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佛教的融和

儒家与佛教的融和∵/∵焕禅法师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的六世纪，是产生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自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后，就与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流的儒家发生关系。二教在相互排斥、交融中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儒家是指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是鲁国人。他博学多才，曾为鲁相，后列游诸国，讲学授徒，有“弟子三千”之美谈。后又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集儒学之大成。儒学属于礼乐系统，具备仁义、重礼、尚德、中和、入世之五大精神，它与长期以来、被封建王权统治的中国家族社会的需要相符合。因此，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术后，孔子创立的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乔达摩，是古印度释迦族人，成道后被称为释迦牟尼。据中国学者考查，他生于公元前565年（即周灵王七年），示灭于公元前485年（即周敬王三十四年），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人，生于王家。因感悟人生短暂、生命无常，故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后夜睹明星而证悟宇宙人生之真谛，成为一位真正大彻大悟之觉者、智者。他成道后，五时说法、广济群生，足迹踏遍恒河两岸，四生六道皆得蒙熏。

二位东方文化圣哲，孔子创建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制度的人伦主义，而释迦牟尼创建了影响全人类的世界性宗教。前者以入世成圣为济世目标，而后者以解脱成佛、自利利他为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出生年代大约相同，虽未接触，但有所闻。列子云：“孔子言：‘丘闻西方有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自然条件、社会现象、政治、经济等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儒家和佛教，作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各具特色的文明古国孕育的文化结晶，他们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便与儒家学说发生冲突、碰撞，同时也相互交流、融和。下面从孝道观、道德观、因果观三个方面来谈谈对儒、佛二家相融互补的认识。

一、∵孝∵道∵观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其中以儒家“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为立国之本。《论语》∵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儒之《孝经》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把孝顺父母，养亲事亲，为伦理道德行为的根本轨范。儒家还主张“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谓“求忠臣，必于孝悌门者”。他们认为，一∵个人若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就能忠于职，忠于民，忠于国。相反，如果他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岂不成了缘木求鱼！所以儒家对孝非常重视，孝成为中土伦常观念的重心。

从表面上看，佛教徒割爱辞亲，剃除须发，出家修行仍大不孝之行为。实际上，佛教的伦理道德，也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佛在《戒经》中说：“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本师释迦昔日为报父母恩德，亲为父净饭王抬棺，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个月等，被世人尊为行孝之典范。关于孝道，佛经记载甚多。如《佛般泥洹经》中阐述不孝二亲是八恶之一。在《长阿含经》中佛向诸比丘讲七不退法，第五为“念护心意，孝敬为首，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乃至流传甚广的《地藏经》、《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等，都是阐扬佛教孝道的警世经典。唐初的李师正居士着《内德论》说：“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还有晚唐的怀海禅师、宋朝的契嵩大师等都把忠孝作为佛门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百善孝为先，孝是百行之端，诸善之首，万民行为之准则。契嵩的《孝论》说：“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又说：“夫五戒有孝之蕴”，说明佛之大戒以孝为先，戒中有孝。还说：“律制佛子，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笃孝，笃孝不若修戒。”进一步说明行孝是聚集福德的渠道，也是佛弟子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

儒佛二家都讲孝道，它们主要在于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小孝与大孝之区别。世间的孝道是现世孝，如同儒家所认为的甘旨供养，使父母现世安乐，衣食无缺，进而光宗耀祖。传统思想的儒家非常重视家族制度，认为继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因此常常指责佛教割爱辞亲的出家修道，有乖“无后为大”之义。其实，儒家之孝是狭窄的小孝，是只对今生父母行孝的世间孝道。而佛教出世间的孝道才是真正的大孝。因为佛教之孝道不但要求孝顺现世父母，接引父母学佛，令其截断无明烦恼的业流，出离六道轮回之苦，证悟涅盘究竟之乐；而且还要救度过去世的累劫父母，同沾法益，同登莲邦。

再说，佛教的辞亲出家是以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广度一切众生为目的，此仍舍小我而成就大我之大孝、真孝！犹如法琳在《破邪论》中说：“夫出家者，内辞亲割爱，外舍世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世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大意也。”故说“出家非将相之所能为也”。后汉儒士牟融也作《牟子理惑论》来阐述此义，说明儒、佛二家的孝道是互不违背的。

牟子答沙门剃头废伦违孝之问，云：“∵昔齐人乘船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摔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苏。夫摔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且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发毁之也。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

牟子答出家绝嗣不孝无后之问，云：“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孔圣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反淑贤，以背妻子之欢；是不为奇，孰与为奇！是不为异，孰与为异哉！”

又如东晋儒士孙兴公作《喻道论》，来说明佛教僧侣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说：“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袖，日御三牺，而不能令万物尊已，举世我赖，以之养亲，其荣近矣！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大范群邪，迁之正路……天清地润，品物咸享。蠢蠕之生，浸毓灵悟，枯槁之类，化瘁为荣。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

这些说明了孝行不在表面的养亲事亲，而是度亲离苦。古代有一幅对联，上联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所以说佛教僧侣辞亲出家，传教修道，会给父母带来极大的尊严和荣耀，是无上的孝行。东晋慧远大师也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来说明孝有大小之别，忠亦有大小之分。他说大孝不在于事亲，大忠不在于跪拜君王。出家为僧，成就德行，其业绩可以遍及六亲，以至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忠孝。中国的儒士和佛子，不但融和了儒佛二家的孝道观，而且扩大了传统儒家孝道的内涵，也把儒家的宗法伦理扩大为社会伦理，成为弘道济世，普度众生的社会公德。

二、道∵德∵观

大乘佛教之所以最后在中国扎根，成为佛教北传的重要基地，原因之一就是佛教的道德观与儒家的道德观之间有许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成为连接两种不同文化的枢纽。儒家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仁民爱人，“仁”即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从语原学来说，仁是二人的组合，所以“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仁道也就是儒家用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因此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且要以己推人，将心比心，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念，从而扩大了爱心。后来张载等儒士进一步提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同伴，这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相似。因为佛教伦理道德的宗旨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强调慈悲喜舍、自利利他之善行。《缁门崇行录》说：“仁义礼智，人之四端也，而仁为首；慈悲喜舍，佛之四心也，而慈为先。”在《佛说阎罗王天使者经》中佛陀曾告诫诸比丘：“人生在世间时不孝父母，不敬沙门道人，不行仁义无可用心，不学戒不畏后世者，其人身死，魂神当堕地狱。”说明佛教对世间的仁义非常重视。

其实，在这个方面上有许多儒佛之士强调儒家的五常相似于佛教的五戒和慈悲等教义。如契嵩在《孝论》中阐明：“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语，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又说：“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为之耳。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也就是说，二者虽然纲目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劝人行善，济世利民。

其次，儒家的伦理道德只具备现世性。他们主张经过致知、正心、诚意来完成修身的目的。要求人们按照“礼义”的规定去生活，从而形成尊卑有序的良好社会秩序，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生活气氛。而佛教的伦理道德不但具备现世性，而且具有超越性。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苦多乐少，所以主张以戒定慧三学为修持的方法，以布施等六度为处世的原则，鼓励信众去恶从善，从而达到离苦得乐的人生最高境界。儒家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仁民爱民，来做利他之事业。但是它所强调的是必须先“修身”，认为能“修身”然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则不然。认为菩萨应以利他为先，在利他的事业中去圆成自利，圆满菩提。如《道行般若经》中所记菩萨的大誓：“我当为十方人做桥，令悉踏我上度去。”地藏菩萨的大弘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船”等这些利益众生的肺腑之言，催人泪下，感人心扉。《六度集经》提出“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指出菩萨在世间建立的理想社会应是行仁道，无贫寒，无干戈，政治严明的太平盛世。

综上所述，说明儒家与佛教都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都强调以修身为本，要成贤成圣必须从修己做起。但佛教更注重完成自利的同时，要广度众生，成就利他的伟业，庄严国度。在时空上，儒家只重于人类，止于现世。而佛教不但重人类，而且遍及九法界众生；不但要今生得度，而且要普度累劫之冤亲债主。所以说佛教的道德观在时间上坚穷三际，在空间上横遍三界，平等救度一切众生，比儒家的道德观更为深广、透彻。

三、∵因果观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因果法则来支配，人道是“善因必得善果，恶因必遭恶报。”对于这一因果伦理法则，佛在经典中反复强调。《中阿含经?思经第五》云：“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报，或现世受、或后世受。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有部毗奈耶》曰：“不思议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瑜伽师地论》明：“已作不失，未作不得。”

佛在《无量寿经》中进一步说明因果分明、丝毫不爽，曰：“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荡荡，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因此，佛教的善恶果报说一传入中土，便与中国传统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思想相适合，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接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门善恶报应论。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伦理观，孔夫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由命运决定，而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的政治廉明，则决定于人的行为意愿。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则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尚书?商书?伊训篇》亦云：“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国语?周语》也说：“天道赏善而罚淫。”

因此，三国时代的沙门康僧会对于孙皓的论难佛理，就是运用中土传统的善恶伦理观来阐述佛教的因果报应。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星见；仁德育物，则酝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恶余殃，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也。”皓问：“若然，则周孔已明之矣，何用佛教？”

会曰：“周孔虽言，略示显近，至于释教，则备极幽远。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

康僧会的话指出二家的善恶报应论主要在于“周孔示其迹，而佛教详言其要。”当时孙皓无以折其言，诚服了。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俱行道德，祸福不均；并行仁义，利害不同”呢？实际上，“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无德受恩，无过遇祸”的现实状况，东晋慧远作《三报论》以答之。说：“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来就，而前行始应。”也就是说，善人受祸，恶人得福，这都是前世所造之业，今遇缘成熟而现前所得之果报。对于今世所造之善恶，要等来世受报。说明所造之善恶，不是不报，而是时间上的早或晚的问题，果报成熟必定受报。故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世人常感慨说：“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于殃之于善人。”为解世惑，慧远大师在《三报论》中直明其源由，曰：“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之不答仲由，颜冉对圣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他用三业、三世、三报来解释人生的一切祸福果报，延伸了因果报应的时空性。说明业力自己创造，而果报通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地藏经》说：“我观业道众生，校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了解了三世因果观，能让我们更好地舍恶行善，转恶缘为善缘，更好地培植我们今生、来生的福德因缘和资粮；进一步推广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宗旨，达到净化人心、净化社会的目的。

从上面三个方面的论述中说明了儒家与佛教二种文化，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态度，并逐渐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人生哲理。二者在发展中不断地排斥、冲突，同时，也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宋朝契嵩大师在《寂子解》中明二家之关系，曰：“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宋朝孤山智圆大师也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实，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

所以说儒、佛二家在中土的交融与互补，乃佛教中国化的特色，亦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