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外交与元代寺观饮酒风习

方外交与元代寺观饮酒风习

杨印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07）04—0062—05

方外交，是指世俗中人与出家僧道结成的朋友交谊，又称方外友。方外，即是世俗之外。唐初文学领袖陈子昂，与赵贞固、卢藏用、宋之问、释怀一等人相笃厚，号“方外十友”[1]卷八《陈子昂条》。元代，方外交风气大为盛行。“永怀方外友，时见雨中招。”[2]卷三∵“爱寻方外友，时复到僧寮。”[3]卷一《赠陈隐君发》∵一批文人士大夫游走于学业仕宦和寺观庙宇之间，纷纷与高僧宿德竞相往来，他们或携手出游，历览名胜；或谈诗论道，品茗弈棋，于唱和酬答中跨越世俗与方外的丘壑，实现彼此心灵的契合与交汇，构成元人社会交游的一道亮丽风景。

一

文学和出游是元代方外交的主要内容。

文学是元代方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搭构元代方外交的桥梁。“喜有山林方外友，时携佳纸索新吟。”[4]全一卷《书与士瞻上人十首》∵“却怜飞舄东湖上，写寄新诗方外交。”[5]卷三∵可以说，对诗词歌赋的共同爱好、酬和唱答成为两大不同社会群体交往的主要媒介和依托。有元一代，很多僧道本身就是诗人，就中以道士张雨最为声名雀噪。张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年20出家为道士。早年交识赵孟睿砟暧碳凹哞⒐绥⒀钗逯屑洌缑坑菁⒎丁⒃觥⒒浦钊私陨钕嗤镀酰闯汀Ｕ庞晔暮缆跞髀洌甯皴偕希小毒淝馐芳反馈Ｇ迦斯怂昧⑵兰鬯担骸巴馐芬院缆踔旅谇疔郑迳诺魑胖罟莞笾希涑龃Σ煌湮收轮诮骋灰玻蛞苑酵馐耍牍莞蟠食枷囹●且淮㈧＃　盵6]P2409∵据徐一夔《始丰稿》载，至正中（1341—1368年），禅教海慧法师居杭州演福教寺之夕佳楼，海慧与黄、张雨为方外友，“二老即至，海慧辄相携登楼，览观景物，鬻茶赋诗，久之而去。”[7]卷七《夕佳楼记》∵这段佳话中的三位人物一佛一儒一道，正好绘成一幅三教合一的和谐图画。这说明元代的方外交冲破了长久以来佛道二教对立难容的界线，跳出了历代方外交中以儒为中心的佛儒、儒道窠臼，扩展了传统方外交的内涵和外延。

佛教高僧天目中峰禅师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与翰林学士赵孟钗酵庥眩蓖擦盅康姆牒Ｋ谏跚嶂蟹澹蝗照悦项强中峰同访冯海粟，海粟出所赋《梅花百绝句》示之，“中峰一览毕，走笔成七言律诗，如冯之数，海粟神气顿慑。”[8]卷一百十九《词话》

“闲携方外友，同谒梵王宫。山吐三更月，松摇万壑风。流年飞鸟过，浮世落花空。不有归来兴，何能见远公。”[9]卷二《游青莲》∵出游是元代方外交的又一重要内容。集贤侍读学士河东李公出守清江，政事之暇，“日与方外友无心段道恮，石田李允一，石崖黄介然，海印竺世发，三会刘师复、青山赵某游，时时行江路，过瑞筠山观竹，或访百花洲、高平桥，看柳赋诗而归。”清江人谓之七逸[10]卷四《七逸画记》。嘉禾东塔教寺僧善能，“虽学于佛，然通儒，喜为诗歌”。至正甲辰（1364年）夏，“尝挟所有自嘉禾游吴，吴之上善知识聚公白云，留上人且三阅月”，后将东还，聚公白云率大夫士及禅者、教者赋诗赠别[11]（卷十二《送能上人诗序》）。

除文学和出游外，赏花观月，焚香煮茗，琴棋书画，诗酒清谈，都是元代方外交的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无论少了哪个方面，方外交的情趣都是不完整的。陵川人德方，20出家为道。太宗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遣使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泽、潞二州选第一。”德方“日与方外友弹琴话道，焚香煮茗，诵周易黄庭老子书，究诸家穷理尽性之说，与悟真相，去五十里，时时往来，适游衍之兴。”[9]卷八《重修悟真观记》

在元代，文人士大夫入寺观访僧道，并于寺观小住，或邀僧道见访，成为他们社会交游乃至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请看萨都剌《宿龙潭寺》：“倦游借禅榻，客意稍从容。落日江船鼓，孤灯野寺钟。竹鸡啼雨过，山臼带云舂。半夜波涛作，长潭起卧龙。”[12]卷十四他的另一首《休上人见访》：“京口参军门不出，鹤林老子笑相过。主人病久来车少，门巷秋深落叶多。金帐人趋新党项，尘寰谁识老维摩。何如与子谈诗夜，雪冻空林落旧柯。”[12]卷二∵这一来一往之中，不仅是诗意和禅意的情境交融，更是世俗和方外距离的湮没。元代甚至有自创屋舍延招僧道居住者，如华亭处士夏浚，“晚颇好浮屠学，创万竹山房居禅衲，为方外交。”[13]卷十《元故处士夏君墓志铭》∵世俗和方外两者之间再无此疆彼界之说。

元代的方外交既有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有群体性的交往。除上文提及的“清江七逸”外，如东皋福昌寺觉智圆明禅师，常于本寺接纳诸方道俗，并于寺左辟舒啸轩，“湖海名流若断江恩公、月江印公、商隐予公、梦堂噩公，乃皆迎居是轩师事之。而缙绅之贤者亦时时过从为方外友，翰林待制柳公道传、黄文献公晋卿、中书左丞危公太朴、着作佐郎李公季和尤号知已。”[11]卷十九《觉智圆明述禅师传》

那么，又有哪些因素导致元代出现方外交之风“于斯为盛”的现象？

首先应与科举制度的停废有关。众所周知，元代科举制度曾一度罢停，虽于仁宗朝始开科取士，但录取人数极其有限，“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14]卷四下《杂俎篇》∵释英有《刘国宝隐居》一诗：“三径皈来日，生涯付醉乡。自言行路险，不似在家强。风撼松声冷，雨蒸花气香。如何闲不得，犹为作诗忙。”[15]卷二《刘国宝隐居》∵科举之门的关闭，使广大士人的出路受阻，其传统优裕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命运随之动摇，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卷入社会性的退避，这就使得隐逸之风再度蔚然。他们报国无门，入仕无媒，于是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诗酒自娱，优游方外，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正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此时，方外交正如一味令人暂时忘却痛苦的麻醉剂，成为那些尚怀壮志未酬心态时刻窥望的文士们最佳的选择，他们与释道的关系变得从未有过的密切，有的是从宗教走出，有的则甚至完全走进宗教。

其次是文人士大夫在仕途上的失意。“功名眉上锁，富贵眼前花，三杯酒，一觉睡，一瓯茶。”[16]刘秉忠《三奠子》∵“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16]不忽麻《点绛唇》。这两首散曲正是元代文人士大夫仕途失意后的典型心态写照。无论是位居庙堂之高，抑或身处江湖之远，文人士大夫仕途的失意总是难以预料地不期而至，没有人可以确信自己一生的平步青云，载沉载浮、潮起潮落才是为官做宦的沧桑正道。元代的文人士大夫亦概莫能外。这些仕途失意的文人士大夫往往通过方外交来抚平仕途拼杀的伤口，暂时忘却尘世的纷争和烦扰，求得心灵的慰藉。翰林学士贯云石，仁宗朝因上书未报而移疾辞归江南，10余年问历览胜概，着述满家，所至之处，缙绅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后入天目山，见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识者喜公，谓将复为世用，而公之踪迹，与世接渐踪。日过午，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化之，以昼为夜，道味日浓，世味日淡，去而违之，不翅解带。”[17]卷九

元代文人士大夫仕途的失意与蒙元统治者重国人轻汉人的选官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礼部官员胡祗通有言：“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16]《总评》∵此可谓一语道破机关。时人叶子奇也说：“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又言：“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14]卷三上《克谨篇》∵这样，释教的清净虚空与道家的皈依自然，对于“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元代文人士大夫来说，是最佳的精神归宿和最高的思想境界。

第三是部分南宋遗民在故国沦丧之后，怀有一腔家国仇恨，与蒙元新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仕途抽身而退，转而遁迹林下，与僧道为友。如赵宋宗室赵孟频五兄赵孟頖，宋归于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闾，不求仕进，日以翰墨为娱……喜与名僧游，书《莲花》、《华严》、《楞严》、《圆觉》、《金刚》诸经皆数过。明窗净几，焚香瀹茗，四时花草，婆娑爱赏，欣然自得。”[18]外集《五兄圹志》

第四，一些文人士大夫自身对于佛道的向往与迷恋，也是元代方外交风气盛行的一个因素，这与他们仕途的得意失意无关。寺观的清雅环境，琴棋书画的雅趣，焚香煮茗的意境，诗词唱答的快乐，甚至坐而论道的明悟，都是他们对寺观趋之若鹜的理由。且看吴澄《送谦山大师归吴兴》：

得此方外友，知是吴中奇。圆机坂流丸，盎盎春浮眉。偶坐竞日谈，听之每忘疲。倏来谓予去，倚闾有亲思。如何初相灭，不灭初初彝。信矣佛性大，欲离不可离。归语赵学士。一笑问何其[19]∵（卷九七《送谦山大师归吴兴》）。

吴澄沉迷于“信矣佛性大，欲离不可离”的胶着中，诗为心声，文人士大夫对佛道的甘之如饴可谓跃然纸上，一览无余。

最后，元代方外交的盛行还与蒙元统治者对宗教的优容政策有关。蒙元政权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佛、道、伊斯兰、也里可温等各种宗教自由发展。特别是佛教，在元代风头出尽，地位一时无二。“自僧法入中国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宫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丽过之，或赐以内帑，或给之以官币，虽所费不赀，而莫与之较，故其甍栋连接，檐宇犟飞，金碧炫耀，亘古莫及，吁亦盛矣哉！”[20]卷四十二《经世大典序录·工典·僧寺》无独有偶，元人何梦桂也感叹说：“然自近世以来，释氏之宫满天下，老氏半之，儒之宫若州若县各一而已，儒已不竞于二氏矣。至元一统，独推释氏为三家首，绀园贝宇，日新月盛，宏杰诡伟，蔚炳丽靡，陟其门者，将目眩气夺，儒者尚敢望其彷佛哉！虽老氏之徒，亦将自逊其不逮矣！”[21]卷八《南山天宁禅寺山门记》∵各地寺观的兴盛，无疑养纳了庞大的僧侣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变得空前活跃起来，纷纷游走于文士之门，或主动或被动，方外之交成为他们提升内在修炼的必备功课之一。

二

蒙元的宗教宽容政策，带来了元代宗教的繁盛局面，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也由此相应构成。酒业是寺院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许多寺观拥有糟房或酒坊，而且规模相当大，进行酒的生产和销售。如真定奉恩寺经修缮后，在原有基础上又“建居屋八十间，浴室二区，酒肆一区，岁收其租，日取其直。”[22]卷四《真定奉恩寺买田修殿记》∵大护国仁王寺的寺产更为庞大，水地、陆地、山林、河泊、矿冶……无计其数，其中大都等处的酒馆就达141家，隶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还有酒馆140家[23]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许多寺观的寺产享受***的政策保护，享受免税、免役特权。

寺观经济的过分强大和享有特权，不可避免地会与***财政收入及税收政策相抵牾，元朝***为了自身统治利益，偶尔也会颁布一些相关禁令，如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24]卷六《世祖纪三》。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实行酒类专卖政策，即榷酤制度期间；在***实行酒类散办时期，寺院酒也要同样纳课，如至元三十年十月，朝廷旨令“属寺家的酒店、做买卖的店里，出办的课程……尽数都交收拾者”[25]卷二十二。

“古寺催尝酒，诗人免解貂。”[2]巷三∵元代寺观酿酒和售酒，一些僧侣也饮酒用酒。“涉世情怀冷似冰，狂歌醉饮任腾腾。随缘即是无心佛，达理何拘有发僧。但得遗风追贾岛，不须虚誉继卢能。归山未有谋身计，空忆闲云锁碧层。”[15]卷二《涉世》∵这些出家人往往挟一技之长，亦诗亦画，亦书亦医，亦文亦武，他们原本或为世难容，或为生活所迫，遂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却视寺观的清规戒律如形同虚设，放浪形骸，借酒浇胸中块垒，发不平之鸣。这酒就喝得野逸，喝得乖张，喝得离经叛道。

“酒共邻僧饮，蔬从野老分。”[26]卷五《新岁忆曾子白》元代僧人饮酒的现象实不鲜见。苏州东禅寺僧文友，自号松岩道人，喜读儒书，士大夫乐与之游，过寺必访，松岩道人经常在清溪亭设酒款待。“日与士大夫饮酒赋诗，以风流自命，非蔬笋衲流所能窥也。”东禅寺还有一位宋南渡僧林酒仙，“居院不事重修梵呗，惟酒是嗜。”[27]卷二十《清溪亭记》手持一铁键槌，日游于市，不问酒主名，夜即卧酒垆底，酒家争供以酒，以为圣师。

宋僧温日观居葛岭玛瑙寺，书画双绝，尤以擅画葡萄见长，又酷嗜酒，诗人杨载写诗赞他“老禅嗜酒睡不醒，强坐虚櫩写清影。兴来掷笔意茫然，落叶满庭秋月冷。”[28]卷八《题温日观葡萄》。

“莲花峰下简禅师，半醉狂吟索赋诗。榻上诸僧禅定后，水边高阁莫钟时。不堪雨柳萦春梦，且着书灯照夜棋。苦羡云栖松上鹤，吾生漂泊竟何之。”[29]卷四《迭简禅师易道》∵寺观生活的清苦孤寂，使他们往往以诗酒自娱，“有钱须换酒，无日不吟诗。”[15]卷二《赠陈逸人》∵聊以排遣郁悒，打发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元代道士饮酒亦属屡见不鲜。有桂先生者，学道信州龙虎山，元贞元年（1259年），从张天师朝京，授蕲州道官，归而散其衣资，飘然有远志，周览名山。“山中人酒熟，曰，‘愿安得桂先生饮之。’俄先生至，欣然就饮，所饮者家以为吉征，尊官显人。”[27]卷二十四《改危素桂先生碑》∵元世祖常苦足疾，道士刘真人进六甲飞雄丹，“上吞之瘳”，大悦，赐葡萄酒饮之。“后每赐饮辄醉，醉辄仆地而卧，上亦不之责，由是出入殿帏无禁，上与群臣言以真神仙称之。”[30]卷二十《刘真人传》

太华云台宫真隐褚君，嗜书之外，“日食数龠，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坐石，引瓢独酌”[31]卷三十《太华真隐褚君传》。吴兴人席琰，幅巾野服，学道南山下，自号山云。喜饮酒，善鼓琴。曾留诗酒家壁问：“山云出山无一钱，日日醉倒春风边。采苹桥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晚岁益纵酒，或行歌道途，尝谓人曰：‘贫者以酒为衣，吾非苦嗜酒，特托此以寓其远，俗人所不能知也。”[32]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

又有一位戴姓道士亦是酒狂。“戴先生，日饮五斗醉不得，再饮一石不肯眠。昨从桃源来，两袖携风烟。长安市上小儿女，拍手拦道呼神仙。”[33]卷二《送戴真人归越》∵还有京师名妓连枝秀，经逸人点化，摇身一变竞作女道士，领一女童，浪游湖海间。曾驻足松江，“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34]《连枝秀条》∵看来虽入空门，其娼家本性自是难改。这些散淡嗜酒，随处寄留，不事生产，不知礼法拘束的老庄之徒，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几乎是神仙一样的生活。

“旋沽采石仙人酒，来访山阴道士家。”[12]卷十二《同吴郎夜饮道院》∵僧道们因学问渊博，格调高古，野逸出尘，从而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结交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方外之交的文人士大夫与僧道是两位一体的，许多僧道本身就是由文人士大夫转变而来，他们或为尘世所累，或因仕途险恶，遂看破红尘，全身而退，遁入空门，寻找一方净土。而寺观的清净、幽雅，远离红尘的是非纷争，就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抚慰灵魂的理想休憩地。天目中峰禅师有一阕《行香子》，颇能反映一部分出家人虽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却又脱解禅缚，高蹈超迈的野逸秉性：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篘，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闭是好，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8]（卷一百十九《词话》）

诚然，并非元代所有的僧道饮酒都呈现高蹈超迈的野逸气质，还有很多僧尼道士纵酒成癖，甚至为非作歹，甚至有一玄庙两道士竟因醉酒至死，诗人戴表元为此赋诗讥讽道：“张髯好客月千壶，余吃清贫逐斗沽。二子若逢仙燕会，化成一对酒葫芦。”[35]卷三十∵可谓诙谐辛辣。僧道们不守戒律，纵酒任情的行为曾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武宗朝监察御史张养浩曾上书说：“方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36]卷二《时政书》∵要求***从严治理。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也不代表元代寺观饮酒风习的主流。

综上，元代方外交的主流群体，主要集中于世俗社会有一定地位且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与各地寺观名缁奇衲、高师宿德之间。原本，这两个社会群体无论在人生信仰还是在理想追求上都有着迥然不同的奋斗目标。前者入世，后者出世；前者追逐的是功名利禄，荣宗耀祖，后者修行的是四大皆空，清净无为。但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又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前者可以从寺观僧道的清雅幽静中冷却淡漠红尘世间的纷纷扰扰、得失进退；后者则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文采风流排遣修行的寂寞清苦和自慰内心深处对世俗红尘的丝缕眷恋。

元代寺观僧道饮酒所呈现的逸风雅韵，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较高文学素养和艺术品位有关，也与他们所交往对象普遍是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有关。无论是独自小酌，还是诗酒自娱，抑或方外共饮的不醉无归，均是他们追求个性本真自由、回归自然人性的内心宣泄。方外交和寺观饮酒风习中呈现的野逸特色，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涂抹了绚丽的一笔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