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教圣地和雕塑

印度的佛教圣地和雕塑

赵玲

一

吠舍离位于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以北，我们乘坐旅行车颠簸了大约三个小时才到达。这里是着名的佛教圣地，《维摩诘经》中着名的维摩诘居士曾经就住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佛陀最后一次讲法的圣地。在佛陀灭度后一百年，耶舍比丘在此城中召集了七百名上座部长老，进行了第二次经典结集，造成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开始了部派佛教时期。玄奘访印时，吠舍离已现萧条景象：“伽蓝数百，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数十，异道杂居，露形之徒，繁其党。吠舍离城已甚倾颓，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宫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如今这里连玄奘眼中的衰败景象也不如了。

抵达吠舍离，此时正值旱季，四处尘土飞扬，屋舍破败，这个佛教圣地并不是理想的宜居之地。在吠舍离的考尔罗拉（Kolhua），见到了阿育王石柱、佛陀入灭舍利塔遗迹及僧院遗迹。这是吠舍离最着名的地方，占地广阔，目前只挖掘出部分区域，其他仍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吠舍离考尔罗拉遗迹门口记载：考尔罗拉是猴王供奉蜂蜜给佛的地方。这个故事是佛传故事中最重要的八个故事之一。佛陀首次接受女众出家也是在这里。

阿育王石柱11米高，柱顶雕有坐狮，狮子下面雕有覆莲。《大唐西域记》上说：“其西北有堵坡，无忧王所建，旁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狮子像。”狮子雄伟有力地张着大口，面向西北方佛陀入灭之所。这尊石柱是目前全印度保留最完整的阿育王时代的石柱之一。石柱并没有常见的阿育王的诰文，但有笈多时代的文字雕刻。它与中国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华表的形制十分类似。

阿育王柱顶的狮子面对着的是一个覆钵式塔（堵坡），这是为了纪念供奉蜂蜜给佛的事迹，是在阿育王时代建成的。之后，在贵霜时代提升了佛塔的高度，随后又在笈多时代进行了全面的砖块修复。据说佛陀入灭后，恒河平原上的八个大国将佛舍利分为八份，每国各持一份，吠舍离也分得了其中之一，是否存放于这个覆钵式塔中供养，现在不得而知。与之相连的是那个猴王供佛使用的"Markat-Hrid"池。传说佛陀说法的讲堂，就在这个池畔。

二

拘尸那迦意为释迦牟尼涅处，是印度八大佛教圣地之一。佛陀曾于娑罗双树间涅。并安慰众生并最后教诲：“世皆无常，会必有离，勿怀忧恼”，当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佛陀八十岁时在此涅，后来此地建造了佛塔存放舍利。在佛教中，这是摆脱了肉体的束缚之后的终极解脱。因此，一般在早期佛塔上有音乐、舞蹈和娱乐的场景。

拘尸那迦遗迹处有这样的描述：佛陀在这里圆寂，遗体在佛陀火葬塔火化。在两个世纪的空白以后，拘尸那迦开始建筑大量的佛塔，建立佛学院，以纪念佛陀。中国僧侣法显、玄奘等都曾造访此地，留下了对当地建筑的记录。

遗址在1876年首次挖掘，并在1904至1912年间再次挖掘，出土了佛陀火葬塔。涅塔建在高台上，佛学院建筑群坐落在主佛塔的西边，南边是一群有带雕纹的砖块和装饰壁柱的小型佛塔，东边，主佛塔下部，是建筑在一个大型的双层列式的砖台上的小佛塔，北边则是从孔雀王朝时代以来的佛学院和奉献塔。

涅塔中有一座巨型的由整块砂石雕刻而成的佛陀像，北首而卧，长6.1米，斜卧在一个石阶台上，表情安详，后来由供奉者涂上了金漆。石阶的西面雕刻有三个诵经的崇拜者以及5世纪的铭文。这里在佛陀诞辰2500年的时候被恢复一新。我们在佛面前膜拜许久，感觉崇高遥远的佛陀即在身边。塔外耸立的两株娑罗树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往西不远处是佛陀火葬塔，这是佛陀入灭后，百千万众为他进行隆重荼毗的地方，而八国分舍利也是在这里。后经阿育王全部启出，分为八万四千份，传入世界各国。它半径4.14米，基座覆盖有两层甚至多层梯层。顶部已经被风化成了不规则的曲线。但从砖石形状看，估计也被后人修复过。主佛塔周围除了奉献塔之外，还有许多附属建筑。

圣者殿遗址园只有一些残基，另有一间破旧的平房，内供一尊触地印坐佛。这尊坐佛于公元10至11世纪制成，高3.05米，由蓝色石块雕成，是整个佛学院的主要部分。

三

舍卫城是中国佛典的译名，这个城市的正名是萨拉瓦斯提。佛陀悟道之后，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有两个，一是王舍城，一是舍卫城。前者有竹林精舍，后者有树给孤独园。佛陀在舍卫城一共度过了25个雨季安居期，几乎是佛陀传教生涯的一半岁月。佛陀传教的对象有国王、商人、市民，甚至妓女和盗贼。佛陀面对不同的观众，用不同的形式来传法。

舍卫城的富商须达多是一位仁慈悲悯的富商，当年在王舍城听了佛陀讲法后，马上被其理论折服，于是邀请佛陀来舍卫城净住说法，以便让本国民众也能懂得解脱之道。为此，须达多表示要买下舍卫城南侧的属于陀王子的陀洹花园来建精舍。陀王子要求须达多用金币铺满整座花园。于是须达多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变卖财物，换得了金币用来铺满花园。陀王子为其虔诚所感动，决定参与精舍的建造，供奉佛陀。佛陀用这两位奉献者的名字共同命名了这座园林精舍，称其为“树给孤独园”。须达多长者耗尽家财，以黄金铺地的代价向王子换得这一片广大的土地，供作佛陀说法之处，是发大愿将一切身外财富化为生命中智慧的泉源。这一事迹被广为流传，是佛教雕刻的热门题材。

园精舍曾经是满园屋宇，到处都是佛塔，如今已繁华不再了。在现今的遗址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佛陀曾经居住的寮房、讲说《阿弥陀经》的说法处、经行处以及大大小小的僧院、佛塔的基座等遗迹，足以让我们想象当年佛陀说法的盛大场面。

树立在遗址中的阿难菩提树，现在依然枝繁叶茂，佛陀的着名弟子阿难的住处就在这棵菩提树对面。再往北路边是布道中心，估计当年佛陀应在此讲经说法。最北端是着名的帕凯库提和卡克提库提。前者是为了纪念佛陀而建，我国法显和玄奘都有过相关记录；后者是为纪念央掘摩罗所建。央掘摩罗因受邪师唆使而大肆杀人，后被佛陀度化出家，证阿罗汉果，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范例。因此也被拘萨罗国王以佛陀的名义称为“法的大殿”。

佛传中着名的“舍卫城大神变”也发生在此地。佛陀在舍卫城的大型法会上，面对六大教派领袖的挑战而显示大神力，展现水火变和十万佛变，现无穷法相，征服了其他学派，确立了佛陀的权威。

四

马图拉，旧译秣菟罗，在朱木拿河畔，地处两条重要的交通陆路和连接水路的交通枢纽，因为商贸要津而繁荣，博得了北印度中心都市的名声。我国法显曾访问此地。据他记载，此地“有二十僧伽蓝，刻有三千僧”。此地在印度宗教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印度教的一座圣城，印度教徒相信马图拉城是广受崇拜的大神黑天的出生地。佛教在此地也盛行过数世纪之久。

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期间，马图拉派作为雕刻艺术的核心流派而繁荣，制作了各种宗派的佛像和神像，并以其着名的佛教艺术而闻名于世。马图拉与犍陀罗（印度西北部古国，今分属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是印度最早的两个佛陀雕像制作中心。但两地的风格截然不同，犍陀罗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希腊因素影响，而马图拉艺术则来自印度原有的风格。

早期的佛教艺术，曾经有一段时期很流行建塔。马图拉博物馆的藏品中也有许多塔上的小构件，藏于馆内玻璃窗中。有当年出土的塔门上的浮雕装饰断片，碎片虽已残缺不全，但成为了推测公元前当地塔的构成和庄严礼拜实况的贵重遗品。

马图拉博物馆中藏有贵霜时期一尊有铭文的佛陀坐像，这是早期佛像的典型。佛像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在带有狮子的台座上，背后是菩提树。僧衣薄，肉体透明可见。由于中印度气候炎热，当地居民衣着甚少，这些自然特点都表现在马图拉艺术之中。

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尊立佛像则为晚期马图拉佛像代表，此尊佛像头作螺髻，圆脸，半睁眼，双眉相连，中间为白毫相，身穿通肩袈裟，衣领下垂，呈倒三角形，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形成长长的U形衣纹。可以明显发现早期马图拉形式发展中的变化。

馆藏的出土于马图拉北部地区的供奉神像，则显示了贵霜王朝时代马图拉的独特一面。其中迦腻色迦王肖像精致而硬朗。在佛教史上，他与阿育王是一直被佛教徒赞颂的两个伟大的护教法王。而在佛教艺术史上，这位帝王则更重要，一般而言，最早的纪念造像都出现在他在位期间。

如今展现的作品中，传达了马图拉艺术的起源和发展的全部形象，包括了从公元前到后笈多时代。马图拉造像最活跃的阶段是在公元1世纪至3世纪期间的贵霜时代，在笈多时期（4-5世纪）迅速到达顶峰。博物馆内有大量的1至6世纪的佛像。据说当时马图拉作坊夜以继日地制造着佛像，以满足遥远的东部、西部地区的需求。除了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马图拉艺术主导了当时的风格样式。对中国佛教艺术而言，在这里诞生的艺术风格，具有主流范本意义。

五

我们礼拜了萨尔那多（中国人习惯称为鹿野苑），可惜当地的考古博物馆严禁拍摄。在笈多王朝的繁盛期，这里曾是佛像制作的重镇，与马图拉并称笈多的两大样式。萨尔那多的佛像，近于裸体，几乎见不到衣纹，这是与马图拉“曹衣出水”式的根本区别。

我们见到了一件典型雕刻品。这件雕像是公元5世纪在砂岩石板上雕刻的“释迦四相图”，按照中国的习惯，可以称之为造像碑。

这通造像碑高约106厘米，居中的上下两尊坐佛、左右的两尊立像，是典型的萨尔那多式样。袒露右肩，仅在胸前和小脚前有衣纹以提示我们注意到袈裟的存在。这几乎与耆那教天衣派的雕像出于同一意匠。这通造像碑描述两大主题：一是佛陀的四个重要事件，称为“四相”；二是佛陀在舍卫城的“大神变”。前者的四相，雕刻在造像碑正中，自下向上，分别是在蓝毗尼诞生、菩提树下悟道、鹿野苑初转***和拘尸那迦涅。后者的大神变，刻在左右两侧，大小不等。立佛与坐佛都承托在荷花之上，朵朵莲花的枝蔓连成一体。据说，佛陀为降伏外道，施展神通，一时间，天地之中生出无数金莲花，莲花各各有遍体金光的佛陀。一般来说，“大神变”只是“四相”的配角或装饰。这种造像碑的形式在印度佛像之中是极少见的。当年有许多僧人来鹿野苑礼拜，或许是他们把中国的佛教艺术回馈给了印度。我们在印度见到的这类造像碑，都出自萨尔那多。

六

加尔各答只有300多年的历史，是作为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根据地而建造的。印度博物馆则是印度最古老的研究机构，成立于1814年，也是亚洲最古老的博物馆。虽位于加尔各答，但“印度博物馆”这个名字表明这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博物馆。

该馆的巴尔胡特陈列室陈列有1875年从出土地移至该馆复原的巴尔胡特佛塔的塔门和围栏。佛塔约建于公元前150至前100年的巽伽王朝。塔的覆钵早已崩坏，只剩下断墙残垣。谈论印度的塔，名声最大的是桑奇，但年代更早的却是巴尔胡特。事实上，大部分佛教美术史也是从巴尔胡特说起的。

佛教故事浮雕是巴尔胡特艺术的特色之一，在展厅中也一一呈现。通常是在塔门石柱上的方形画面中或者围栏纵向石板上的圆形装饰圈中表现故事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着名的鲁鲁鹿本生、猴王本生、摩耶夫人之梦、三十三天降凡、园布施等内容。所有细节全部容纳入仅约19英寸高的圆形之内。构图简洁、一图多景，极富趣味。

其中有一块公元2世纪的浅浮雕石刻，讲述的就是园布施的故事。石雕上面有一辆装满金币的牛车，有两个人在花园里铺金币，须达多手里拿着一个花洒在喷水，这是赠送礼物时的一个传统仪式，角落里的六个人可能是陀王子和他的随从。这时的雕刻中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故事场面中往往以佛座、佛足迹、菩提树、佛塔等形像来象征佛的存在。鲁鲁鹿本生描述了菩萨前身为一只牡鹿的本生故事，在画面上牡鹿的形象共出现了三次，而商人的形象也出现了两次之多：牡鹿带着商人过河，刻画在圆形构图的下方；商人手指牡鹿，贝拿勒斯国王弯弓准备射击牡鹿在图的左方；图的正中是贝拿勒斯国王双手合十聆听菩萨教诲。中国敦煌的早期壁画中也有着名的九色鹿，同样构图无序，可能渊源于这里。

桑奇与巴尔胡特形成了印度北部的佛塔建筑风格，龙树穴则是代表了印度南部的佛塔建筑模式。龙树穴也是佛教圣地，现存遗址中有一座大覆钵塔，轮形塔基结构保存完整，出土有石灰石雕刻的单体佛像和大量浮雕残片，浮雕内容有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是公元2至3世纪时的作品，属南印度风格。因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晚年居住在此而得名。

在巴尔胡特展室的外面是犍陀罗雕刻的展室，这里展出很多犍陀罗雕像，这些雕像大部分原先是佛塔上的装饰。在犍陀罗展区我们看到了一尊古印度西北部的高层佛塔模型。模型记录上说，建塔存放舍利的行为在前佛教时代。根据佛陀临终遗愿，塔覆盖在舍利子上。这被认为是佛教信仰的主要标志。这尊佛塔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整个佛塔分成了三层，半圆形的顶、带有莲花主题的成阶梯的伞盖和栏杆都置于顶部中心的石基座上，而基座上的方形栏杆则放置于带有规则台阶的高台上，这样，犍陀罗佛塔就具备了高度。方形的基座上呈现佛传故事，基层下部的圆鼓刻画了一排坐佛，中部则分别展现了一排药叉，药叉上方描绘了蜂窝母题。提到佛塔，虽然古印度流行的是半圆形的覆钵式佛塔，但很少有中国僧众效仿。中国最早的楼阁式佛塔，见于东汉什邡的画像砖，其型制渊源可能是类似这样的犍陀罗佛塔。

在印度观音菩萨像很少见，馆藏的观音菩萨像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尊出土于10世纪左右的砂岩菩萨像，半跏趺坐，垂下的一脚踩在脚底大小相近的椭圆形莲花上，冠前有禅定印化佛，右手放在右膝侧，结与愿印，左手捏住一枝从地上生出来的莲花，这是典型的观音图像。头发梳理成尖塔形的宝冠，宝冠上是造型美观的拱门，拱门之外的树枝之间，表现了五尊化佛，10世纪正是密教流行的时期，由此也可以看到密教的特色。这尊造像，特别是菩萨部诸像，虽带有女性的妩媚气息，却仍旧具有庄严肃穆的气息。（作者单位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