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大相国寺

□∵虞云国《寻根》∵2005年第06期

《水浒传》对大相国寺着笔不多,但因鲁智深曾管过寺属的菜园,又在菜园里倒拔过垂杨柳,读者对其印象是绝对深刻的。小说写鲁智深初见相国寺道:

智深看见东京热闹,市井喧哗,来到城中,陪个小心问行人道:“大相国寺在何处?”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桥便是。”智深提了禅杖便走,早来到寺前。入得山门看时,端的好一座大刹。

接着,小说用“山门高耸,梵宇清幽”等百来字的骈文描写大相国寺。平心而论,这段骈文也完全能移用于其他大刹,倒还不如“端的好一座大刹”七个字,能为读者留下自由想像的广阔空间。

相国寺位于东京开封里城东南,南临汴河,山门前不远有座桥,正名叫延安桥,当地人习惯称为相国寺桥。相国寺前身是北齐的建国寺,唐睿宗时,为纪念他以相王即位才特地改名的。由于唐代就是大刹,吴道子在这里作过壁画《文殊维摩像》,杨惠之也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塑像。北宋诗人梅尧臣曾与学者刘敞等观赏过吴画杨塑,惊叹“金碧发光彩,物象生精神。岁月虽已深,奇妙不愧新”。

据说北宋立国不久,宋太祖就到大相国寺视察,在佛像前问陪同的赞宁应否跪拜,赞宁得体地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宋代统治者希望佛教尊其为“现在佛”,利用“过去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作为回报,相国寺便被定为皇家寺,皇帝在上元节来寺游赏成为惯例。宋太宗还亲赐御笔金字匾额,使大相国寺因帝王推崇而身价百倍。至于平时,皇帝巡幸大相国寺,在这里举行禳除水旱灾异的祈祷仪式,在郊祀等大礼后赴寺恭谢,更是史不绝书。君主的生日庆祝、忌日纪念等活动,辽朝使节进香礼拜,御赐宰执大臣的宴席,也多假相国寺举行。相国寺东南隅的罗汉院专辟了桂籍堂,成为宋代新科进士刻石题名的最佳去处,以新方式延续着唐代雁塔题名的雅事。总之,因地位特殊,以相国寺为场景和载体,演出了宋代许多轶闻趣事。时光流逝,这些轶闻犹如碎玉断金,散落在宋代野史笔记中。

据《东京梦华录》说,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高益、燕文贵、高文进、崔白都在这里作过壁画。高文进的《大降魔变相》后人赞为“奇迹”,他曾受命修复旧壁画,以蜡纸摹写旧作笔法再移至壁上,不仅毫发不差,而且尽得气骨。木工喻皓曾被誉为“国朝以来,一人而已”,他仔细研究过相国寺的全部建筑,认为其他自己都能胜任,惟有赞叹楼门上的卷檐无法企及,经常在其下观摩,“求其理而不可得”,叹为一绝。天圣年间,针灸学家王惟一铸造了两尊针灸教学用的铜人,铜人体内“虚中注水,关窍毕达”,针刺中穴位,即有水流出。一尊铜人放在翰林医官院,一尊就送入大相国寺仁济殿供人观摩。

相国寺的住持是由皇帝钦定的,也称得上名僧辈出,赞宁、宗本、道隆都是名动一时的禅师。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有个叫做惠明的僧人最善于烹调猪肉,一烧就是五斤,人们都把他住的僧院叫做“烧猪院”。∵连文坛领袖杨亿也常带着同僚上他那儿打牙祭,有一次对他说:“这烧猪院不太雅观,不如改为烧朱院吧。”于是,烧朱院就叫出了名。

相国寺也有过娶妻的和尚。有一位法号澄晖的和尚,娶的是一个艳娼,两人双飞双宿。每次酒醉,他就情不自禁地念叨:“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有一个无赖少年来谒,愿意埋单摆酒,只要让他一睹这位“梵嫂”的芳容,澄晖没同意。隔日,澄晖所居僧院的牌额蒙上了新纸,上面调侃地写着“敕赐双飞之寺”,估计是那少年的恶作剧。

大相国寺有庞大的寺产,神宗时仅本部就有六十四院,还在寺庙周边与京城内外经营着大量邸店、商肆、当铺与庄园。有个叫刘元嗣的富商,曾将一幅《十六罗汉图》典给相国寺和尚清教,却横遭干没,官司打到开封府,“清教辞屈,乃出原画”。相国寺在寺东好几坊都占有寺产,这些地方的商店铺面“每一交易,动即千万”,课租所得,便由官府与寺方分成。相国寺在开封东郊有不少“寺庄”,也是寺产的一部分。至于鲁智深看管的菜园并不在相国寺本部,小说交代在酸枣门外,离本部还是有些路程的,虽属于寺产,但因家大业大,只要他每天供应十担蔬菜,也就不在乎多余收入,全归鲁智深私人用度。

当时,大相国寺还是东京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颇有点类似近代北京的厂甸与上海的城隍庙。每月初一、十五和逢八的日子都开放庙市,供百姓交易,仅中庭两庑就能容纳上万人。全国到京城来销售或购求货物的人,都汇聚这里,连寺庙尼姑都来兜售自己的绣品,离职到京的官员也把任上搜刮的土特产拿到这里来变卖成现钱。真所谓“伎巧百工列肆,罔不有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当时人甚至把相国寺叫做“破赃所”,大概是说要找名贵赃物就得上相国寺。

据《东轩笔录》记载,古文家穆修晚年曾自印柳宗元文集数百部,拿到相国寺去练摊,有几个读书人拿起书翻阅,他劈手就夺过来,闭着眼说:“你们能读完一篇而不读破句,我就白送你一部!”当然,他最终没能卖出一部。而据《曲洧旧闻》载,黄庭坚在相国寺买到宋祁《新唐书》稿本,回去以后揣摩其改动字句处,“自是文章日进”。

相国寺佛殿两廊出售的赵文秀笔与潘谷墨,大受书画家的青睐。苏东坡盛赞潘谷墨“精妙轶伦,堪为世珍”,在京时是那里的老主顾。他死后二十年,流放海南时的行书手迹也流回到相国寺的书画摊上。这就难怪金石学家赵明诚频频光顾资圣殿门前的书画古玩摊,为其爱妻李清照选购一些碑帖。他当时还是太学生,有时囊中羞涩,典衣换钱再捧回自己的最爱,与清照“相对展玩咀嚼”,也是兴味盎然的。

在交易中,坑蒙拐骗也时有所见。黄庭坚亲眼看见有人在相国寺卖大葫芦种,开价不菲,为招徕过客,摊主还作秀地背着一个特大葫芦作为实物广告。人们竞相购买,来春却大呼上当,结出来的葫芦仍是小不点。

除了各项交易,大相国寺还有各色走江湖的。据《铁围山丛谈》载,徽宗即位前,多有吉兆,命人拿着自己的八字,往相国寺找人算命。有个叫陈彦的术士拒绝来人说:这不是你的命,乃天子之命。次年,徽宗果然位登九五。据说,陈彦后来官至节度使,也不必在相国寺练摊了。而据《东斋记事》,张士逊进京考进士时,曾与寇准同游相国寺看相,一个相士说:你们俩都能做到宰相。两人刚要离开,张齐贤与王随也转到了这里,这个相士大吃一惊说:一天之内居然看到四个宰相。这四人后来确实都入居相位,当时却相顾大笑而去,周围的人们都认为这个相士好作诳语。他的声誉就此倒了台,据说是“穷饿以死”,与陈彦相比结局可谓天地云泥。

一月五天的开市日,相国寺有各种游艺演出。真宗时,有一个轻薄子戏作《有教无类赋》说:“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即里城曹门)外,驴舞柘枝”,以相国寺前熊驴的杂技表演来嘲讽有教无类。另据《能改斋漫录》,“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也是大相国寺的传统节目。这些游乐活动,不仅与大相国寺融为一体,而且成为宋代东京市民生活的组成部分。难怪谏官常安民主张“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哲宗大为不满,差点将其免官。

当然,大相国寺的游乐活动以一年一度的上元赏灯最为壮观。《东京梦华录》有一段专记正月十六日开封官民夜游相国寺的盛况:

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并“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诗。其灯以木牌为之,雕镂成字,以纱绢幂之,于内密燃其灯,相次排定,亦可爱赏。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最耍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

孟元老亲历盛况的年代,与《水浒传》的描写大体在同时,堪称是大相国寺的巅峰时期。大约十年以后就是靖康之变,这座名寺也繁华消歇,满目悲凉。靖康元年岁末,相国寺成了啼饥号寒的难民滞留所,人数多达数万。金人占领了开封城,趾高气扬以胜利者的身份到大相国寺烧香礼佛。紧接着就是建炎南渡,大相国寺转归金国统治,孟元老只能在记忆中追怀它的昔日景况。

又过了四十余年,范成大出使金国,初见大相国寺,看到宋徽宗题写的寺额依然在山门倾檐缺吻之下,开市交易习惯虽然如故,但“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他感慨万端,写了一首诗:

倾檐缺吻护奎文,

金碧浮图暗古尘。

闻说今朝恰开寺,

羊裘狼帽趁时新。

大相国寺的一切,在范成大的眼里都“无复旧观”,他没有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初见这座名寺那样,发出“端的好一座大刹”的惊叹。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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