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乐山大佛的情缘

我与乐山大佛的情缘

□∵汪祖进《中华遗产》∵2007年第03期

2006年底启动的乐山大佛三维立体模型工程结束之后,乐山大佛的所有细节,包括外观、颜色等都已实现了数字形式的永久保存。这是全国首次在双遗产景区建立精确的三维立体模型,也是首次应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大型石质文物进行保护。

汪祖进就是负责这一工程的高级工程师。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摸大佛

鼻子的人”,很长时期曾与大佛“零距离接触”。应本刊之约,他撰文将自己与乐山大佛17年的情缘娓娓道来……

号称世界第一大佛的乐山大佛就坐落在乐山市东南的凌云山上,端坐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以“极天下佛像之大”而闻名于世,通高71米,距今有1200余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乐山大佛以人文遗产精粹和自然遗产的有机结合为特色,山水交融,与峨眉山遥相呼应,1996年12月6日,峨嵋山—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1989年起的17年间我先后五次亲近乐山大佛,亲身参与乐山大佛研究与保护的一些工作,我的事业乃至生活都和乐山大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常去乐山的几年,我也在关注乐山大佛,乐山的朋友都说我有佛缘。

我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我的确有着深深的大佛情结。

寻找大佛的秘密

我对大佛的认识,是从当年那部非常着名的电影《神秘的大佛》开始的。

那是一部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描写正义与邪恶较量的电影。由此我才知道在一个叫乐山的地方有一尊着名的大佛,非常雄伟、高大。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那时候正处于十年浩劫后改革开放初期,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很少,我对乐山大佛的最初印象仅仅是来源于那部电影的名字。

大佛究竟有多高?有多大?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大佛建造和保护的背后有多少故事?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神秘的。这种印象伴随着我很多年,也驱使我一直期待着能够亲身体验大佛的神秘,甚至希望亲手揭开大佛神秘的面纱……

1984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幸成为文物保护测绘队伍中一员,更由于我所服务的机构是中国国内最早从事文物保护测绘的机构之一,所以在我的文物测绘工作业绩中,一开始就可以罗列出一串响亮的名字: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等,它们后来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次亲近大佛,是在1989年。我因为参与原国家科委的课题《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而来到乐山,有机会目睹大佛的真容,倾听大佛已经诉说了千百年的“普渡众生”的宏愿。

我是一个人带着价格昂贵的设备先于我的同事们前往乐山的。在硬座车厢里经历了漫长的两夜一天之后,我和设备挤在面包车里又经过4个多小时颠簸,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乐山。匆匆放下手中的行囊,我打听了大佛所在的方向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去寻找大佛。出了凌云寺的大门,往左一看,不远处是大佛高出观景平台的那部分佛首的侧面。由于已是傍晚,天色有些暗,当我走近观景平台,才看清大佛的整个头部。“啊,这就是那神秘的乐山大佛!”,我在心里这样说。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和大佛近距离接触,发现在大佛的胸前正中部位,有一个用砖块封砌的洞,远远望去像大佛袈裟上的“补丁”,据说那是藏经洞。或许,那里就埋藏着诠释大佛“神秘”的全部答案。但那个洞历代维修时都曾打开过,所以那答案现在何处又为大佛增加了一个新的谜。我在九曲栈道顶端的观佛台上指着这个洞给我的同事看,他脱口而出,像钥匙孔!仔细一看,还真颇有几分像。冥冥中大佛似乎在说,只有第一个开启这个藏经洞的人,才真正掌握打开大佛神秘之门的那把钥匙!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又四次来到乐山,但大佛给我的神秘感依然存在。为什么要在乐山修建一座与山一样高大的大佛?为什么大佛是代表未来的弥勒佛而不是常见的现世佛释迦牟尼?大佛的手势是什么意思?这些疑问至今人们还在探索。

佛是一座山

站在乐山大佛的脚下仰视大佛之时,任何人都会被大佛的“大”所折服,无不为之震撼。权威数字显示,大佛通高71米,差不多有24层楼高。我小时候听说,上海有个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大概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物了。因为生长在农村,24层楼有多高也没有感觉。一个到过上海的人用生动的比喻来描绘,我至今记忆犹新:站在楼前看,帽子要掉下来!站在大佛脚下仰视大佛,恐怕头上的帽子也是戴不住的。

在乐山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生动地描述了大佛之大:“千尊佛,万尊佛,当不到大佛老爷一只脚”。古代的文人骚客惊叹于大佛之“大”,留下了诸如“极天下佛像之大”、“山亦佛兮佛亦山”、“大像谁凿与云齐”之类的名句,成为千古绝唱。还有一些数字从另一角度描述大佛之大,比如,大佛两大腿之间的平台有200平方米之大,能摆20桌席;大佛脚背面积有60多平方米等等,都是一种极为通俗、有趣的描述。

大佛之大,也令我无比感叹,因为在很长的时期我曾与大佛“零距离接触”,并一度自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摸大佛鼻子的人”。1989年底,我二上乐山,做春夏之交未完成的工作。因为技术设计的需要,我身背保险带从佛首下到佛脚平台为近景摄影测量工作贴像控标志点。当我站在佛顶,俯视佛前平台的游人,人是那样的渺小;江面上一条小船顺流飘过,真的如一片小叶子。同事给我拍了在佛身上工作的照片,我犹如落在人脸上的一只飞虫。我有1.80米的身高,可直立于大佛的耳孔里,你可以想象大佛的耳朵有多大。

这么一座“极天下佛像之大”的大佛的建造,该是一件多么巨大、浩繁的工程啊。工程的设计、构思、组织和实施等,就是放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一项具有极高难度的大工程。如此大体量的石像雕凿,能够成就今天这样一个端坐于三江汇流处的艺术瑰宝:巍巍大佛面对峨嵋三山,背负凌云九顶,雄壮崇高、肃穆庄严、匀称稳重、气势磅礴,其博大超凡的构思气魄、精巧复杂的施工技术、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坚韧牺牲精神,令我敬佩不已。

在如此宏大的建造工程中,建造者们还巧夺天工地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如大佛身上的排水系统的设计,构思巧妙。在大佛头上的几层发髻之间,巧妙地隐藏着头部的排水沟;大佛胸部的袈裟衣纹就巧妙地兼做排水沟;在大佛颈部及身部的后方有两个贯穿的廊道,据考证,它们是大佛排水系统的组成部分,当大佛背后的山体有水从大佛方向渗出时,排水廊道就起到收集渗水并向大佛两侧排出的作用。

建立“数字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难度很高的工作。大佛开凿于红色砂岩体上,1200多年来饱受自然风化的剥蚀作用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今后还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当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大佛就成为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在与乐山大佛亲近的17年来,我有一种愈加强烈的使命感。当年我束着保险绳从栈道下端攀登而上时,或者我从大佛身上下来,身着的工作服还留有大佛上的青苔痕迹,游客们自动为我让道,并为我鼓掌。这一幕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

2002年春天,我去成都开会,专门抽时间去朝拜乐山大佛,当时大佛面部维修过,红润的面色仿佛使大佛焕发了青春。有感于2001年春天阿富汗塔利班当局炸毁世界上着名的巴米扬大佛,我还奋笔写了一篇文章,表达我对一样着名的大佛不一样的命运结局的感概。2005年我加入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也正是缘于这种使命感。

因大佛之缘我与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的编导赵老师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他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大佛的多集专题片。在他的片子里,提到了两个为乐山大佛进行测量的人,一个人是美国牧师洛弗格林,另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洛弗格林为什么要对乐山大佛进行测量,他会不会也怀着如20世纪初掠夺敦煌藏经洞珍贵文物的斯坦因、伯希和等同样的心态干着同样的勾当,现在我们无从查考。但他于1932年利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光学经纬仪对乐山大佛进行了高度测量,的确是近代史上开了利用先进技术测量乐山大佛的先河。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先后两次为大佛所做的测量无论是技术先进性、还是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都是洛弗格林无法想象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在1989年参与《治理乐山大佛的前期研究》课题时,就曾听说有学者认为,在风景如画的乌尤山上,大佛佛首也许应该更秀丽一些,才能与这秀丽的景色相配,现在的佛首可能不是原装的。我当时就有设想,利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建立大佛以及大佛同期若干个佛头像的数字模型,在电脑里进行数字合成,然后由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专家们来评判,哪一种组合更适合乐山大佛。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符合文物保护工作的理念,但我却因此萌发了建立“数字乐山大佛”的梦想。

2006年12月我是带着三维激光扫描系统为实现“数字乐山大佛”之梦而再度赴乐山的。三维激光扫描系统是一种应用于文物保护的高新技术手段,它可以高精度地采集大佛表面点的三维数据,通过无数个点的集合来建立精确的大佛三维立体模型,使大佛能够以数字形式永久保存。事实上,无论人类的保护工作做得多好,大佛的空间形态最终是肯定要灭失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是,以精确三维立体模型形式存在的“数字乐山大佛”,将是可以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毫无疑问,这将是当代中国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