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教录》看郑珍之母

《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五记述了遵义县一位女性，她就是西南巨儒郑珍的母亲——郑母黎孺人。据说这是贵州入传的两位女性之一。

郑母一个边隅妇女何以能在《清史稿》中列传，原因在于她是一位重教善教、达礼笃孝、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贤良女性。在她的教育培养下，其子郑珍成长为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成长为名噪海外的著名学者。

郑母黎氏，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八月三日，是举人、山东长山县知县、遵义著名教育家黎安理的三女儿。嘉庆庚申（1800）年，黎氏出嫁本县西乡天旺里河梁庄（在今鸭溪镇）耕读传家的郑氏，与精于医道的郑文清结为夫妇。因生长、生活于诗书世家，更兼经艰苦生活的磨练，郑母黎氏养成了勤劳俭朴、慈和宽厚的情操，是一位极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女性。

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八日，郑母黎孺人辞世。郑珍在守墓期间，回忆母亲生前言行、摹仿母亲口吻，逐一记载，得65则，编成《母教录》一书。品读《母教录》，一位贤良的母亲便渐渐跃然纸上。

重教善教的家庭教育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什么样的环境出什么样的人物。古有孟母三迁的成功范例，遵义也有郑母迁居的真实故事。郑珍之所以能够成才，这与郑母迁居有着直接的关系。

《母教录》附录中，郑珍好友、西南巨儒莫友芝撰写的《郑母黎孺人墓志铭》，就详细地记述了郑母迁居一事。当时郑珍家居住的天旺里一带，社会风气十分恶劣，赌博、玩鸟、讹诈、酗酒、斗殴、闹事成风，厉嚣不绝。这样恶劣的环境，郑母认为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甚至会祸及子孙，所以她萌发了迁居的念头。再加上郑父为人老实、憨厚，郑姓族人中有一个狡黠的人，诱惑郑父借了其几两银子，事后却多方回避不让偿还，企图超期后使之变成还不清的“驴打滚”，以便谋取郑家家产。郑母因此愤然说：“他垂涎我家的田园、房屋是很久的事了，为什么要让子孙殉葬于坟、让先人成为饿鬼呢？”于是决心迁居。嘉庆己卯年（1819年），郑家迁到了遵义东乡乐安里，在郑珍外祖父家附近的尧湾租房居住，时郑珍十四岁。在这个山清水秀、民风淳厚、文士荟萃、耕读成风的环境里，郑珍在师友们的教育鼓励下，勤奋苦读，健康成长，终于成为建树卓着、名满海外的巨儒。

即使在家道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郑母对教育的投入也是十分慷慨的，为换取儿子读书的师资，她不惜变卖首饰：“我嫁时银饰，尽于汝丙子年（1816年）师资。”儿子想购书，她积极支持。《母教录》中记载有这样的故事：“壬辰年（1832年，时郑珍27岁）的春天，有书贩子来卖书。其中有《礼》书数种，郑珍急欲购读，讲好三两银子的书价，但钱却无法筹集，只好放弃。郑母知道这事后说，他能欠账吗？郑珍说，卖书的虽然春天卖书夏天收账，但到时我们仍然没有钱呀。郑母说：只要到哪时收，将我的珠玉耳饰卖一只就足够书账了，另外的一只耳饰仍然可以加工变成两小只。于是，郑珍得到了这几种书。后来，郑母遍翻聂崇义《三礼》书上画的众多礼器图，笑着说：没想到我一只小耳饰，竟然换得这么多礼器。”这些靠母亲首饰换来的《礼》书，对于郑珍的学术研究起了极大作用。

郑母十分重视子女人格的培养，她严格要求子女不做坏事。她说：“坏事总不可做过一次，尽明知道不好，不惟不做，还得劝别人。若做了一次，便觉得如此也不妨，往后越做得有味，直以为好事了。故凡一切坏事，只是拿定主见，宁忍耐着，莫去试手。为善容易回头，为恶能回头者，十未见其一也。”这一段论述，话语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明白。

对教育子女如何处近邻亲友，郑母认为“亲友间，非有大故，当委曲完全，不可便破脸破相。试想生平与居处往来者，能有几家？若因毫毛细事即断绝一家，能够得几年断绝……一物小事，令我与彼即算了一生，岂非不值？”

郑母除正面诱导外，还为子弟设立了一些“禁忌”，诸如不许酗酒滋事、不得赌博、不得负债、不得玩鸟、不得游手好閑等。

《母教录》中有大量关于郑母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的记载。她多次以黎、郑两家先辈纺棉薅草、牧牛割草为事例，教育子女热爱劳动，练就劳动技能，如果“于衣食事全不解得，倘一朝落泊，去做那件？”不仅如此，郑母还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勤劳母亲的榜样。

勤俭宽厚的品格

勤劳俭朴，善良宽厚是郑母的优良品质。郑母曾说，“我一年中每天做三餐饭，每夜纺两团线，薅插时常在菜林中，收簸时常在糠洞中，终日零零碎碎，忙得不得了。”这一段话，几乎就是郑母一生勤劳的写照。郑母经常教育子女“人家无论有无，皆当勤苦节俭。”并认为，皇天不负苦心人，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吃得苦，总会有收获。郑母年老后，身体已日渐衰弱，但仍劳作不辍。郑珍认为，母亲勤劳一生，吃的苦太多了，不忍母亲继续劳动。一次郑珍对母亲说，母亲太劳苦了，难道我不能供给你的吃喝吗？还要让你参加劳动。郑母却这样说，我好好的一个人，除非手脚不能动，哪有一点事都不做的道理。并认为自己在菜园里锄草浇水，每天看见它越来越茂盛，喂养鸡猪狗，每天看见它越来越肥大，心里很高兴，不觉得劳苦。她还说自己劳动惯了，一时不劳作，就觉得一身没地方安顿，并以此道理教育郑珍，真正好学的人如果丢了书，就会觉得心无安放处。在节俭方面，郑母出嫁时陪嫁的一笼布帐子，在用了四十年后，虽也破旧，但仍在使用，并说是给她绫罗也不换。郑母的节俭由此可见一斑。

郑母的善良宽厚，《母教录》中也有多处体现。郑珍邻居有一姓何的苗族老人，是个贫苦的佃农，没有子女，住在牛圈边。嘉庆十八年（1813），郑珍随父前往山东长山县探望外祖父黎安理期间，姓何的老人生了重病，“病体发黄，声如牛吼，人无敢视者”，唯独郑母不嫌弃他，与何妻一起照顾他、喂他的饮食，直至其死，死后还帮忙安葬了他。还有一个居家离郑珍家较远的邻居，两父子都是篾匠，家很穷，住房十分简陋。一次，篾匠父子俩都生了重病，而且儿子病得更重，旁人没有敢去他家的。郑母听到此事后，拿了三升米，带着郑珍前去探望这一家人。当郑珍母子进屋时，他的儿子已面无人色了。郑母抚慰回家后，立即催促郑珍的父亲郑文清去他家把脉治病。不久，那家父子俩的病都好了。除此外，每有讨饭的到郑珍家，郑母总要给予，不让讨饭人空手离家。

郑母对老人是非常孝敬的，如她的父亲得脾病两年，她每天都要捡柴烧火给他煨药三次，细心周到地侍奉父亲。《清史稿》中对郑母也有“事祖姑（丈夫的祖母）及姑（婆母）能得其欢心”这样的记载。

郑母的种种高尚品行，对郑珍个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郑珍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勤劳善良、同情贫苦人民的品德，这在他以后所著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

当时邻里对郑母的评价，莫友芝曾作过这样的记述：“溪东西居人咸称‘郑家三姑’，咸曰‘三姑贤’。每出，妇人男子见者咸趋进，起居三姑，咸愿得三姑过其家。老者亲三姑，少者肃三姑。”

对郑母，莫友芝本人更作出了“岂惟女宗，盖有儒者风焉。”这样的评价。所以郑珍在《母教录序》中说：“珍母黎孺人实具壸德，自幼至老，艰险备尝，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无我母，将无以至今日。”

民国时期遵义大儒、汉学家赵恺对《母教录》一书十分看重，他在“尝抱未见之恨，求之有年”中，忽于乡中人家得见此书，便“如睹景星庆云之快，乃假钞（借抄）而归之。因令诸儿女子各写一通，以时检阅。”

从《母教录》成书至今，郑母教育子女的言行泽益着多少后人。在大力提倡家庭教育的今天，《母教录》中的许多思想、方法仍然十分值得借鑒。至今，《母教录》仍不失为家庭教育的好教材，仍不失为家长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