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诗坛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

一．中晚唐的苦吟之风

有唐的三百年诗歌创作如百花争艳，流派纷呈。无论是初、盛，抑或中、晚，诗人们无不讲究诗艺，力求创新，以至于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与成就。如果我们将视角定在创作风尚上，不难发觉中晚唐虽存在浅切诗风，但诗人的苦吟风尚却较初唐、盛唐为普遍而浓厚。这种苦吟时尚，我们很容易在有关中晚唐诗人的诗歌创作评述以及诗人们自身的述说中找到大量的例子，从而更加明确这一苦吟之风的确实存在以及它的生动表现。

宋李颀噬古今诗话》云“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岂特我哉。。【一】葛立方借陈与义所言讲得更具体：“陈去非尝为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诗，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句句夜深得，心从天外归’、‘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之类是也。故选语皆工，得句皆奇。【二】其所说的唐人实际上乃偏重于中晚唐人而言，原文所引的诗句乃出自李频、方干、卢延让、刘昭禹等晚唐诗人。欧阳修对晚唐人有异手盛唐人的这种苦心作诗之风也早有揭橥，他尤以唐末周朴为例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三】周朴这种“月锻季炼”的苦心作诗的态度在晚唐确实极为典型，《唐诗纪事·卷七一》记其苦心为诗及其对待诗歌一丝不苟的态度云：“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欣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日：‘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蔓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径往告卒日：‘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骑驴子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急遽随其后，且行。土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日：‘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周朴这种入魔似的苦·思以及为纠正一字之误而追人数里的为诗态度虽不免迂腐，为人所笑，但我们却可领略到他作诗的苦心与认真。这种态度在中晚唐诗坛上并非仅有，类似的诗坛佳话，典籍中多有称述。最为著名的贾岛“于驴上吟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初欲着推字，或欲着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作推字手势，又作敲字手势”而不觉冲撞韩愈的故事【四】且不论，即如“贾岛诗如‘鸟从井口出，人自岳阳宋’，贯休‘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皆经年方得偶句”【五】之记载，亦可见中晚唐贾岛、贯休．的冥思苦搜之风。更为有趣的诗坛佳话可推晚唐“一字师”的故事：“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撰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日：‘数枝非，早，不若二枝则佳。’齐己瞿然，不觉兼三衣口口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六】张迥，少时苦吟，……有【寄远》诗曰：‘锦字凭谁达，闲庭草又枯。夜长灯影灭，天远雁声孤。蝉鬓凋将尽，虬髯白也无。几回愁不语，因看朔方图。’携卷谒齐己，点头吟讽无数，为改‘虬髯黑在无’。迥遂拜作一字师。”【七】唐诗纪事·卷六七》载王贞白以《御沟》诗呈贯休，中有“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字干掌中。逡巡，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泽’。休将掌中字示之，一同。”此“一字师”的故事还有《郡阁雅谈》所记的郑谷改齐己“别下着僧床”为“别扫着僧床”等事。“一字师”之事虽不无雷同之处，但这一现象却清楚地表明了不少晚唐诗人极为重视诗艺、诗境而不苟一字的苦心为诗的态度已形成风气，并为人频频乐道。

更为直接记述诗人苦心为诗状况的还可以举中晚唐诗人孟郊、李贺、张枯为例。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八】记孟郊任溧阳尉后，“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经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岩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弛废。”故{新唐书》本传称：“郊为诗有理致，最为（韩）愈所称，然思苦奇涩。”李商隐噬李长吉小传》【九】记李贺“能苦吟疾书”，“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日：‘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宋李纲《读李长吉诗》有感于贺之苦吟日：“长吉之乐府，字字皆雕锼。骑驴适野外，五藏应为愁。……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张枯虽倜傥风流，但作起诗宋却同样呕心沥血：“枯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华，岂恤汝辈乎!”【一零】孟郊为作诗而苦吟终日，以至废弃政务；李贺为作锦囊之句而令其母有“呕出心始已尔”之虞；张枯则因苦吟而置妻孥于不恤，这些记述都逼真地刻划出中晚唐诗人的苦吟之风。

出自他人或后人的间接评述固然可让我们领略中晚唐诗人的苦吟风概，但更有力的明证则是其时众多诗人的自白之言，我们不妨引述若干以见之。孟郊云：。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一一】贾岛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一二】薛能云：“千题万咏过三旬，忘食贪魔作瘦人。行处便吟君莫笑，就中诗病不任春。”【一三】方干云：“才吟五个字，又白几茎髭。”【一四】卢延让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一五】齐己云：“还怜我有冥搜癖，时把新诗过竹寻。”【一六】郑谷云：“夜夜冥搜苦，那能鬓不衰。【一七】裴说云：“莫怪苦吟迟，诗成鬓成丝。”【一八】杜荀鹤云：“苦吟无暇日，华发有多时。”【一九】崔道融云：“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猿袅树声。”【二零】林宽云：“天寒千尺岳，颔白半联诗。”【二一】如此之类自白，举不胜举，在中唐，特别是晚唐诗人中，颇为普遍。于此可见，不管是他人、后人的记述、评论或是诗人的自白，中晚唐诗人的苦吟之风确实存在，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与苦吟之风干现象有关的若干现象

不容置疑，中晚唐存在明显的苦吟风尚，但与此相关，我们还可以察觉到若干现象。

其一、就有唐而言，人们对这种苦吟之风的记述与自白，中晚唐较初盛唐为多，而晚唐似比中唐更为普遍，其苦吟之风似更为浓厚。

其二、苦吟诗人尽管也有显达者，但相较而言，一般职卑位低，更多的还是未仕之举子、士人、隐士、处士与僧徒。在著名的苦吟诗人中，孟郊、贾岛、李贺、卢仝、方干、杜荀鹤、喻凫、曹松、齐己、储嗣宗、无可、周贺、周朴、尚颜、张枯、李洞、裴说、李昌符、刘得仁、李山南、缪岛云、张迥、李韶、任蕃、周繇等众多诗人皆是此一类人；即如。词意入僻”【二二】的苦吟诗人卢延让，虽仕至刑部侍郎，但那也是在唐亡之后，其早年的苦吟则是在他屡举不第、落拓名场时。

其三、与苦吟诗人的地位、身份相关，苦吟诗人多为贫寒穷窘之士。典籍诗文中有大量的关于他们贫寒穷窘的记述。即以《唐才子传》一书而言，即谓周繇云：“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记庄蕃云：“榜罢，进谒主司日：‘仆本寒乡之人，…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蕃，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日也?，”记贾岛云：“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记李洞云：“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又谓!，“周朴山林之癯，槁衣粝食，以为黔娄、原宪”；“（孟）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广……多伤不遇，年迈家空，思苦奇涩，读之，每令人不欢。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皆哀怨清切，穷入冥搜”。诗人杜荀鹤亦自诉云，“四海无寸土，一生唯苦吟【二三】、“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二四】裴说亦自云，“粝食拥败絮，苦吟吟过冬”。【二五】这一现象使《雅言系述》的作者有“苦吟固穷”之说，并为此借王元诗悼苦吟诗人李韶云：“韶也命何奇!生前与世违。贫栖古梵刹，终着旧麻衣。雅句僧抄遍，孤坟吊客稀。【二六】宋张文潜亦致慨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二七】其所举孟、贾二人均为苦吟诗人，可见苦吟诗人与穷困之间的某种关系

其四、苦吟诗人多有瘦弱早衰者。早在盛唐时，即传有李白戏杜甫诗“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二八】；杜甫亦有“知君苦思缘诗瘦”【二九】之说。将苦作诗与瘦衰病连在一起讲的，中晚唐时就屡屡可见。如薛能云：“狂瘦未曾餐有味，不缘中酒却缘诗。”【三零】裴说云：“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三一】郑谷云；“夜夜冥搜苦，那能鬓不衰。【三二】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三三】陆龟蒙云：“只贪诗调苦，不计病容生。我亦休文瘦，君能叔宝清。”【三四】“永夜更呻吟，空床但皮骨”。【三五】《巩溪诗话·卷一零》亦涉及这一现象云：“山泽之儒多癯，诗人尤甚。……乐天云：‘形容瘦薄诗情苦，岂是人间有相人。’又云：‘貌将松共瘦，心与竹俱，空。’李商隐‘瘦尽东阳姓沈人，，掉头拈髭之苦，岂有张颐丰颊者哉!”这一现象颇有道理在，汉代的桓谭早已认知，曾记杨雄谓：“‘成帝时，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三六】唐苦吟诗人多英年早逝，方干之“日夜役神多损寿，先生下世未中年”【三七】，亦即有见于此。

上述四端虽难于作精确的说明，但它却确实存在。而何以如此，自应有其道理在，此不洋沦。

三．苦吟之风的成因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苦吟在诗歌创作中早已有之，并非肇自唐代或中晚唐，但应该承认，如上所述的苦吟之风在中晚唐时更为普遍而浓厚。那么产生这一创作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唐后会出现这一日趋普遍而浓厚的苦吟之风?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今仅择论其中之数端：

其一、在诗文创作中，古代文论家早就有创作时应“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三八】的凝神苦思的主张和“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追求。同时，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特别是近体诗的日臻成熟、完美，各种讲究诗艺、诗格的诗论著作应运出现，至唐而趋盛，如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上官仪的《笔札华梁》以及六对、八对之说等。《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云：“（周）颐、（沈）约以降，（元）兢、（崔）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至盛唐，随着近体诗的最后完善，这种讲究诗艺的著作至王昌昤而达到极盛。他讲究诗艺的著作有《诗格》、《诗中秘旨》，其中论诗人创作构思的有三境、三格之说，讲究诗的章法句法的有十七势，如“含思落句势”、“理入景势”等。王氏论诗特重苦思立意，云“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三九】这种对诗境、诗意、诗格、诗势及对立片言为警策等诗艺的讲求与实践，杜甫可谓是集大成的实践者。为了达到“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四零】的造诣，他苦心推求诗律，锤炼诗句，自云：“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四一】、“文律早周旋【四二】、“遣词必中律”【四三】、“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四四】、“晚节渐于诗律细”【四五】，真是达到了“颇学阴何苦用心【四六】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王昌龄、杜甫均是盛唐作家，他们在文论与诗歌上的上述主张与创作实践均对中晚唐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文论上宋说，即有中唐前期皎然的《诗式》及《诗议》。皎然论诗，注重体势、作用、声对、义类，同时也主张苦思，曾针对“不要苦思论”云，“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四七】。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探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冥之思。。【四八】皎然的这一苦思主张实际上是受了王昌龄的影响，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创作态度，并与王昌龄，杜甫等人关于诗歌创作的主张与实践一起影响于中晚唐诗人，促成苦吟风气的形成。

其二、诗至盛唐，已达极至，中唐诗人在极盛之后求发展，则需别创途径。此诚如清代毛先舒《诗辨坻》引谭友夏所言：“诗家变化，盛唐已极，后又欲别出头地，自不得无东野、长吉一派。”赵翼亦谓：“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四九】如前所论，杜甫为诗已苦心惨淡经营，故有谋篇造句遣词之神奇，而这又经韩愈之开拓，元稹对其“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见近”【五零】之推崇，加上当时其他社会风气之促进，遂有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人的别开奇险怪异、瑰诡苦涩之诗风。而这一诗风之形成，当然少不了诗人的苦心搜奇抉异、冥心于诗境诗意以及遣词造句的推求锤炼。如孟郊为诗，“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五一】，以至“刿目沭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贤；神施鬼设，间见层出”。【五二】经中唐这些诗坛巨子开山辟路的努力，遂形成风气，并影响后来的如张枯、李洞、周朴、周繇等等中晚唐苦吟作家，使他们在这一风气下继续去努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