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历史上的佛教（下）

兖州历史上的佛教（下）

（二十一）行全·德友·海印

民国间喻谦编的《新续高僧传》卷十七有一篇《元兖州布金山大云寺沙门释行全传（德友）》，记载了一位兖州高僧和他的弟子：

释行全，姓房氏，清河人也。生有宿慧，既长，受具戒于州之广教院。历游讲肄，通晓律义。创刻宗门碧岩经律文字，往来奉高山中，宴坐天胜寨上，默究玄理。兖州节度左副元帅张进遂兴葺布金山之大云寺，请主席焉。全至，扇厥清风，法化大行，落发弟子二十有五人。中有德友者，兖州双村王氏子也。元时盗起，避地泰山，闻全驻锡天胜，即往炷香。既蒙示及，去师不远，因于师子峯下绝节育道。或三日一飡，五日一饭，若此者三稔。忽闻鸦鸣而悟。入曰：“从今后更疑着天下老和尚鼻孔也”。晚岁辞退，复还乡井。时称其来如着衫，去如脱屣云。

后来从网友处得到了福汴撰文的《全公律师行状碑》碑文，对比之后发现，前者文字大部分取自碑文，但无“闻鸦鸣而悟”等事。碑文叙行全生卒及事迹较详，有重要文献价值，故不惮繁琐，全抄如下：

泰安奉符县第六乡埠上保布金山大云禅院通慧大德行全律师行状

东原龙兴福汴述并篆额

师讳行全，清河大姓房氏子也。生有宿慧，既长，耻为世俗之所埋没，遂决意出家。年甫二十，事本州广教院总持大德荣公律师。落发受具戒于承安二年。自此历游讲肆，通晓律义，以有德量器业为众所推服，尝摄本州都纲司事，素非其志也。河朔自兵乱以来，所至僧居佛宇罕有完而全者，师尝慨然为一发心，即其乏主荒闲，福昌、华塔、大云寺之三故基，于再数年间，经营缉构，铢积寸累，诱化官民，输财借力，而卓然卒见其成功。并□像设严备，肃于瞻仰，又创刻宗门碧岩经律文字，板置诸广教常住，其为利益不为不多矣。于是师之行益精，名益闻，四方之人益信慕焉。师虽平居戒律精苦，仍于教外宗风已尝，以经淘汰，为诸方尊宿所尝许可。壬辰癸巳间，往来于奉高山中，结茅宴坐于天胜寨上，默究玄理，山中人一时归向。大云之复兴也，盖缘于兖州节副镇国张公众天胜诸官之命。师主持兴缉，以至于今，规模壮丽，云峰掩抱，幽胜殆为一方林泉之冠。师春秋已高，复远乡井，以山门院事托付门人德友住持增修。岁辛亥三月有六日终于受业之广教，世寿七十有五；僧腊五十有一。门人奉遗命以全身立塔瘗之，送葬者千余人，皆不胜感慨。落发弟子二十有五人，内德友者，持师之行焉，鄙文欲置于石井，载其师资接见机缘，契证之语甚多，可谓克家之子，青出于蓝者也。铭曰：

□莹无痕，珠明脱翳；出现□□，照临浊水。传道利生，惟师有以；∵七十五年，顶天立地。生无所惭，没无所愧；来如着衫，去如脱屐。一句临行，∵分明举似；万里无云，青天霹雳。

功德主故镇国上将军兖州节度副使左副元帅张进

□□□□丙辰年申午月乙未日∵∵竹林逸民毕甫周书丹

按碑文叙行全金承安二年（1197）二十岁落发出家，则其生当在大定十九年（1179）。卒于辛亥，即蒙古宪宗蒙哥元年（1251），其时金已亡十七年，但尚无元之国号；并且，行全的大半生是在金朝度过，称其元释不甚确切。此姑仍《新续高僧传》之旧而已。

布金山在泰山西南方向，今属肥城境，据说唐李白诗《送王山人归布山》中的布山即布金山。大云寺在布金山之阳，据肥城市情网文物古迹栏，大云寺为隋唐古刹，初毁于民国年间，再毁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后文革中全毁。

碑文说“壬辰癸巳间，往来于奉高山中”，是指金亡前的二三年间，他们在泰山结茅清修。天胜寨在泰山扇子崖附近，其地形势险要，为西汉时赤眉军驻扎处。泰山游览网站介绍天胜寨，说“其北有仙阳洞，元初僧慧通、行全结茅于此”，与此正相符合。

关于兖州节度使张进，查不到任何资料，要之，他是当时兖州最高地方长官。

碑文说行全“创刻宗门碧岩经律文字板，寘诸广教常住”，其中的“碧岩”或指《碧岩录》，此书为北宋克勤所撰，克勤为禅宗云门派的名僧，如是，则行全、德友皆其传人。德友闻鸦鸣而悟，说出“从今后更疑着天下老和尚鼻孔也”的机锋悟道之语，此宗禅门公案，也很值得注意。

《新续高僧传》中另一篇记元代僧人的是《元邹县大明禅院沙门释海印传》，云：

释海印，泰安人，居邹县大明禅院，幼有异征，常梦梵僧指示经中奥旨，一见了然。年长进具，偶事游访，便悟真如。一日，呼弟子，曰：“吾幻身非久住世”，书偈毕，端坐而化。三日，其貌如生，院上紫雾光明贯天际，邑人见之，称为真佛。

这段记载几乎没什么事迹，全是神话，也就不须评说了。邹县大明禅院在邹县的地方志书中亦未见记载。顺便指出，道教典籍中也收有海印传，见明奎志隆撰《岱史》卷八，编入万历正统《道藏》，只是文字中把与佛教有关字眼删除了。

（二十二）金代告山寺

上文叙法赟“得法于告山明和尚”；而他本人也“出世住告山”，所以元好问称他是“告山赟禅师”。那么这个告山在哪儿呢？

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卷三《山水志》，宁阳县有：

告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告山之北有虎尾山，陪山与告山相直，其北有仙人洞。

检《明清宁阳县志汇释》卷六《山川》部：

告山，在县东北三十里，杨家庄北，东南为铁山。

又有：

蟠龙山：即告山之南峰也，形若蟠龙，故名。

以下用大段篇幅叙蟠龙山的风光。如：

上有玉皇洞，飞泉瀑布自洞中石壁落下，一泓清澈，甘逾玉醴。盈科出洞，曲折旋流。炼士引以浇灌花木，颇称幽概。洞外有紫薇高数丈，大可合抱，数百年物也。由山门东出，绝壁下石潭碧澜，四时不涸。稍东一小池，天然不假疏凿，植莲养鱼，傍莳杂花。前临藑崖邃壑，古藤虬偃，碧桃万株，每春日盛开，红锦被谷，凭崖弥望，恍如身在武陵源也……

以下叙述其古迹：

蟠龙山后，告山正峰之前，为群山交会之所。四峰对峙，中若虚堂，旧为观音堂遗址。东南十余步有泉，源源不涸。正北半里许为安乐滩，数泉滃出，泻流石上，有明翼城王撰《本空禅师碑记》。本空法名圆来，长清人，姓赵氏，出家于此，殁即葬焉。此地山水幽胜，为宁阳第一巨观，而旧志遗之，岂地之显晦，固自有时耶？

文中的翼城王，应即鲁庄王朱阳铸第五子朱当沄。他正德四年（1509）受封翼城王，由此可见到明代时告山上的佛寺尤未全废。以下又记陪山及其古迹：

陪山，东与告山相直，古将军堂奇迹在焉。告山东北里许，山麓蹊径旁有一黑沙石，高三尺许，阔五尺许，上有“将军堂”三字，每字长六寸余，阔五寸余，点画皆白色，不凹不凸，恰与石平，洵天然奇迹也。北有一大石，不知何人刻作人形。又有一石，刻“大定七年十月五日”。盖金时好事者为之。

从以上大段抄录的《宁阳县志》文字中，不难看出，告山一带不仅风光幽胜，是建设佛寺的绝佳去处；而且那里确有佛寺遗迹。如观音堂、本空禅师碑、将军堂、石人等。而大定年间的题刻文字，更明确无误的说明了那里在金代有过佛寺。

据《明清宁阳县志汇释》的编注者丁昭先生所作注释，告山今仍名告山。杨家庄今名北杨家庄，告山在其村西北。蟠龙山为告山之一峰，陪山今名皮山。告山、皮山其地今属葛石镇。按宁阳在金代为兖州所属四县之一，在州治嵫阳正北方向。告山距兖州城恐不足百里，而北距佛家禅林林立的泰山也不足百里，那里又风光幽胜，正是高僧大德修行的绝佳去处。告山的佛寺名称已不得而知，或者就是告山寺，至少在金代是繁盛一时的，法赟、福汴、明和尚等都曾卓锡于此，在兖州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估计是金末在蒙古兵的铁蹄下，名山古刹毁于一旦，此后遂渐渐被遗忘。正如《宁阳县志》编者所慨叹的：“岂地之显晦，固自有时耶？”

（二十三）碑刻中所见宋金元今兖州佛寺材料

1、∵∵故县村宋经幢

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卷六《古迹·金石》：

宋经幢，在故县春秋阁门内，天圣七年，正书。

按，春秋阁一般都是关帝庙的附属建筑，内塑或画关羽读《春秋》的像。而对关羽的普遍崇拜是明万历以后的事。故县春秋阁内既有宋代经幢，说明其地本为佛寺，败落后改为关帝庙。故县村在今颜店镇，天圣七年为1029年。

2、金大明寺半截碑

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古迹·金石》：

金大明寺半截碑在故县村，大定三年立，正书。

按，万历元年及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寺观志》均有“大明禅寺（二十四年本作大名禅寺），在故县村”的记载。老文物工作者孙华铎先生曾说过，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该村某墙上见有金代文告碑，或许即是半截碑。此大明禅寺与宋经幢是否有关？待考。大定三年为1163年。

3、∵∵元庆寿寺宝公寿塔记

《寰宇访碑录》卷十一：

庆寿寺宝公寿塔记，正书，至元三十年八月。

按，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古迹·金石》亦有此条，且记“在南关”。由此可知元代嵫阳有庆寿寺。未详在南关何处，亦未详宝公是何等僧人。至元三十年为1293年。

4、元重修正觉寺碑

《寰宇访碑录》卷十一：

邢安社重修正觉寺碑，李∵∵撰，朱景椿正书，大德八年九月。

按，明代两种《兖州府志·寺观寺》均记“正觉寺在东邢安社；”清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寺观志》则记“在西邢安社”。今新驿镇有型堂村和后寺村，《兖州县地名志》认为正觉寺应在此二村附近。大德八年为1304年。

5、元重修崇庆院碑

《寰宇访碑录》卷十二：

重修崇庆院碑，辛明远撰，姚炜正书，至顺三年十二月。

按，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古迹·寺观》记“崇庆寺在东邢安社”。《滋阳县乡土志》卷四记“在胡家营以南”。今新驿镇有胡家营村。至顺三年为1332年。此碑由姚炜书，他曾任监察御史、尚书左丞相，可见元代滋阳崇庆寺应是规模较大的寺院。

6、∵∵元重修重兴院记碑

此碑现存，藏市博物馆。原在新驿镇王堂村后，与金大定存留佛堂记碑并列，刊于至元四年（1338）年。碑文中说：

……兖州者，鲁国礼仪之邦也。州之西北五十里有奇，庄曰滕村，旧有梵宫。越亡金之季，□□□之南渡，垣墉圮坏，殿宇□颓，香火俱绝，所存者碣铭而已。乡耆人韩温、王禧、马旺等，因朔望造于斯庭……曰：馀乡村皆能兴其寺，吾乡何独不然也！至至大二年八月初告，遂倡其乡耆，诣于邢安正觉□□□□□□都纲智深，厥为宗主住持……

文中说“馀乡村皆能兴其寺，吾乡何独不然耶？”可见当时乡民兴修寺院被认为是很正当的要求。然而却不是说建就能建的，关键是在于创建寺院要有名额，还要有持有度牒的合法僧人做住持。所以乡民代表（乡耆人）“诣于邢安正觉（寺）。”乡民们到正觉寺是为了请都纲智深做新修寺院的住持。金代的滕村佛堂之所以成为元代的重兴院，或许是因为佛堂早已毁坏，没有了名额，所以新建的重兴院要作为正觉寺的子院存在，由智深“厥为宗主住持”，这才是合法的。

碑文充满了对智深的褒扬之辞，几近阿谀，如：

……来主其院，克勤克俭……绝尘俗，远货利，弃甘旨，亲有德。避恶如□蝎，就贤如芝兰，侧身修行，自朝抵暮……惟勤惟谨，百废俱兴……

文中称“都纲智深”。按清代都纲是府级僧官，《清史稿》：“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僧正司僧正，县僧会司僧会，各一人……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不知元代的都纲是何身份？智深既为都纲，为什么在正觉寺、且又能来重兴寺做住持？这都有关元代僧寺制度，值得研究。

（二十四）尊胜寺·道衍·佛迹图

尊胜寺为明代兖州寺院，但万历元年和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寺观志》均不载。在1995年兴隆塔南出土的一件《重修尊胜寺记》碑上，有：

兖州尊胜寺、兴隆寺并列而兹寺居前。明永乐间姚少师广孝曾游于此，制文锲碑，咏叹其盛，徘徊不忍去……

才使我们知道了这个寺院。碑刊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出土地距兴隆塔仅数十米，确是两寺并列而尊胜寺在前。

碑文中的姚广孝，即明初着名僧人道衍。道衍（1335—1418），字斯道，号天禧，又号逃虚老人，长洲（江苏吴县）人。十四岁出家为僧，是一个不甘寂寞极具功名事业心的和尚。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夺得皇帝宝座，道衍是最重要的谋士。《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说：“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

由于缺乏资料，无法知道道衍是什么时候来兖州的。如果他的《逃虚子诗集》、《逃虚稿》等书还有流传，也许可以查出些线索。现在只知道他是永乐二年受封太子少师，永乐十六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估计其来兖应在永乐十年（1412）前后。

《姚广孝传》说他：“帝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说明他即使功成名就之后仍拒绝放弃自己的僧人身份。由此可以推测，他到兖州时虽贵为太子少师，但一定是要以寺院为起居之处的。兴隆寺“殿庑门阶，规制恢宏”，自然是他盘桓的首选之处，游览近在咫尺的尊胜寺并制文咏叹也就顺理成章了。道衍咏叹尊胜寺的碑刻，不知道今后有可能被发现吗？

也是在兴隆塔附近，1994年出土了一件题为《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的石碑。碑上部刻佛迹图，两只脚上刻满了***、宝螺之类的“轮相”。碑下部为文字，已残去大半，每行仅存三四字，笔者已经根据有关资料复原出了残去文字，其内容一为《大唐西域记》卷八“摩揭陀国故宫北石柱”一条中关于佛迹的记载；一为《太平广记》卷九十二《玄奘》一条关于玄奘西行途中受《心经》的记载（详见拙稿《兖州历代碑刻录考》中该篇，待刊）。最后的年款仅存“大明永乐”四字。

所谓佛迹就是释迦牟尼的足迹，是佛徒崇拜的圣物。有关佛迹的记载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都是在某一地点，不便于信徒的膜拜，于是佛迹图绘画便应运而生。据记载，国内最早的佛迹图刻石在陕西铜川玉华宫，是玄奘从西域带来的。后来流传到了日本、韩国等地，日本奈良药师寺有刊于天平胜宝五年（相当于唐天宝十二年，753）的佛迹图。国内北京五塔寺、河南嵩山少林寺、浙江宁波阿育王寺、陕西西安卧龙寺，都有佛迹图刻石。其中西安卧龙寺的佛迹图刊于洪武二十年，与兖州佛迹图画面相同，文字中关于佛迹的一段基本相同，只是兖州碑上多了有关玄奘的一段。可以认为，兖州佛迹图碑是以陕西卧龙寺碑为祖本的。

永乐年间道衍的来兖州与差不多同时的佛迹碑，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无疑都是兖州佛教史上的材料，因综合叙之。

（二十五）两部明代《寺观志》

明万历元年由四明包大爟修的《兖州府志》卷四十八和万历二十四年由东阿于慎行编的《兖州府志》卷二十五都有《寺观志》，记兖州府所辖各县的佛寺道观情况。两志前各有小叙，从中颇可看出当时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和态度。

元年版叙云：

志寺观者何？释氏之徒崇祀释氏，于是有寺；老氏之徒崇祀老氏，于是有观。珍楼宝藏，晖暎梵宇；银宫金阙，雄峙福区。盖自王教衰而佛老盛矣。顾其福罪之说可警愚民；祈祝之场用增帝祉，臣子忠爱之忱，小民迁善之门，颇有资焉。岂可尽人其人而庐其居乎！国朝私创虽有明禁，其敕建古刹，皆设篆具官，颁牒开度。祖宗之制，又不可轻废……

二十四年版叙云：

夫自魏晋以降，二氏之宇遍溢寰区。至乃结瑶构琼、穷侈极丽，与皇居天阙埒其瑰壮，而不以为异也。斯亦王政之大蠧矣。然往往验之时和年丰。家给人居，则相与榷其馀财，以资福果；而不然者，方且颓废萧条，鞠为茂草，此亦盛衰之一候也。且也，琳宫梵宇，晖暎方隅，可以备祝厘，可以资眺望，可以建邑国之标，可以播川泽之气。故《礼》曰：有其举之，莫或废之，必有以也夫！虽然，府境寺院，所在如林，唯曲阜之境无之。崇正向风，不俟禁令，可以观圣人之遗教矣！而为吾徒者，乃或慕尚玄宗，游心内典，明取二氏之旨，缘饰经艺，以阴坏吾圣人之法，使入阙里之墟，亦可为汗颜矣哉！

两篇叙文都是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指佛道二教为“王教衰”的产物，是“王政之大蠧”；但又看到其存在自有其道理，而且还有一定的诸如警愚民、祝帝祉、资眺望之类的积极意义，韩愈那种必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见《原道》）的辟佛观点未免偏激。这种观点虽然折衷调和，倒也实事求是。万历元年的叙文中说到了当时的宗教政策：明文禁止私创寺院，设置管理机构，采取颁发度牒的办法，对僧人出家进行限制。二十四年版叙文还指出了曲阜县没有寺院这一特殊现象，认为是孔子故乡“崇正向风”的圣人遗教的作用。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曲阜县真的没有佛道寺观吗？回答应是否定的。唐代曲阜有九龙山佛教造像，金代的“三省同奉圣旨存留大乘之寺铸钟铭”的碑刻前文曾提到。明代有石门寺，等等。在整个社会都如痴如狂、尤其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的情况下，想让一个地方冰清玉洁恐怕也难。曲阜的寺院顶多是城内较少而已，府志实为自欺欺人。这反映了传统儒家面对佛教的拒斥而又无奈进退失据的尴尬。

元年府志卷三十五《官署志》“僧纲道纪司”：“府设僧纲道纪司，州设僧正道正，县设僧会道会，择有道行者授之以职，且关度牒，市牒亦国家济边之一助……曲阜无僧纲司，本府僧纲司在府治东兴隆寺内……”

两志均列出了兖州府所属四州二十余县的寺院名称（元年志曲阜尚有寿亭候庙、真武庙、玉皇庙等，二十四年志则干脆没有曲阜县条目）。下边以万历二十四年的《寺观志》所记为基础，参照万历元年本，录出滋阳县有关寺院的内容。前文曾引用者尽量从略。

兴隆寺：“在北门内大东街……殿庑门阶规制恢宏……今府县朝贺肄礼其中，僧纲司在焉。”

石佛寺：“在城北二里，内有圣水井。”按周元英《滋阳县乡土志》卷四《地理》说石佛寺“在琉璃厂南”，误。《兖州县地名志》在“豆腐店”条下记：“本村旧有石佛寺一座……”其说是。

诸天寺：“在南关之东，舞雩台西。”按诸天寺在今南大桥北偏东。现仍存一残破大殿，已坍塌殆尽，周围被民居包围。

洪福寺：在县西三十里嵫阳山，元至正间建。

东村寺：“在北高吴社。”按，元年版作束村寺，盖∵“东”、“束”形近致讹，但不知二者孰是，亦不知在何村。

罗家店寺：“在县北十二里。”按，今谷村镇有龙湾店村，在城北7公里，不知是其处否。

小梦寺：“在县西北六十里吴寺村。”按，此条为元年版寺观志独有。盖小梦应即今之小孟。

吴寺：“在县西北六十里。”按，元年版作“吴寺寺”。《兖州县地名志》小孟乡西吴寺条：“位于县城西北23公里……村内旧有普济寺庙宇一座……”

崇庆寺：“在东邢安社。”按，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寰宇访碑录》均记有《重修崇庆院碑》，《滋阳县乡土志》记“崇庆寺在胡家营以南”。今新驿镇有胡家营村。

正觉寺：“在东邢安社。”按，《寰宇访碑录》、《滋阳县志·金石》均记有《重修正觉寺碑》。《县志·寺观志》：“正觉寺在西型安社”，《兖州县地名志》新驿镇有型堂村，又有后寺村，说“村内原有古庙正觉寺一座……”，则寺应在其处。

万寿禅寺：“在西辛王社。”按，元年版作“在西辛王社古城”。西辛王社为今城西南王因黄屯一带，今黄屯镇有堌城村，不知是否。

孤村寺：“在北辛王社。”按《兖州县地名志》王因镇寺上：“据清康熙十一年版《滋阳县志》记载，城南十五里有孤村寺，建于明初。此寺规模宏大，坐落村北高阜上，解放初期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