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门以提升生命境界为主旨的学问。在佛教看来,这个世界包含有情世间和器世间。器世间由物质现象构成,而有情世间则由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共同构成。尽管如此,生命的本质却是一种精神现象。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精神境界的不断净化与提升。

在世界观上,佛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唯心论。实际上,这是就提升生命的境界来说的。如果是就认知世间来说,佛教则更倾向于是唯物论。在《大乘百法明门论》中(下面简称《百法》),将心法分为八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也就是这八种识承载了生命的精神主体性。它们再与根身相结合,便构成了完整的生命。所谓提升生命的境界,即是在末那识和阿赖耶识上用功;而所谓的认知世间,则主要是在前五识及第六意识上用功。

谈到认知生命、认知世间,便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那么佛教如何认知生命?又如何认知世间呢?本文先来看看认知世间。《百法》中在介绍完八种心法之后,紧接着介绍五十一个心所有法,具体分为六位:五遍行、五别境、十一善、六烦恼、二十随烦恼、四不定,这里先看五遍行。所谓“五”主要是指作意、触、受、想、思五种心所有法;而“遍行”的意思是这五种心所有法能够遍三性(即善性、恶性、无记性)、八识(即八种心法)、九地(即欲界中的五趣杂居地、色界与四禅相应四地、无色界与四定相应四地)、一切时(即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时间)。由此来看,在五十一种心所有法中,这五种是最为普遍的了,故称“遍行”。

那么这五种遍行心所有法有着怎样的内涵呢?首先来看“作意”,窥基大师注解:“言作意者,谓警觉应起心种为性,引心令趣自境为业。”换句话说,“作意”就是要激活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田中的种子,让激活之后的种子能够遇缘起现行。第二个是“触”,窥基大师解:“令心心所触境为性,受、想、思等所依为业。”一般来说,根、境、识三和合,如六根对六境,再加上被激活的相应的识种子,那么“触”方能生起。第三个是“受”,窥基大师解:“领纳顺、违、俱非境相为性,起欲为业。”“触”后便能生“受”,面对顺的境界,起乐受;面对违的境界,起苦受;面对俱非的境界,起舍受。当“受”生起来的时候,便是相应的业种子感果的时候。善业种子感生的是乐果;恶业种子感生的是苦果。第四个是“想”,窥基大师解:“于境取像为性,施设种种名言为业。”面对引发苦乐舍三受的境界进行取像,并能够给这些境界安立相应名言的便是“想”,这也是新一轮造业的开始。第五个是“思”,窥基大师解:“令心造作为性,于善品等,役心为业。”也就是说,“思”能够对已经安立种种名言的对象进行审虑(即审虑思),并对如何应对下一个决断(即决定思),并付诸于言行(即动发思)。此时,心中怀有善法,所造即为善业;心中怀有恶法,所造即为恶业。而这些新造作的业种子,便重又汇集于第八阿赖耶识。如是往复。

上面介绍了五遍行心所有法的内涵。那么此五遍行心所有法与认知世间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需要说明,尽管这五法能够遍八识,但起作用之显着者,则主要在前五识及第六识。前五识所对的境界,主要是外在的器世间,并将摄取的信息,传递给第六识。前五识唯有依靠第六识,方能生起分别各自所缘境界的作用。因此,五遍行心所法生起的过程,便是了知世间、应对世间的过程,或者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对世界的认知,都要求尽量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避免认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客观认知的程序是:第一、选择认知对象;第二、对认知对象进行细致观察,并如实记录观察得到的信息;第三、对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与综合,并得出认知的结果。其中第一步对应五遍行心所法中“作意”;第二步对应的是“触”、“受”和“想”;第三步对应的是“思”。通过这几个步骤,也就完成了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过程。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一改中世纪神学家们过分强调信仰、先验和形式的弊病,提出了重视理性、经验和内容的探索方向,从而让人们的思想从僵化的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热情,并在随后的三四百年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增强了人类利用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可以说,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思想界的状况,远不如当时尚处于唐朝和宋朝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得活跃,但文艺复兴却成了两种文明的分水岭。在那之后,西方文明逐步上升;而东方文明却逐步下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变革,首先不是世界观上的,而是方法论上的。后来等人们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于是世界观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所谓的神造的唯心的世界观,到自然进化的唯物的世界观。

换句话说,方法论的改进,是西方文明进步的关键。文艺复兴中,无论是以但丁为代表的文坛三杰,还是以达芬奇为代表的艺术三杰,乃至于开启近代科学以研究天体着称的哥白尼和布鲁诺,以及以研究人体着称的塞尔维特和维萨留斯,可以说他们内心对神的信仰,丝毫也不比那些神学家们来的更为衰弱。但对于如何更好地认识上帝,以及更好地认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与人类,他们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方法,不但尊重所观察到的事实,并从这些可靠的事实中得出合乎理性的结论。因此,关于上帝,以及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类生命自身的知识,迅速地丰富起来了。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上帝在人类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意义,也在逐渐的发生变化,从人格化的主宰万物的神,到自然法则或者规律的代名词。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自己认识外在事物的能力,得到越来越强烈的肯定。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对复杂现象的观察,到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提炼,人类逐渐把握了认识外在事物的途径和规律,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可以说,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富足。所有的这些,都是值得可喜可贺的地方。但让人警醒的是,由于人类欲望无限制的增加,使自然界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负担;由于人类欲望无限制的增加,也使人类社会自身经历着更大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现在何处呢?问题出现在对所谓“客观”的介定上。也就是说,人类的认识活动,无论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类自身的烙印。对这一点忽视或者视而不见,将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联系上面所提到的五种遍行心所,对于完善科学认识论当有如下三点益处:

一是“作意”,这个关系到人类认识活动的出发点。因为“作意”所警觉的是心田里的种子,而这种子有善与不善之分。所以,尽管人们都希望认识活动尽可能地客观,可是认识活动的主体毕竟是具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这给认识活动本身赋予了一种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导向。一般来说,善良的出发点,总能带来善良的结果;不善的出发点,总能带来不善的结果。爱因斯坦将人类认识活动背后的动机,归纳为三类:一是出于对个人雄心壮志的满足;二是为了纯粹功利性的目的;三是渴望见到先定的和谐。很明显地,在爱因斯坦看来,前两者的动机总不如第三个来的崇高。

二是“受”,这个关系到人类在认识过程中的好恶取舍。常人总是有各种好恶的情绪,对于喜欢的东西,总希望能如期而至,或者多多益善;对于讨厌的东西,总希望能纵然消失,或者越少越好。希望得到的东西,往往增加了人们的贪欲;希望消失的东西,往往增加了人们的嗔恚。而事实上,人们的欲望总是满足不了的,越想满足,想得到就会越多。最后,这种欲望就会成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主宰,从而偏离初衷。科学研究,最初出于的是信仰的需求;后来是出于改善人们生活状态的需求;再后来,就成了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科学因此不再崇高。

三是“想”,这个关系到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总体原则。通常状况下,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其要求往往都是很具体、务实的,这自然有其固有的优点,但同时也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比如,让人窒息的琐碎,乃至于出现以偏盖全、以假乱真等,这给人类的认识活动,带来了不少曲折。也就是说,人类往往被一套相对局限乃至病态的名言体系所束缚,从而使随后的理性认知无法摆脱病态的阴影。在这方面,对于古圣先贤所提供的一些总体性认知真谛,当被牢记于心。比如,佛陀对于人世间深刻的洞察: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变化的,因此成立无常相;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观待而存在,因此成立无我相。这都是一些能够经受起时间考验的真理性的认知,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人们在面对境界取像时,通常都是颠倒的、错误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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