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学何时传入汉地的问题

沈海波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学东渐的规模和速度日益扩大和加快,不少涉及到古因明学的佛典也被逐渐翻译输入汉地。如北凉玄始十年(公元421年),印度僧人昙无忏译出了《大般涅盘经》,此经第17卷“破十外道”中运用了古因明的论证方法。此后,又有三部古因明的重要典籍输入东土。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三藏吉迦夜与昙曜合译久方便心论》;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541年),三藏毗目智仙与瞿昙流支合译《回诤论》;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真谛译出《如实论》,并着《如实论疏》。

南北朝时期传入汉地的三部古因明学典籍都是比较重要的着作,其中《如实论》为世亲所造,《方便心论》为龙树之前的小乘论师所造,《回诤论》则是龙树为批评尼也耶派足目所立的量论而造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是因明学传入汉地的第一个阶段①。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昙无忏译《大般涅盘经》,并经南朝刘末慧严、慧观、谢灵运改订为《南本涅盘经》后,即是“因明最早傅入我国的标志”②。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因明学是佛家逻辑,所以很多佛典都会或多或少地运用因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述教义。因此,人们接触到久大般涅盘经》这类运用因明学论证方法的佛典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明学的输入。首先,《大般涅盘经》这类佛典并非因明学专论。其次,人们虽能通过这类佛典了解到若干因明学的论证方法,但并不能窥其全貌。所以,《大般涅盘经》的翻译是不能作为因明学传入汉地的标志的。

至于《方便心论》等三论的翻译,也不能视作是因明学的传入。首先,三藏吉迦夜等人翻译《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只是将其视作普通的佛典,而非特地是为了输入一种新的学说。其次,这三论也不够系统,不能完全反映出古因明学的逻辑体系。再次,久方便心论》等译出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人们没有因为三论的翻译而对因明学有任何的重视。最后,三论译出后,中土佛学界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位因明学家或一部因明学着作。以上四端,无疑是评判一种学说输入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论着之输入不等于学说的传入。南北朝时期虽已有了若干因明学论着的译本,但因明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说,还没有真正地传入汉地。

据《内典录》卷五载,宇文周时有攘那跋跎罗、阁那耶舍共译《五明论》,其目为: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本来印度五明中有因明在内,现在这部《五明论》不提因明,却将同属内明的咒术和符印一分为二,说明这一时期汉地佛学界对因明学还是相当陌生的,也证明了当时因明学尚未正式传入汉地。

因明学之真正传入汉地,当在唐初,其功首推玄奘。玄奘于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译商羯罗主的久因明入正理论》,又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清辩的《大乘掌珍论》,永征元年(公元650年)译护法的《广百论释》。前两部是新因明学的重要理论着作,后两部则是运用因明学论证方法的典范之作。此外,玄奘还翻译了《瑜珈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杂集论》等,这些经论中都有专门论述因明的章节。除了有系统地翻译陈那和商羯罗主的新因明着作之外,玄奘还有系统地向弟子们反复讲说,阐发隐义,口授“立破方轨,现此量门”。他的弟子们因此竟造文疏,因明学的传授兴研究呈现出盛极一时的局面。如文备、玄应、定宾、圆侧各撰有《因明理门论疏》,靖迈、灵隽、胜庄、璧公、玄范、顺憬、文轨、净眼、窥基、文备等各撰有《因明入正理论疏》,普光撰有《对面三藏记》,元晓撰有《判此量论》,神泰撰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等。因此,因明学之传入汉地,当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游学归国为标志。

沈剑英先生曾指出:“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论还没有介绍过来,古因明的论着也只翻译了三部,缺乏系统性,因此当时人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对因明学有什么阐发。但是,玄奘从印度游学回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玄奘的传授,经过其弟子的发挥,因明学终于在我国开花结实,其首倡之功,应该归于玄奘。”[3]此论极是。

[1]虞愚《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明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3年版。

[2]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P277∵∵,上海三联书店208年8

月版。

[3]《因明学研究》P24、P25,智者出版社1994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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