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贤禅师

一

从明代中叶以后，佛教各宗的教学已经非常衰微，即宗门龙象，也是寥若晨星。到万历（1573～1619年）时，各宗却产生了些代表人物，如莲池、紫柏、憨山三大师，都是万历时代全国闻名的大善知识，后来加上蕅益，并称为明末四高僧。同时雪浪（1545～1607年）盛弘华严于吴中，无明慧经（1548～1618年）弘传曹洞于寿昌，密云圆悟（1566～1642年）高唱临济于天童，慧云如馨（1541～1615年）、寂光（1580～1645年）复兴戒律于古林和宝华。其间如杭州真寂寺的闻谷广印（1566～1636年），绍兴云门显庆寺的湛然圆澄（1561～1626年）、馨山的天隐圆修（1575～1635年）、车溪的无幻性冲等，亦都为一方所重。

曹洞宗无明慧经的门下，出无异元来和永觉元贤，分为博山、鼓山二系。博山系元来传长庆（福州西禅长庆寺）宗宝道独，道独传丹霞（在广东南雄）天然函昰，开广东曹洞的渊源；鼓山系元贤传为霖道霈，续福建曹洞的法脉。元贤和博山的关系，在法门的辈分为兄弟，在戒学的授受为师资。由于这两系师资的大力宣传，使曹洞宗风在明末清初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呈现泼剌的生气，和江浙密云圆悟一系的临济禅形成对峙的形势。

二

元贤，字永觉，福建建阳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俗姓蔡，是宋代大儒蔡西山的十四世孙。由于家学的渊源，为儒生时，即钻研周程张朱的学说。少年时颇负大志，曾有诗曰：“道德师颜闵，文章宗游夏；其馀二三子，不愿在其下。”可以想见他在儒家方面的抱负。他十八岁时，偶读《六祖坛经》，对它很感兴趣，这是他接触宗门典籍的开始。四十岁时，投寿昌无明落发。后往信州（今上饶）博山能仁寺参无异元来，并从受具足戒。

元贤回福建后，阅大藏经三年，奠定他的佛学基础。博采群籍，作《建州弘释录》，记载唐代以来出生或开法显化于建州（包括瓯宁、建安、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六县）的缁素大德弘传释氏之道的事迹，博山元来为他作序。他为会通儒释，又撰《寱言》一卷。

崇祯五年（1632年），云栖高足闻谷广印入闽弘法，他访之于剑州（今南平）宝善庵，一见投合，以为相遇之晚。这时宜兴曹安祖请闻谷作《诸祖道影赞》，因属元贤命笔，成百馀赞，大为闻谷所称赏，即以所传云栖戒本授他。崇祯七年（1634年），闽中善信延请主持福州鼓山涌泉寺。

崇祯八年（1635年）冬，泉州张二水（瑞图）、吕天池等仰慕元贤道化，率众请入泉州开元寺，开堂结制，有《住泉州开元禅寺语录》。越年，出《楞严略疏》。同年秋，归鼓山，建藏经堂于法堂之东，贮藏元明两代藏经。崇祯九年（1636年），闻谷入寂，他亲往杭州真寂院吊之，应请继席真寂院，在浙先后五年。

崇祯十四年（1641年），归闽。次年，修《开元寺志》成。时鼓山山门殿宇已次第修复，为八闽丛林之冠。十六年（1643年），刻《禅馀内集》。弘光元年（1645年），着《金刚略疏》并修《鼓山志》。永历元年（1647年），着《洞上古辙》及《续寱言》。永历三年（1649年），着《补灯录》，以补《五灯会元》之阙。四年、五年（1650～1651年），作《继灯录》，叙自宋末至明四百馀年一灯相承的史实。夏，刻《晚录》，并遣徒至金陵取大藏经。八年（1654年），着《心经指掌》。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元贤年已八十，于上元日，始举衣拂付上首弟子为霖道霈，上堂说偈云：“曾在寿昌桥头过，岂随流俗漫生枝。一发欲存千圣脉，此心能有几人知？潦倒残年今八十，大事于兹方付伊。三十年中盐醋事，古人有语不相欺。逆风把柁千钧力，方能永定太平基。”即命为霖首众分座。是年十月寂。

[NextPage]三

元贤的风范，在明代高僧中亦不可多得。林之蕃的《永觉和尚行业记》记他的为人说：师器宇峻特，具大人相，出世凡历主四刹。……四方学者，来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勉以真参实悟，深诫知解杂毒。其登堂说法，机辩纵横，若天廓云布。其操觚染翰，珠玑滚滚，即片言只字，无不精绝。曹洞纲宗，从上遭浊智谬乱者，皆楷以心印，复还旧辙。生平慎重大法，开堂将三十载，未尝轻许学者；至年八十，始举霈公一人授之，诸方皆服其严。……

元贤于弘传禅法外，对于救灾工作也非常热心。当他圆寂前二年（1655年）正是郑成功和清兵战于福建、兴化、福清、长乐等地发生灾荒，饥民大批流入福州，困苦万状。他即率领徒众，设粥赈济，并为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馀人。

元贤感慨于当时禅风大坏，学者多只重知解、习闻见，少有能以妙悟为期者。他主张学道的人，应该出外参访知识，他反对当时“闭关”的风气，曾“示某禅人闭关”说：

余闻古之学道者，博参远访，陆沉贱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百苦无不备尝；并未有晏座一室，闭关守寂，以为学道者也。自入元始有闭关之说。然高峰闭死关于天目，乃是枕子落地后（指大悟以后），非大事未明，而画地以自限者也。入明乃有闭关学道之事。夫闭关学道，其最初一念，乃是厌动趋寂者也。只此一念，便为入道之障。况关中既不受知识钳锤，又无师友策励，痴痴守着一句话头，如抱枯桩相似。日久月深，志渐靡、力渐疲，话头无味，疑情不起，忽然转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纷飞者有之，又何贵于关哉。

对于闭关的流弊，他是体会得非常深刻的。

关于僧俗的服制有些混乱，元贤以为居士不宜滥受三衣，提出辩论，纠正了当时在家二众滥受三衣违反佛制的现象。

四

元贤的禅学，反对当时流行的学偈颂、学答话和上堂、小参等一系列的徒具形式没有内容的作风。他在泉州开元寺上堂法语中提到当时宗门流行的怪现状说：

如今有等人，只弄虚头，向古人公案上穿凿，学颂、学拈、学答话，向人前或喝或棒，擎拳竖指，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拂袖便行。推倒禅床，转身作女人拜，打个筋斗出门去。此等虽是古人已用三昧，今日种种相袭，便成恶套了也。如何是佛法？所以山僧总不理他！

他标榜自己的“鼓山禅”是不落旧套，要自己进行摸索，发愤苦钻，要学人独立思考真参实学，不要装模作样欺骗新学。他说：

鼓山禅，与诸方大不相同。诸方要人学偈颂，这里不要人学偈颂。诸方要人学答话，这里不要人学答话。诸方要人学上堂、小参，这里不要人学上堂、小参。所以诸方禅易参，老僧禅难参。老僧只要你向解说不通处，愤愤地如救头然，如丧考妣，急着力钻研。……方称真正参学人。若委委琐琐，向他人脚跟后步趋，向他人涕唾下咀嚼，向他人门壁外倚靠，正如生盲倚杖。却道我是临济宗，我是曹洞宗，不知面皮厚多少！

他深叹真实参究禅学的人太少，师徒授受，只是专学答问。他给张二水的信里说：

某冒据紫云（即泉州开元寺），结制两期，但虚费舌头而已。非独无一人稍通其意者，即求一真实参究之士，亦不可得。盖我宗门下，无意识领略底禅，无逐段商量底句。直要渠向全无缝罅处透入，通身脱落后承当。其或未能顿领，始有看话头等法。……近日宗风大变，率尚虚头。师徒授受，专学答问，学拈颂，文字稍通者，则冬瓜印子付之，自误误他。甚至饮酒博奕、戏笑猖狂，自谓我宗下人，不受绳检，不拘小节，视吾辈所劝勉，直以为老婆禅而已。……静言思之，良可痛哭！

[NextPage]五

明代佛教的特色，是一种调和禅净和儒释的思想，元贤自然不能例外。他所作的《净慈要语》完全祖述了云栖莲池的思想。《净慈要语》中说：“求其修持最易，入道最稳，收功最速者，则莫如净土一门也。”又说：“当专持彼佛名号，即得往生。何以故？以是彼佛大愿力故。”他极力调和禅净两宗的优劣说：“若实论之（禅与净土）决无优劣。参禅要悟自心，念佛亦是要悟自心。入门虽异，到家是同。……盖禅净二门，应机不同，而功用无别。宜净土者，则净土胜于参禅；宜参禅者，则参禅胜于净土。反此，非唯不及，必无成矣。”

当时禅宗内部，临济、曹洞对峙，互挺意气，元贤也是极力企图调和的。他在《续寱言》说：

门风之别，所宗有五，其实皆一道也。故真知临济者，决不非曹洞；真知曹洞者，决不非临济。如汾阳昭虽善三玄（临济三玄），且遣琅琊觉、浮山远学洞上之旨于大阳，……后世妄生人我，割截虚空。嗣临济者谤曹洞，嗣曹洞者谤临济。破灭法门，自丧慧命，岂不深痛哉！

元贤虽为曹洞巨匠，但他是先学临济而后学曹洞的。他在《三玄考》的序言说：

予三十年前学临济，三十年会学曹洞。自从胡乱后（即大悟之后），始知法无异味；又因曹洞而得临济。近因诸师大起三玄之诤，后学莫知适从。予不忍旁观，聊出一手，岂曰好辩哉！

他在《洞上古辙》卷上，特别阐明“洞山五位”，并作“五位图说”。“临济三玄”和“洞山五位”是临济和曹洞二宗各各标榜的宗义，元贤自己认为都有一定的理解。

关于会通儒释，也是元贤调和思想的表现。他把释迦、孔子作为同等的圣人，认为一个是由入世而出世的人，一个是由出世而入世的圣人。这也正是说出元贤自己由儒入释的本色。宋儒排佛，以朱熹为最激烈。明初空谷景隆作《尚直编》，自序说：“宋儒深入禅学，以禅学性理、着书立言，欲归功于自己，所以反行排佛，设此暗机，令人不识也。如是以佛法明挤暗用者，无甚于晦庵也。”元贤对于空谷的“宋儒之学皆出于释”的论点表示不同意。他说：

若谓诸儒之所得，即释氏之道；则非独不知儒，且自不知释矣。……至于力诋晦庵，事无实据。不过私揣其意，而曲指其瑕，语激而诬，非平心之论也。

但他对于“朱晦庵谓释氏初来，但卑卑论缘业，后人张大其说，遂极其玄妙”的说法，及宋儒硬说佛徒是以老庄文饰佛教的歪曲说法，则给予严正的指摘。他说：

宋儒曰：佛氏将老庄文饰其教，此宋儒之妄也。……佛说诸经，俱在老庄之先，岂佛先取老庄文饰之欤？自汉以来，诸经迭至，文虽由译，义实出梵，岂译师自取老庄文饰之欤？……一经梵本，或更数译。有前师之略，后师得据梵本而详之；前师之误，后师得据梵本而正之，岂容一时妄取老庄文饰之欤？但译梵成华，必用此方言句；而此方谈道之书，老庄为最，故多取其文，而意义甚殊，不可不察。

总之，元贤是明末清初一个倡导禅学为主，而兼融净土，并会通儒释的多方面活动的人物。他的清淡朴素的家风，深受寿昌无明的影响。他认为禅人须先具正法眼，门庭施设，实在所缓。他记寿昌的作略说：

先师粗衣粝食，躬秉耒耜，年至七十，未尝暂辍。时岁大饥，磨麦为羹，率众开田。其田今呼为麦羹丘。盖百丈之后，一人而已。今吾辈直草不踏，横草不拈，安坐享用。每思及此，便觉藏身无地！

元贤在明朝末年，以提倡洞上心法自任，兼倡临济宗旨，颇与临济宗的巨匠汾阳善昭而兼倡洞上之旨，先后辉映。元贤虽数开堂演法，而极重视劳动。在今天佛教徒提出修持劳动两不误的口号下，元贤的师法百丈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本文参考：《永觉和尚广录》、纪荫《宗统编年》及陈垣《清初僧诤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