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骸与灵魂——柳宗元山水文多元内蕴探因

形骸与灵魂——柳宗元山水文多元内蕴探因

陈仕龙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柳宗元山水散文呈现形制变小、内蕴丰富的特质，对散文创作、文体发展及山水与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探析柳宗元山水文多元内蕴的成因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从哲学、审美、文学及作家遭际等角度对多元内蕴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柳宗元；山水文；多元内蕴；探因

在中国古典文学峰峦起伏的高原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其“特异”的形制、难以比肩的高度和深厚多元的包容令举世瞩目。

一、一组有趣的文学现象和一种价值凸显的学术课题

永贞革新失败，正值英年政坛踔厉风发的柳宗元，因“二王”的颠覆，而从重权尊位上跌落，被逐出京门，待罪于南荒一隅的永州之野。从此，他的命运急遽逆转：疲惫的身躯负载着受伤的灵魂，开始在寂寥、孤愤和无奈中彷徨与漂泊，渐行渐远。当这颗孤寂而疲惫不安的心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永州灵山秀水邂逅时，柳宗元找到的是聊以栖身的精神憩园，永州山水也因之焕发出异样的灵光。柳子贬永自是柳子的不幸，柳子与永州山水的遭逢却是柳子的大幸，是永州的大幸，更是文学的大幸。在中国广袤浩瀚的历史星空，失却的也许是颗明暗多舛，转瞬即逝的流星，而在文学的星空，却多了一颗璀璨的文学巨星、哲学恒星。他在贬永十年间写下的大量作品中，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散文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奇；从文学史的意义而言，也是中国散文的一次重要变革，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体裁的演变作出独特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至超越了文学本身。

这一变革“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转折”，影响和左右了宋元以降诗文、绘画、园林等山水艺术形式的走向。今天，我们仔细品读鉴赏这些作品，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令人玩味的现象：从形式上看，柳子笔下的永州山水无不具有小巧、灵秀的形骸，说它们是中国文学大观园中的一簇新颖别致的山水“盆景”极品，诚然是恰当的。然而，当随着我们鉴赏目光和审美思维的深入，赫然发现，这些灵“山”秀“水”无不包容着多元内蕴：或深邃凄清，或深厚高远，呈现多元诗学品格。这些“山水”彻底改变了从远古神话开始的崇高、巨大、神秘，以及因之带给人的巨大的精神压抑；它们是那样自然本真、亲近和谐，具有了人的灵性和情感，甚至成了人的精神憩园。这些“山水”蕴含的不仅是作家的本真秉性、孤寂和喜怒哀乐，我们还从中品味出了儒道、禅意、哲思和人生百味，给人以多元启迪。换言之，奇秀小巧的形骸蕴着博大深邃的灵魂。

研究、探析这一特质的成因，无论是对于准确认识和解读贬永期间柳子的心灵世界，深刻发掘和把握柳子“山水”的丰厚价值内蕴，还是拓展柳学研究的界面，无疑是一个价值凸显的课题。

二、多元意蕴探因

1、哲学成因：形而下，哲理山水化

柳宗元无疑是位哲学巨人。他的先进哲学思想，占据着唐代乃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制高点，代表着唐代哲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代者难以企及也无人撼动。其哲学思想深邃，观点犀利，视角新颖，思维和视界宽广而辽远，穿越深邃的时间和邈远的空间。他的《天对》、《天说》、《非国语》等哲学着作均完成于贬永期间。战国思想巨人屈原探索浩茫天宇和社会人生发出深邃的《天问》，问而不答，给历史和后人留下巨大问号和巨大的思维空间。巨人的思想和情感是相通的。纵隔千年，柳子不仅写下《吊屈原文》，表达对屈子的心仪，更写下《天说》、《天对》与屈原之《天问》遥相呼应。他审视深邃浩茫的宇宙、万物生灵的自然界和复杂多变的社会人生，对屈原的《天问》给予多维度多层面的回答和诠释，代表着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这些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认识也代表着当时哲学的最高水平，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奇书。当代哲学巨人MZD对他给予积极评价：“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玖《MZD批注历史人物》）柳宗元坚持“元气一元论”的观点，秉承和发展了东汉王充以来无神论者的朴素唯物论思想的精髓；他不信鬼神，不唯天命，大胆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客观上拭去了笼罩在封建帝王们头上的“君权神授”的“神光”，还他们凡夫俗子的本真面目。柳宗元虽为无神论者，但思想颇有复杂的一面：他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却在佛学浓郁的环境中生活，自幼好佛，有着精深的佛学修养。在遭受政治上的重创后，他利用贬谪永州这一远离朝堂和权力角逐的置闲时间和空间，舔舐伤痛，也不免偶有遁入空门以避世俗纷争的念想。例如他居永州时与龙兴寺主持、高僧重巽诗词唱和交往甚密，开始对佛经作深入研究，并颇有心得。柳子的这些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和佛学心得自然会在他的诗歌、散文作品中经意或不经意地流露。例如，他在组诗《巽公院五咏》中，流露对高僧重巽及佛学的心仪；在《江雪》中极力描写和渲染出孤绝、空蒙的意境及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凄苦；在《渔翁》中表达出超脱尘俗与世无争的旨趣。散文《始得西山宴游记》更是表达这种理趣和意念的典型。席西山而坐，天地尽收眼底：“悠悠乎”，“洋洋乎”，“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视野中，宽广无垠的大自然极其生动的画面，在柳子的笔下缩龙成寸，∵“尺寸千里”。置身其中，“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而“犹不欲归”。在这些“形而下”的生动形象描写中，作家心中的“形而上”的“元气一元论”哲理及佛学禅意，无不在这原生态的本真自然世界中得以生动形象的诠释与宣泄。《小石潭记》对日光直泻下潭水之清、之静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生动描写：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一幅极其和谐、本真、清静的大自然画面，流露的正是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佛学意趣。这种哲理和禅意的渗透，几乎在柳子贬永期间所有山水散文中都能感觉和悟出。《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关于牛、马众石相的生动描摹，《小石城山记》中作者干脆直接站出来借石而发出关于“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慨叹，无不艺术地诠释哲学理念。“天地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山川震》）柳子的这些新锐的哲学见解融入永州山水之中，永州的山水正是他雄阔哲理生动形象的诠释。由此观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柳子笔下，永州山水是柳子哲思的艺术化表达，永州的山水已是哲理化的山水。

2、遭际成因：人格山水，独抒性灵

柳宗元是唐代进步政治家，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融文史哲于一身的大家。他的文学成就与他的哲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美政理想有着深刻渊缘和直接联系。儒学为主，儒释道兼融，广纳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令他思想进步，胸襟开阔，海纳百川。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喊出了时代的强音：“唯以中正信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为天下者本于人”（《梓人传》），“无忘生人之患”……他践行着自己的美政理想和政治诺言：均赋、削蕃、反对分封制、取缔宦官干预军政，因而遭到既得利益者们的疯狂反扑，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永贞革新”以失败而告终，柳子的命运连同他的仕途一道从巅峰跌落，几度外放，壮志难酬。然而，即便是待罪南荒，政治生命处生死存亡的低谷，他仍不屈节，不失洁，坚守自己高洁的人格品质，调整与保守势力斗争的方式：以文学为武器继续斗争。他寄情山水写“永州九记”，赋予永州山水以自己的品格与性灵，在人生和政治生命的低谷，以自谑的方式表达对美政、理想社会和美好人格的向往；用审美的方式表达对丑恶势力的嘲讽。他借自己眼中发现和自己动手发掘的自然本真的真善美来排遣心中之郁、之疾、之愤。例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关于“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之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以及“由其中以望”而与之“目谋”、“耳谋”、“心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的愉悦与惬意跃然纸上，不正是柳子美政思想的自然流露与人格品质的真实写照么？这一特征在《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诸篇中均有突出表现。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写到：“邑之有观游，或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恭平夷，恒则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这段近乎心理独白的文字，正是柳子写“九记”以砺志的最好的自我诠释。宋人赵善愖在柳文《跋》中说：“子厚天资素高，学力超诣，又有佳山水为之助，相与感发而至然。”此言十分中肯，将柳子的才、情、人品与永州佳山秀水的“天作之合”关系点评得十分到位。

3、美学成因：以小形大，秀外慧中

文学作品总是文学家审美和审美创造的结晶，文学家通过作品来形象地诠释自己的美学理念和审美情趣。柳宗元之前，确切地说，“永州九记”之前，从远古神话至柳子同时代作家模山范水，大都极力将山水神秘化：山高扪参井，渊深潜蛟龙，让人顶礼膜拜，敬而仰之。《山海经》、《水经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便是代表。柳宗元阐述美学见解的专着，我们暂未发现，但他在以自己的作品、以创作实践昭示着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和旨趣，即以小形大，秀外慧中，奇巧为美。他在贬永期间的大量山水诗文创作便是其审美宣言。这些作品与描摹“对象”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篇幅小巧，外形“特异”，钟灵毓秀，清新优美；山水不再神秘、遥远，而是那样自然本真、和谐亲近，具灵性，通人情。笔下的山水，就是作家人格、性灵的写照，里面栖居着的是作者受伤的灵魂，永州山水成了灵魂的憩园。这一特质在《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钴鉧潭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篇中尤为彰显。以“八记”为代表的柳宗元山水散文外形小巧，内涵丰富：或深邃，或浑厚，或凄清，蕴函着永恒的魅力灵光。这便是柳子山水散文的美学特质，也是柳氏独有的艺术话语形式。“八记”一出，天下山水审美观念为之一变，为中唐以降乃至今日的文学、艺术审美带来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一种由山水形象变小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转折。”（邵宁宁《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明清以来，园林山水，庭院山水，绘画剪纸山水，朱户琐窗器用山水……，人们将山水缩龙成寸，“笼而有之”，融入生活元素，呈现从未有过的和谐与亲近。

4、文学成因：“文有二道”，革故鼎新

柳宗元不仅是杰出文学家，也是杰出文学理论家。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晰分野“文”和“文学”的第一人。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他提出了学术之“文”和文学之“文”两个概念：“文有二道，词令褒贬，本乎着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并对两种“文”的源流、特质和作用进行具体阐述和严格区分：

“着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阔，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

“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艺术散文创作是在自己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自觉进行的，是对自己文学理论的践行，仅此一点，就具有特殊意义。

柳宗元具有一流文学家的潜质：天份、敏捷和濡养。由于家传仕途影响以及儒道积极出仕入世思想的传承，再加上盛唐以来泱泱大国奋发有为的气象，他自觉走上了仕途，旋即卷入政治斗争和权力纷争。他无心专事为文，更无暇专事艺术之“文”。他写文章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学术思想、观点的阐述。偶有美文华章诞生，也不过是“忙中偷闲”或是文学家的潜质和才情不经意的流露。

“革新”失败，被贬置闲，柳子才有时间专务艺术之“文”。由于与永州山水不期而遇并引为“知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才情，艺术之“文”，汩汩而出。关于这一点，柳子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作了清楚不过的说明：“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也。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而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柳宗元的仕途、改革和政治斗争的不成功，被贬永州后无奈转向山水文学的文学成就，实在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生动注脚。任柳州刺史后，他又忙于“辅时及物”，无暇为艺术之文，少佳作传世。

柳宗元成功的山水散文创作，自然包涵了对自己关于“文有二道，词令褒贬，本乎着述者也；导物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文学理论的践行。他在用形象思维的具像来诠释文学理论的抽象，取得极大的成功。作为杰出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他精敏娴熟于逻辑思维的缜密、深邃和犀利，作为优秀文学家，同时又娴熟于形象思维的灵动与飘逸。他擅长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形式，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二翼，巧妙有机融于笔端，融入永州灵山秀水，从而创造出了中国古典山水散文的奇观——“永州八记”。他的得以殷实创作实绩支撑的文学理论，一呼百应，后人云集影从，经苏轼等后继者们的努力传承和不懈开拓，终使山水散文蔚为大观。

参考文献：

[1]高∵∵文：柳宗元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邵宁宁：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J].北京，文学评论，2003（6）

[3]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2.7

作者简介：

陈仕龙，男，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两课部、公共课部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语文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柳宗元研究。

单∵∵位：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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