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龙华寺造像碑

唐龙华寺造像碑

统筹/执笔∵本报记者∵刘学斤

从碑文和形制看，它似乎应有比现在通称的龙华寺碑更准确的一个名字，比如龙华寺造像碑。1980年代初，此碑由任县杨固村龙华寺原址，移至今天隆尧县城的碑刻园。跟它同在相守的不但有我们业已介绍过的北魏杨翚碑，亦有我们尚未来得及介绍的另外几通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唐碑。从中可知，唐朝时在今天的隆尧一带，还存在过安乐寺、尊善寺、永康寺和光业寺，这些寺院相对集中，跟龙华寺相近。

一、变是主题歌

岁月叠加而成历史。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沧桑之感，亦带来不尽遐想，以及历史当中那些变与不变的故事。比如现在的任县，公元695年亦叫任县；现在的任县杨固村，公元695年亦叫任县杨固村。这就是不变。而几乎在看到这些不变的同时，亦可看到日新月异的变。人在变，事物亦在变，杨固村当年那些人事今天已变为虚无，村旁那座龙华寺今天亦已变为虚无。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莫惊怪，这亦是生活的常态。

公元695年，在任县杨固村，生活常态中更加突出的是变。高宗李治死后，二圣剩了一圣，此时还没有“则天大圣皇帝”尊号，武则天还只能以武皇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但变已成了大唐的主题歌。不满即位的儿子李显，皇帝换成另一个儿子李旦，“令居别殿”。7年前她加尊号“圣母神皇”。5年前她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加尊号“圣神皇帝”，皇帝降为皇嗣。两年前，她称“金轮圣神皇帝”；1年前，她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村民们已习惯了变。不变反倒感觉有些不正常。然而花样太多，变得太快，亦会把人变糊涂，不适应。一些“变”，容易理解和接受，像神皇自以“曌”字为名，改诏书为制书。一些“变”，不难理解，一时却难以接受，比如年号，革命前，她用过嗣圣、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革命后，她已用过的有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都是些挖空心思或心血来潮时想出的好字眼，可字眼再好，寄意再好，多了亦会使人混乱，更别说记住了。

大周证圣元年即公元695年农历1月，武则天的尊号又有变化，变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然而这个尊号仅仅存在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2月，去“慈氏越古”，她又成了“金轮圣神皇帝”。

时间再长些，这种改变或许会传达到远离京城的杨固村，1个月左右的改变，对杨固村民的常识不会产生些许影响和作用，他们甚至很有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过这样的改变。但2月“金轮圣神皇帝”的改变，他们接收到了。

证明他们接收到这一信息的，即5个月后建立的龙华寺造像碑。

二、合唱

龙华寺在唐朝并非一所，包括都城长安在内，都有同名寺院。“心真现玉，不杂风尘，气挺芝兰，远殊萧艾……知幻化，悟色空而即空；天纵聪明，觉有我而无我”，以现存材料分析，龙华寺当由比丘尼主持，杨固村的这座亦不除外。

尼寺的建造同武则天称帝有无必然关联，虽不能断定，佛教受她之倡导与推动，在她当政时期得到发展则是可以肯定的。杨固村龙华寺的建造，即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村民和比丘尼的合唱之作。他们发下愿志“建龙华一所，置居形胜”。选择此地，是因为此地“地实膏腴”，南“张翼于丹扉”，北“孕斗牛之剑气”，东临大陆之泽，西瞰童子之峰。

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在精工能匠的手上，龙华寺诞生了。被请来撰写记文的是韩柬忠，他是柏仁县人。柏仁县和任县邻县，他的家应该离光华寺亦不远吧，那天他走进来，看见文饰绚丽高耸霄汉的殿宇，雕琢精美的阿弥陀佛像，凡是走进来的善男信女如荣登“彼岸”，他顿时仿佛文思潮涌了。

拥有这一切，当然要感谢静婉、智度这些比丘尼，但更要特别感谢以杨思默为首的31位村民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他们风骨高洁，同结良缘，他们不但为建造宝刹尽心尽力，亦为禅林配套的所有工作尽心尽力。他们的辛劳与良苦体现在壮观的灯幢完美落成，亦体现在特意开凿的义井，“车马雾合，仕庶云繁”，有这口义井提供清冽甘甜的井水，那些干渴的乡亲，那些落脚的过客，从此不再为喝不到水发愁。

当然要赞美“龙华宝构”，赞美它“天外赫赫，云表堂堂”，但更要赞美为此而努力过辛苦过的人们，记下他们吧，他们中间有比丘尼，有上柱国，亦有普通村民。是他们的合唱，成就了大周证圣元年7月的杨固龙华寺。

要用一通造像碑纪念这一切，要用一篇铭文纪念他们的功德。

韩柬忠是不二人选，亦当仁不让，他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写家和书家，亦是与时同进的民间活动家吧？

三、作品，公元695年

螭龙圆首的龙华寺造像碑保存至今，其整体形象尚算清晰，但碑上佛龛造像大都毁坏严重，题字和铭文亦漫漶难读。最上三尊造像凿于同一佛龛内，一尊坐式，两尊侍立左右，坐佛造像体量亦最大。两侧题字，右侧是“金轮圣神皇帝供养”，左侧是“皇嗣供养”，其所提供的信息颇令人思量，武则天和李旦尊号为什么出现在题字中？难道龙华寺当年跟皇家有关？或者就是皇家寺院？否则为什么说造像是皇帝和皇嗣供养？

亦有可能这是当时民间流行的通例，反映的是一种时风，并无特别含义，只不过斗转星移，天荒地老，我们已经隔膜罢了。此种说法，从现在保存的在此前后产生的金石材料，亦可找到相关依据。

再下并排六尊造像，均坐式，体量远小于上面一尊坐佛造像。亦有题字，如“菩萨主杨思默妻张合家供养、大像主上柱国杨文师妻家合家供养、大像主杨文节妻冯合家供养”。另有题字亦表明造像由什么人敬造供养，其中有比丘尼静婉、智度和张凤仙妹、杨善保等名字。敬造供养这些造像，他们或以个人身份，或为“亡考”，或为“见在母”，亦或为已故的祖母。

出现在造像碑上的这些人，其详细的个人档案今已成谜，亦无法从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们不是身份显赫的人物，在历史上亦无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今天人们之所以知道他们曾经像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界，全因为这通造像碑和上面的题字。

碑侧亦有题字和造像，其供养者分别是杨思默、张德道、赵志文等“邑人”，亦有比丘尼法首和善贤。

龙华寺造像碑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它是大周证圣元年即公元695年的作品，由多人合作完成，韩柬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时痕

龙华寺造像碑的时代特征在今天看依然非常明显。没几个人对业已残损的造像感兴趣，亦没几个人会对碑文内容感兴趣。更多人是对碑文中保存的几个字感兴趣，这几个不知被多少人摩挲过的业已形容模糊的字，真是武则天自造？山、水、土三字组合就是“地”，一和忠两字组合就是“臣”，一和生两字组合就是“人”，难道她亦懂会意造字之法？造天、日、月、星，用的则又是象形之法；此外，君、年、正、戴、载、国、初、证、授、圣等字，亦都有了新鲜面目，有一个新字与其对应。

宋着《宣和书谱》说，“当时臣下章奏与天下书契，咸用其字。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载其字者，知其在则天时也。虽然，亦本于喜作字”。武则天究竟造了多少字？“考其出新意持臆说，增减前人笔画，自我作古为十九字”；清人顾广圻说有17个，“……武后字，前人所说，或多或寡，予合集韵等书，考订为字十七”。

死去的文字，会在眼前复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亦会复活？这亦是龙华寺造像碑今天多为人所道之处。

自造新字这样的事不只在唐朝发生，“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顾炎武考证，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即公元425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始光之所造者，时俗之所行，而众文经之所不及收者也。说文所无，后人续添之字大都出此”。他还说，“凡数字作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

武则天是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但能说她是文字改革家吗？何况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字亦非全由她自造。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新字她一定发表过意见，比如她名用的“曌”，天空之上，日月昭昭，这样的世界是她盼望的，亦是百姓盼望的，说这个字的发明创造权归于她，十有八九该不会错。

宋人欧阳修说：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人武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铭文辞不足录，录之者所有有警也。

清人叶昌炽说：金轮以一女子，暗移唐柞。威福自恣，举朝屏息。牝鸡司晨，亘古未有。……当时群臣章奏，及天下书契，咸用其字。以石刻证之，自武后称制，光宅、垂拱、永昌尚未改字，至载初以后，则无不用新制字矣。……碑字作于当时，且非一石，必无舛误。“余所见武周碑，不下数百通，穷乡僻壤，缁黄工匠，无不奉行维谨”。

历来对武则天评论纷纭，只举跟碑石相关的两例。

龙华寺造像碑文，楷体中带有行书笔意，虽非出自大家之手，就字言字，不失面目清秀，神采逸动，当属民间上乘之作。这是韩柬忠在大周证圣元年即公元695年的书法作品，亦是他存世的惟一书法作品。

大周证圣元年7月5日，他的心情似乎难以平静。写字的手似乎有些生硬，尤其写到几个新造的字，他还会发慌发憷，心里和手上都显出不自信。是不十分熟悉的原因吗？

为什么新字总不能写得像旧字一样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