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佛教历史及名僧

兖州佛教历史及名僧

市文化发展中心∵乔宇

兖州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不仅是孔孟儒学的发祥地，也具有灿烂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其中，佛教在兖州的历史最为悠久，并于此涌现出很多高僧。可以说，兖州的佛教地位在中国佛学史中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开始。

关于佛教初传兖州及兴盛时间，从整个中国佛教史来看，现今学界一般认为，约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东汉初年，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已有信奉佛教者。如，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后，佛教得到迅速传播。东汉时期，在山东也开始出现佛教传播的踪迹。据《水经注》卷23《汳水》条记载，在豫州即今河南及山东西南一带有佛塔建筑。桓帝时，平原隰阴（今山东临邑县南）人襄楷，从家乡到达京城，上疏抨击时弊，即曾引用最早的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浮屠不三宿桑下”等语句。可见，东汉后期今江苏北部及山东一带已经成为佛教流传中心之一。

兖州地处山东西南部，与豫州、徐州皆为近邻，又处在平原与徐州之间。因此，在周围三面各地皆有佛教传播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佛教在东汉后期可能已经传入兖州。

至南北朝时，兖州佛教十分盛行，官民之家出家众多，建寺造像成风。史载，北齐兖州大中正、骠骑将军羊烈“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可见，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羊烈即于兖州已建造尼寺一所。

1993年，兖州出土了北齐河清年间（562—565）造像记碑，碑文中：

以大齐河清三年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尼比丘尼之寺，率彼四众，奉为太上皇帝陛下、师僧父母，俾闰含灵一切有识。……又乃敬造阿弥陀连座三佛……

可见，北齐兖州民众在沙丘（即瑕丘，今之兖州）已有佛教造像历史。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汉为佛教初传时期，两晋南北朝为佛教发展兴盛时期，尤其是北朝，社会矛盾尖锐，民众为避徭役而大量出家，建寺造像盛行，这正是当时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北朝时期的兖州，正处于佛教发展兴盛时期，体现出北朝佛教发展的特点，出家、造像成风。因此，可说南北朝时期，兖州佛教即已发展兴盛，而不是隋代以后才在兖州地区发展起来。

其次是兴隆寺的始建时间。据《明一统志》记载，兴隆寺，在（兖州）府城东北隅。为唐朝建筑，旧名普乐寺。至明朝改名兴隆寺。万历二十四年修《兖州府志》则记载兴隆寺在北门内东大街，旧名普乐寺。隋文帝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为兴隆。总之，兴隆寺即普乐寺，普乐寺是初建时的名字。

又据《明一统志》称普乐寺始建于唐，万历二十四年修《兖州府志》称隋文帝仁寿二年建，《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雍正《山东通志》、乾隆《兖州府志》、光绪《滋阳县志》等沿袭“仁寿二年建”之说。如《大清一统志》记载：

兴隆寺，在滋阳县北门内。仁寿二年建，旧名普乐。宋太平兴国元年，改名。王禹偁有记。有古塔十三级，高峻入云，隋时物也。

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

兴隆寺，在滋阳县北门内。隋仁寿二年建，旧名普乐。宋太平兴国七年，改名，王禹偁有记。有古塔十三级，高峻入云，隋时物也。

雍正《山东通志》记载：

兴隆寺，在府治东北，本名普乐，隋仁寿二年建，浮图高十三级。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今名。有王禹偁记。

乾隆《兖州府志》记载：

兴隆寺，在城内东北隅。旧名普乐，隋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今名。王禹偁有记。

光绪《滋阳县志》记载：

兴隆寺，在城内东北隅。旧名普乐，隋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重修，改今名。宝塔高数十丈，耸立云表。有王禹偁记。

以上记载，大同小异。时至今日，兖州官方述及兴隆寺（普乐寺）始建时间者，均采用隋仁寿二年（602）说。如2008年10月8日，山东省文物局发布《山东省兖州市兴隆塔地宫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新闻稿，其中就说道：“山东兖州沇水”傍泗河，兵家必争，商贾云集。至隋鼎盛，始建普乐寺（兴隆寺、龙兴寺）、兴隆塔，塔因寺而得名，北宋嘉佑八年重修”。

但是，从我们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所谓兴隆寺（普乐寺）始建于隋朝仁寿二年（602）之说是错误的，建于仁寿二年的是兴隆塔，而非普乐寺。普乐寺在仁寿二年之前已经建立，更不用说其始建于唐朝了。

普乐寺最早被记载，是仁寿二年（602）隋文帝下令在兖州建塔安置佛舍利。隋文帝杨坚从小受到尼僧智仙的抚养，并得到外国僧人赠送舍利一包。隋朝建立后，文帝杨坚“归依三宝，重兴圣教”。仁寿元年六月，他下令在全国各州建塔三十座，以供养自己珍藏的舍利。这一次建塔三十州中，没有兖州。

仁寿二年（602）正月，隋文帝又下令，在全国再选五十一州，建塔供奉舍利，并命令四月八日午时，全国各州同下舍利，封入石函。

这一次，兖州名列其中，选中的佛寺就是瑕丘县普乐寺。事后兖州所上表云：

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谨即经营，以为函盖。初磨之时，体唯青质。及其功就，变同码瑙，五色相杂，文彩焕然。复于其里，间生白玉。内外通彻，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鉴人等镜。

文义是说，仁寿二年三月，兖州方面因为本地已有的普乐寺“最为清净”，因此选择在该寺建塔供奉文帝所送舍利，此塔即后来之兴隆塔。

对此，《续高僧传》也记载说：

释法性，兖州人。……开皇十四年，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召入京，住胜光寺。仁寿之年，勅召送舍利于本州普乐寺。

总之，佛教大概在东汉后期初传入兖州，南北朝时兖州佛教兴盛。在仁寿二年（602）三月兴隆塔兴建以供舍利之前，普乐寺已经建立。也就是说，兴隆寺的始建时间应该早于隋朝仁寿二年。

兖州在南北朝至隋朝时期佛教发达，还主要体现在这一区域活跃过有不少高僧，前文提到隋文帝四年（594）末至十五年初的东巡使这一地区的高僧进入京城，提高了齐鲁佛位。兖州高僧法性、宝安等参与了隋仁寿二年（602）分布舍利的活动。兴隆寺塔后来又安置于阗光正大师法藏从天竺取来的世尊金顶骨利，延续了舍利崇拜的文化传统。

法性在中国佛教史上可能并非兖州籍最有名的僧人，但对兖州来说却是最重要的高僧，因为他不仅为兖州人，还受命送舍利于普乐寺，是今兖州城中唯一留下舍利宝塔的重要寺院。

据前文所引《续高僧传》，法性少习禅学，在林阜岩穴等处修习头陀行，晚年又应召居大禅定寺，可以认定其为禅师。而其宗派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达摩（370-536）、慧可（487-593）系的禅宗，二是佛陀、慧光（469-538）、僧稠（480-560）、昙迁（542-607）系的禅脉。

开皇十四年（594）十二月，隋文帝东巡狩，昙迁从行。十五年春正月，至齐州，以岁旱祠泰山。由于昙迁力请，文帝下诏有一僧以上的山寺皆给公额，私度僧人允许贯名。文帝对于泰山一带的寺院特别重视，以皇孙河南王昭为神通道场即旧朗公寺檀越，齐王嗉为神宝道场即旧静默寺檀越，华阳王楷为宝山道场即旧灵岩寺檀越。文帝还委令昙迁搜简齐鲁名僧，来住京城。因此法性便是昙迁简选的齐鲁名僧之一，其与文帝、昙迁还京之后，便住在原为昙迁一系所建的胜光寺。

法性在胜光寺住了十二年，其与昙迁一系自然关系密切，虽然从年龄上讲，他应当长于昙迁，未必是昙迁的门人，但很有可能属于昙迁一系。

东魏、高齐之世，慧光一派势力最大，门下人才极多，其中十大弟子名扬天下，而以大统法上最为着名。慧光门下有大统法上，僧统昙遵，灵询、僧达（475-556）、慧顺、昙衍（503-581）等皆为僧都，任地方僧官者不计其数。当时不属此派者皆受压制，如号称“毗昙孔子”的慧嵩由于好以慧学法义凌压法上，便被徙于徐州，为长年僧统。

天台宗二祖和实际创宗人之一慧思（515-577）本来发愿遍历国内诸大禅师，学法习禅，然而在其三十四岁即东魏武定六年（548）到兖州界时，由于论义为诸恶比丘下毒，几至于死，因此下决心不再渡河至邺都。虽然慧思没有明确讲这些恶比丘是属于哪一派的，但当时只有慧光一系才有这种势力，因此慧思发愿不复北行，后来又南投陈国，都是为了躲避迫害。

达摩、慧可一系以头陀行而着称，但当时习禅者皆行头陀。从年龄和辈份上讲，法性有可能为慧可的门人，然慧可“卒无荣嗣”，门下并无为朝廷官府所重的名僧，而且这一派也屡遭迫害，因此法性更有可能属于在北朝及隋代势力极大的慧光一派。

虽然周武灭法对慧光一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其影响是短暂的，隋朝建立，文帝特别崇敬佛教，使得慧光一系很快便东山再起，甚至力量更大。在开皇七年（587）文帝征召入京的六大德中，明确属于慧光系的便有昙迁、慧远、洪遵三人，魏郡慧藏（522-605）精《华严》、《十地》，宗系不明，但肯定会受到慧光系的影响，宝镇为律师，也有可能属于以持律着称的光统一系，只有清河僧休属于道宠地论师北道。其中慧远、昙迁影响最大，尤其是昙迁，与文帝关系密切，文帝出行，经常请昙迁随驾，文帝有关佛教的重大决策皆与昙迁商议而后行。

文帝东巡使一批齐鲁高僧告别岩穴，入京受供，成为见诸史册的名僧，而昙迁则具体负责其事，并让他们入住胜光寺，如此一方面提升了齐鲁佛教的地位，一方面壮大了地论师的势力。

法性既是兖州籍高僧，又到本乡安放舍利，对于兖州佛教发展有重大贡献，特别是提升了普乐寺的地位，使这里成为安置佛舍利的圣地，并成为兖州最重要的寺院，也为后来宋代安置光正大师法藏从印度取来的佛金顶骨舍利奠定了基础。

据僧传，当时与法性同行者，还有法瓒等人。

法瓒事迹与法性十分相近，皆以头陀为业，并于文帝东巡时拔于岩穴，同住胜光寺，皆受命回本州岛送舍利，后又终于禅定寺。二人可能早就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为同门密友。

与二人同行者，还有宝积。

宝积为冀州惰县人，在今河北省景县。他居无定所，游方访道，也是头陀行者。齐亡之时隐居泰山，还周游鲁郡兖州，经历年所，看来也与兖州有缘。他与法性、法瓒一起入京，住胜光寺，并于仁寿元年（601）到华山思觉寺安放舍利，颇有灵异。他研精《大智度论》和《摄大乘论》，而昙迁为《摄论》名家，二人自然会有交流。

除法性、宝积外，当时参与分送舍利的兖州高僧还有宝安。

宝安为兖州人，安贫乐道，人所共敬，初从慧远（523-592）习《涅盘经》，得其宗领。慧远自年满受具之后，又从昙隐学律五年，其后专从法上（495-580）学法七年，其正式开法授徒当在天保四年（554）三十二岁之后。慧远长在讲肆讲经，并“随讲出疏”，但《涅盘疏》是例外，据慧远自述，当时作《涅盘疏》结束后，未敢依照《疏》讲经，发愿见到瑞相之后，才开始广泛宣讲，因此他讲《涅盘经》较晚，可能是在四十岁后。宝安从学慧远时间不详，既然能够“博究宗领”，为时自然非短。齐灭之时（577），宝安南逃陈国。隋朝建立，便回到北方家乡，闻远师在洛，即往从之，仍习《涅盘》，更得深义。自后相从，未曾分离，开皇七年（587），朝廷招六大德入关，慧远为其一．宝安亦随师入京。其时慧远名声最大，听学之徒，多达千人，其中不乏长老名僧，安排非易，宝安负责“讲会制约”，人无怨言，“登白”（灭罪圣人）称焉，这也表明了他在慧远门下的地位。

仁寿二年（602），宝安受命到营州黄龙城（今河北省朝阳市）梵幢寺安放舍利。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若有神助，顺利按期完成了使命。后来回到京城，不知所终。

宝安安放舍利的梵幢寺十七层宝塔即今朝阳北塔，此塔号称为“五世同堂”的佛塔，1988年维修时在天宫重新发现了隋代安放的舍利，并有众多珍贵的文物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宝安当年的贡献重现于世。

隋朝舍利分布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皇帝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分布舍利的盛事，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意义重大。在这一重大事件中，兖州籍僧人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对于兖州佛教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兖州地区的早期佛教传播主要属于北方禅学系统，这一系统的禅法对隋唐以后的中国佛教各宗派都有影响。东魏武定年间（543～550），北方大禅师慧思来兖州传授禅法，据宋代沙门志磐所撰《佛祖统纪》记载，慧思禅师从北齐慧文大师咨受观心坐禅之法后，“豁然大悟法华三昧，自是之后所未闻经不疑自解”，遂游行诸郡参访并宣讲禅法，第一站就来到兖州，时在东魏武定六年（548，慧思时年34岁）。在兖州宣讲禅法时，因徒众人品复杂，时生是非，“与众议论，为恶比丘所毒，垂死复活”。后“意欲南向，即舍众渡淮”，历经艰险，乃于陈光大二年（586）入南岳，中途一度应陈主诏请入住陈都建业栖玄寺十四年，又回到南岳弘法。慧思禅法与当时其他北方禅学的最大区别为，他受到慧文启发，以《法华经》为依归，通过持诵《法华经》而开悟“法华三昧”。潘桂明、吴忠伟在《中国天台宗通史》一书中指出：“慧思的禅学系统由于更加注重《法华经》的地位，所以在禅观上将功夫用于‘法华三昧’，而在教理上则重点阐述诸法实相。这大致相当于后来智顗止观学说的雏形了。”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后来的台宗僧人在叙述自身的宗派源流时，将慧文追认为“二祖建立中观北齐尊着圆悟大禅师”，慧思则为“三祖圆证法华南岳***止观大禅师”。

中国禅宗传至五祖弘忍（601-674）以后，遂分成南北二宗。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661年），弘忍为觅法嗣，乃命门人各呈一偈表明自己的悟境。其时上座神秀呈偈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亦作偈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将两偈比较，认为慧能的悟境高于神秀，遂将衣法密传给慧能，命他连夜南归。此后，神秀与慧能便分别以南、北二宗并行于世。后世因以南宗为禅宗传灯主脉，部分灯录中便称北宗之传人为“旁出”。神秀虽其所出法嗣弟子凡十九人之多，但其中最着名者为嵩山普寂禅师和兖州降魔藏禅师二人。以中华本土系谱序之，神秀为“五祖旁出第一世”，降魔藏禅师为“五祖旁出第二世”；追溯到天竺之系谱，神秀为“三十二祖（弘忍）之二世”，降魔藏禅师为“三十二祖之三世”。

宋代沙门赞宁等撰《宋高僧传》云：

释藏师，姓王氏，赵郡人也。父为亳州掾。稚齿寻师，居然慕法，而性好独处。谯多厉鬼持魅于人，藏七岁只影闲房、孤形迎野，尝无少畏。至年长弥见挺拔，故号隆魔藏欤。

兖州降魔藏禅师也有三位传人见于载籍，分别是西京寂满、西京定庄和南岳慧隐。另外，据《传法正宗记》和《禅灯世谱》等书记载，北宗嵩山普寂禅师门下，嗣法者二十四人，其一为“兖州守贤”，但其人的事迹未见记载。

作为南宋以来禅宗主流的临济宗也在兖州传承不断。如金元时期，有避兵南游，“嗣法虚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后蒙印可于临济一枝，亭亭直上，不为震风凌雨之所摧偃”的兖州龙兴（寺）汴禅师。直至临济宗南岳下第三十七世的兖州普济撝谦运禅师。清代超永编辑的《五灯全书》载有撝谦运禅师的语要，谨录如次以供参考：

师途行。僧问：“如何是佛？”师指牛曰：“黑的是牛。”又指羊曰：“白的是羊。”曰：“何得戏弄。”师日：“你适才问甚么？”曰：“如何是佛？”师曰：“黑的是牛，白的是羊。”僧有省。晚参。举女子出定云云。师曰：“文殊为甚出不得？因他是个文殊。罔明为甚出得？因他是个罔明。”卓拄杖曰：“世尊、女子、文殊、罔明，总被山僧缚作一束，抛向诸人面前。倘若荐得，许汝与拄杖子把手共行。”

客至上堂：“茅庵僻处白云多，古径年来客少过。老衲自惭非佛印，二公何事到山阿？所以道，象游狮窟，龙宿凤巢，非其人而不能入也。且道，将何款待？”遂卓拄杖曰：“聊剪岭霞五七片，漫烹潭月两三瓯。”

根据以上的历史记载，兖州地区自南北朝以来名僧辈出，传承不绝，与中国佛教各宗派都有渊源关系。

中国佛教明季以来逐渐式微，兖州佛教发展至清末民初，境内有寺院、尼庵32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有旧关村的华严寺（俗称二郎庙）。此寺于明代始住僧人，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有堂、殿、阁40余间土地千余亩，僧人70余人。后日渐衰落，至民国初年有土地百余亩，僧人10多人。境内其他寺院、尼庵规模较小，多为民宅四合院格局，每处有庙田不过一、二十亩，庙小僧少，通常一师一徒。1939年，中国佛教协会滋阳分会成立，驻华严寺。有信徒110人。1947年，境内有寺院、尼庵50处，男女信徒163人。

兖州境内各寺院、尼庵多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阎罗。较大的佛教节日有农历二月十五的涅盘节，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腊月初八的成道节。每逢节日，大的寺院均举办斋会。佛事主要活动一是化缘修寺院、塑佛像和维持生活；二是为丧户做道场，超度亡灵。

建国初，境内有僧人17人，比丘尼18人。后僧尼陆续弃教还俗，佛事活动停止，寺院、尼庵改作他用。1995年，尚有老年僧尼6人，其中男1人，女5人，由敬老院供养。

2008年8月，兴隆塔地宫实施维修加固工程，期间出土了“安葬舍利”碑刻、石函、鎏金银棺、金瓶、舍利、“佛牙”和玻璃瓶等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三件。兖州佛教、兴隆塔引起佛学界、史学界和文物考古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报道、介绍大量涌现，形成一股热潮。

2010年9月4日，兖州市佛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兖州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兖州市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正德法师当选为兖州市佛教协会会长。

2010年9月19日，兖州市兴隆文化园项目西区、东区开工仪式分别举行。兴隆文化园项目总投资15.2亿元，西区礼佛中心位于老城兴隆塔片区，以舍利供奉为主要功能，恢复重建兴隆寺，新建以舍利金瓶为原型的灵光宝殿，意在打造以佛教文化概念贯穿的公共建筑区域和闹市中的清凉地。东区位于东城区琉璃厂村旧址，将建成以佛教主题演艺和体验为主，穿插生态、水景、园林、建筑、文化景观五大元素的大型综合佛教文化体验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