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偈颂

漫话偈颂

罗伟国

早在佛教创立以前，古印度就有利用诗歌来表示歌颂赞叹的传统。在佛教初创之时，宣传教义最简便的形式，就是易于口耳相传的韵文，后来才逐渐加上散文，成为韵散结合的经典。《高僧传》第二卷中，鸠摩罗什对僧睿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礼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偈颂是宣传佛教思想及礼佛的重要形式，佛教徒十分重视这种形式的特殊作用，《大智度论》第十三卷指出：

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

由此可见，赞叹歌音是礼佛所必需的。释迦牟尼刚入灭时，卧于狮子床上，迦叶和大众以偈赞佛道：

面如净满月，眼若青莲花；

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

此偈虽为赞佛而作，但同时也赞扬了阿难智慧大，记忆力强。

有些偈颂，则是意义深远的哲理诗。从一些偈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原始佛教教义的真实面貌，比如在几部不同的佛经中，都引述了下列三首偈诗：

第一首为《缘起偈》，又名《法身偈》：

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

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

第二首为《无常偈》，又名《雪山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第三首为《七佛通戒偈》：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这三首偈诗，都配有故事加以解释，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法的原貌，因而受到佛学界的高度重视。

佛教教义，都载之于佛典中，而偈语就是佛经的一部分。佛教学者以各种形式，将偈语组织到佛教典籍中，使偈颂成为佛经行文的一大特色。佛经中大量运用偈诗，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佛理，易于为信徒所接受。佛教重视偈语，原因也正在此。

偈颂的种类不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偈，固定由三十二个梵文音节构成；另一种是别偈，共四句，每一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不定。“偈颂”连称，其实是梵汉双音并举，已为人们所接受。

佛经中的偈颂，无论其内容如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宣扬佛法。比如大乘瑜伽行派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其实都是按诗体分行的佛学着述。许多佛经中的偈颂，都很富有哲理性。

按照佛教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好坏，都有前因后果，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佛偈云：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此偈所说的道理，分明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有宿命论之嫌，却将因果报应阐述得清清楚楚。

偈诗虽为出世之作，但其中不少作品倾注了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如法演禅师《开悟偈》云：

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

偈颂为了让人们容易理解，所以都比较通俗，有的甚至像民歌，如反映原始佛教教义的《杂阿含经》第四十九卷中，有这样一首偈诗：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这种问答、比喻、排比的手法，通俗、生动、形象的语言，如果单独列出，谁会想到它出于佛经之中呢?

佛教有一种文体，称作“本生故事”，其内容大多采自民间传说，因而其中的偈颂也就明显地涂上了民间文学色彩。如《佛说野鸡经》中，叙述一只野猫见树上“有一只野鸡，端正姝好，既行慈心”。于是野猫心怀歹意，欲危其命，表面上却以柔辞相诱，唱偈道：

意寂相异殊，食鱼若好服。

从树来下地，当为如作妻。

野鸡却明确地唱偈拒绝：

仁者有四脚，我身有两足。

计鸟与野猫，不宜为夫妻。

像这样的偈语，类似于山歌对唱，显得很诙谐、风趣。

佛经翻译成汉语，不能不将偈颂译出，这就需要借用中国诗的形式。但由于受到佛经内容和形式的限制，偈颂又与中国原有的诗歌形式、表现方法有很大的差别。它的音调抑扬顿挫，当僧众集体唱诵时，别具深沉之力，令人回肠荡气，油然而生肃穆之感，沉浸于佛门宁静致远的气氛中。

佛门偈语的内容，无论是对人生的思索，对社会的评判，还是对事物的分析，对未来的预言，都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偈语在音韵、修辞、句法上的成功经验，以及如《华严经》、《涅经》等大部大乘经典中，那种夸张叙写的手法，给中国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

然而，佛门偈语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是佛门偈语以宣传佛理为第一目的，它的内容也就被束缚于佛学思想中；二是佛门偈语为了阐发佛教教义，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因而在遣词造句上受到限制，有不少偈颂显得语言乏味，偏枯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