦皮的梵文经典的古写本。随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各国学者也多次发现，所出土的龟兹语佛典断片有《大般涅盘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十诵比丘戒本》等。

高昌

位于现在***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汉时称为车师前国，晋时称为高昌郡。曾经一度独立为高昌国，后被唐太宗征服，称为西州。安史之乱以后，归附回纥，后再度归属我国，是一大佛教中心。

在车师前国的时代，佛教已经流行于高昌。西元四世纪下半叶，佛教正式成为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高昌沙门法众曾经应北凉的沮渠蒙逊之请，在北凉都城张掖译出《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四卷。北凉沮渠蒙逊遣使高昌求取《大般涅盘经》的胡本，由昙无谶译出。然而，昙无谶感慨此经的品数不足，乃发愿寻得完足的经本。到南朝宋文帝之时，道场寺慧观奏请文帝派遣高昌沙门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涅盘经》后分，道普行至长广郡涉水，船破伤足，死于外地。临终之时，道普感叹《涅盘经》后分与宋地无缘。

西元六世纪时，高昌王派遣慧嵩等，随使入北魏研习梵学，专攻毘昙与成实之学，通究奥义，时人誉称为“毘昙孔子”，声名远播四海。高昌王三次征召他回国，慧嵩都不愿意，引起高昌王大怒，竟杀害他的父母、兄弟等族人。隋炀帝时，沙门慧乘奉炀帝之命，特为高昌王麴伯雅宣讲《金光明经》。升座讲经之时，国王布发于地，请慧乘以足踏之，王崇敬三宝的虔诚，由此可以想见。

唐代玄奘大师西游，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尽礼款待，并恳请其永留高昌，以便终身供养，令全国上下都成为佛弟子。玄奘大师深感王的厚意，不过为了求取大法，誓必西行。国王再三固留，甚至下令守卫不准玄奘出城。玄奘大师无计可施，只好决意绝食，滴水不饮，如此三、四天之后，气脉微弱，国王大为恐慌，立即向大师忏悔谢罪，恳请大师在将来回程时，能够在高昌留住三年，国王愿效法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护持佛陀一样供养玄奘。最后玄奘大师决定再停留一个月，为王宣讲《仁王般若经》。每到讲经之时，国王必定亲自执香，前来迎请，在引升法座时，国王还低身跪下，以背为凳，让玄奘登蹑座上。玄奘临告别时，国王为他制作法服三十具、棉帽裘毯、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等五百匹、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作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并写了二十四封信函，分别送达龟兹等二十四国，每国一封，恳请各国协助法师顺利通行。出发之日，王与高僧、大臣、百姓等，列队送别，国王痛哭流涕，道俗四众也都悲不自胜。玄奘大师得以顺利到达印度，实因高昌王的大力帮助，而在当时西域各国中，高昌国也是崇法敬僧事迹最多的一国。

回纥族原本信仰回教，但移居高昌以后，也逐渐改信佛教。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少是译成回纥语的。十九世纪后，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的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回纥语的经典。着名的佛教遗迹，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贝沙克鲁克千佛洞、吐峪沟等，前二者是建造于地面上的伽蓝遗迹，贝沙克鲁克则为两群洞窟组成的石窟洞。

迦湿弥罗

迦湿弥罗（梵∵Kasmira∵），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个失蜜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约为现在的喀什米尔地区。我国汉朝时称为罽宾，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为迦湿弥罗，到隋唐时代改称为迦毕试。据说，阿育王派遣末阐提到此地布教时，曾感化当地的蛮人龙族，使其解脱罪业；夜叉盘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继皈依佛法。当时信奉佛法的有八万人，僧侣有十万人。

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编纂《大毘婆沙论》，并镂镌经论于铜牒之上，再封存于石函中，建塔藏纳。相传，当时药叉神保卫迦湿弥罗，不让外道窃持该塔所藏的经论，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就必须在塔中受业。由此推知，迦湿弥罗的佛教，当时还处在保守的风气中。所以在西元二世纪末叶，西域诸国如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陆续来华译经传教，而号称佛教极盛的迦湿弥罗国反而迟至西元四世纪初期，尚无一人来华弘法。直到四世纪以后，迦湿弥罗国的佛教才逐渐开放，容许他国的沙门前来学习有部的教义。

佛图澄在东来中土以前，曾经前来迦湿弥罗修学佛法；鸠摩罗什也曾经到迦湿弥罗参学，师事盘头达多，研习小乘经典。后来罗什回到龟兹，宣扬大乘教法，远近驰名，盘头达多得知后，还以高龄之躯，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前往龟兹去会晤罗什，听闻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当时，自迦湿弥罗来华从事译经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罗等。我国赴迦湿弥罗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严等数十人，或寻访圣迹，或修学禅法，或求取经典等，都直接促进了中迦佛教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