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抄写佛经动因初探

苏轼抄写佛经动因初探

刘金柱

内容提要∵∵佛教以抄经为功德，苏轼一生大量抄写佛经有很明显的功利色彩。本文从苏轼抄经的书法练习入手，对持续一生的这一奇特现象进行分析，以期说明苏轼抄经对其书法及性格之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苏轼抄经书法性格

作者刘金柱，1963年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副教授。

伴随苏轼一生，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抄写佛经的现象出现。苏轼与抄写佛经的关系研究，学术界还少有触及，但这一抄写经文的现象，对苏轼一生确实影响很大，因为这种贯穿一生的行为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文献中虽然无法确知其幼年时期具体的抄经时间和所抄经文名目，但他的寺院读书经历，父母的影响，还有他抄经习惯的养成，都说明苏轼早期必定存在抄经行为。苏轼抄写佛经，有很强的功利性，本文将从苏轼书法习惯和功底的形成；抄经张扬佛法，祭奠父母亲人；以及抄经对苏轼内敛工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能有所收益。

一

基于对书法绘画的爱好，苏轼从幼年开始便对笔墨纸有浓厚的兴趣。”子由之达，盖自幼而然。方先君与吾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唯子由观之，漠然不甚经意。”①苏轼的自述，说明其书画造诣，一方面来自“先君”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个人的喜好：“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②苏轼《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③苏轼对书画的嗜好，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以上为夫子自道。苏辙眼中的兄长更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④“吾兄子瞻苦好异，败缯破纸收明鲜。”⑤以上都是讲苏轼性嗜书画，而其少年时期的书法绘画的练习，更让我们领略了一个书法家和画家的艰难成长历程。宋人何言：“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⑥

功力来自长期的积累，贯穿苏轼一生的佛教经书的抄写，是苏轼书法艺术成就的基础。《真迹日录》卷五有“苏长公手录《汉书》全部及《金刚经》……见之记载中”语。孔凡礼分析，其录《汉书》及《金刚经》或为少时事，姑且看作是十五岁以前所发生。⑦《蜀中名胜记》卷十二《眉州》载：“……栖云寺，东坡少时读书寺中。”“读书寺中”，难免接触佛教经卷，而以苏轼抄书习字的嗜好，佛经之抄，当不止《金刚经》一种。

因为印刷术的不完善，书籍在那个时代是很珍贵的，高质量的书籍更是不易求得，所以书法习摹便存在范本的选择问题。佛教典籍是当时最容易得到的书籍，而且由于佛教徒的虔诚，以及抄经的功德说，促使佛教书籍成为质量最高的书籍。所以，少年苏轼临摹书法，佛经便成为当然首选。

苏轼一生抄写过的佛经很多，有《金刚经》、《莲花经》、《多心经》、《摩利支经》、《楞伽经》、《八师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圆觉经》、《楞严经》等，其中，《多心经》、《金刚经》更是多次抄写。（表一）

表一本文所涉苏轼抄写佛经一览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苏轼的佛经之抄，贯穿其一生。少年时期，由于文献少有记载，姑且参照孔凡礼之说，将《金刚经》的抄写，放在十五岁之前。如果把苏轼五十岁以后看作是他的晚年，那么，这一阶段的抄经活动还是相对较多，这应该与他后半生，仕途的坎坷有一定关联。

此外，苏轼还常常为别人抄写的经文作跋、书后。如果对该经文不熟知，是无法作出评介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轼必定阅读过这些佛经，而且十分熟悉。（详参表二）通过两个汇总表，我们惊诧于苏轼涉猎佛经之广博，佛文化功底之深厚。那么，苏轼诗文能浸润并且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佛教文化，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由于抄写佛经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理解，苏轼佛学知识的获得，与他大量抄写佛经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表二本文所涉苏轼为他人书写佛经作跋书后一览表

苏轼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列宋四大家。关于苏轼的书法，黄庭坚曾谓：“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⑧苏轼也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⑨，“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10]其实苏轼的书法成就并非凭空而来，从以上列表可以明显看出，仅佛经的抄写，即显示出苏轼在书法上下的功夫。考察东坡书法的特点，与其抄写佛经也有一定关联。山谷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11]赵孟兆页云：“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12]刘熙载云：“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义。”[13]钱泳云：“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坡公之书未易学也。”[14]东坡之书温润不俗，如华严法界，丰腴而有禅机，自然与佛禅大有渊源，这一特点当时就已经引起世人的注意。“坡公之书未易学也”，其难以摹写的根本原因，恐怕与他的抄写佛经并从而参悟禅机有直接的关系。

在苏轼生前，学习模仿他的书法便已经成为时尚，黄庭坚云：“东坡先生书，浙东士大夫，无不规摩，颇有用意精到，得其仿佛。”[15]张邦基记载：“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极喜之，盼能学公书，得其仿佛。”[16]最多也就是“得其仿佛”。苏过对于这种争相模仿的情形颇不以为然，认为如此未必能显现东坡作字的精神意义：“公之书如有道之士，隐显不足以议其荣辱。昔之人，有欲挤之于渊，则此书隐；今之人，以此书为进取资，则风俗靡然，争以多藏为夸。而逐利之夫，临摹百出，朱紫相乱，十七八矣。”（《书先公字后》）因模仿者众多，才有所谓“未易学”。难模仿，实因功力不到，未有苏轼几十年如一日的抄经以悟道的工夫。

综上所述可见，苏轼杰出的书法成就，与他热衷于抄写佛经而能参透佛趣禅机当有重要关联。

二

苏轼抄写佛经以及颂佛涉佛文字，多因应人之请而作。友人邀东坡书写，除了声望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书法艺术的考虑。个人的收藏带有鉴赏炫耀的特点，而将苏轼所抄经文刊印发行，便具有名人效应和文字规范的意思了。

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以广大心，得清净经。……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长住。[17]

张方平授《楞伽经》是元丰八年二月的事，六月苏轼会晤了元，了元以为书刻为善，乃真州及金山书之。涵芬楼《说郛》卷九十七《金山志》叙苏轼过南都，张方平以《楞伽经》授轼，以下云：“且以钱三十万，使镂板印施于江淮间。轼曰：‘此经在他人犹为希世之瑞，况于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金山龙游寺主僧了元谓轼曰：‘印施有尽，书而刻之则无尽矣。’轼乃留金山，元请代书之，使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士镂板流传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宝印即轼写经处，扁曰楞伽室。”同年九月，《楞伽经》刻成。《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跋东坡书多心经》谓苏轼所书《楞伽经》，“已镂板矣，今在金山”。从二月酝酿，到九月完成，前后半年时间，效率不谓不高。这期间苏轼的书写时间应在六月晤了元之后，书写和镂刻，后者应时间更长些，故书写应该是六七月间的事。

张方平出资希望刊行《楞伽经》，而了元则劝说苏轼书写，认为“印施有尽，书而刻之则无尽”，实期望以苏轼的名望来宏扬此经。为了稳定苏轼，达到最终楼板刊行的目的，了元一味迎合迁就苏轼，不惜破佛家之戒。”东坡喜食烧猪。佛印住金山时，每烧猪以待其来。一日，为人窃食，东坡戏作小诗云……。”[18]

人情难却。不欲为之，却又不得不为，即便如此，苏轼也留下了很精美的文字。苏轼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涉佛诗文，其对经文之熟知，见解之精到，文辞之优美，都表明苏轼抄写佛经，除了书法的收获外，佛学及相关知识的获得，文学造诣的修养等都大获收益。抄写佛经，不可能不阅读佛经，不可能不熟知佛经，不可能不思考佛经，而其文学创作又不可能不受佛经的影响。《苏轼文集》卷六十一与惟简第三简述及成都胜相院僧惟简使其孙悟清来，求撰《经藏记》，“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悟清日夜监督，虽与作得寄去。”虽强作之，亦精妙无比。这篇本不欲作的碑记，最后成了经典，受到世人的关注。

舒王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王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而起，作《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墨本适留船中。”王遣健步取而至。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王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间。曰：“子瞻人中龙也，有一字未稳。”客曰：“愿闻之。”王曰：“日声日负，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拊掌大笑，亦以王为知言。[19]

苏轼也鼓励他人抄经。在定州，曾经勉励李之仪写《华严经》。”在中山时谓余曰：‘早有意写《华严经》，不谓因循，今则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余亦仅分黑白，每有愧于斯言也。”[20]此时，苏轼已经59岁了，因“眼力”而抄写困难，不免黯然神伤。

除了身体的原因，仕途的多艰也影响了苏轼的抄经活动。62岁时抄写《金刚经》竟不能一次完成，不得不在他时异地竟卷：“东坡先生居黄州时，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临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终卷，旋亦散逸。其后谪惠州，思前经不可复寻，却取十六分以后书之，置于李氏潜珍阁。李少愚参政得其前经，惜不能全，所在辄访之，冀复合。绍兴初，避地罗浮，见李氏子辉，辉以家所有坡书悉示之，而秘《金刚》残帙，少愚不知也。异日偶及之，遂两出相视，其字画大小、高下，墨色深浅，不差毫发，如成于一旦。相顾惊异，辉以归少愚，遂为全经云。”[21]

抄写一部经书一般须耗时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上述张方平所授《楞伽经》，抄写时间大约一两个月，在这之后的元符三年，应慧上人之求，缮写《金刚经》，也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蒋仲父闻之于孙景修，近岁有人，凿山取银矿，至深处，闻有人咏经声。发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矿者。以窟坏，不能出，居此不记年。平生咏《金刚经》，尝以经自随。……元符庚辰□月二日，偶与慧上人夜话及此，因出纸求仆缮写是经，凡阅月而成。非谪居海外，安能种此福田也。[22]

因不在仕，方有闲暇以一月之期抄写经书；因谪海外，才须内敛心态韬光养晦。苏轼佛经视作福田，抄写视作播种，有种才能有收，收获是结果，抄经是善因。苏轼抄经的另一个动因，当是此宿命观的认识，这在晚年犹为明显。苏轼将抄经当作善行，“若书而刻之则无尽”，生而积德，抄经无算，在印刷技术尚不完备的时代，抄写佛经对佛教的传播，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社会道德的确立，都有积极意义。当然，对于佛教本身而言，却是功德无量。为逝去的亲人抄经，寄托哀思，超度亡灵，以此资亲人之往生。

轼之幼子过，其母同安郡君王氏闰之，……殡于城西惠济院。过未免丧，而从轼迁于惠州，日以远去其母之殡为恨也。念将祥除，无以申罔极之痛，故亲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崇庆院新经藏中，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于轼曰：“书经之劳微矣，不足以望丰报，要当口咏而心通，手书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济神明……。”[23]

所书经文收藏于寺院，自己书写，自己装治成册，共为四册。书经之劳，是为丰报；手书身劳，是为感通佛祖。有目的，有对象，有数量，有去向，苏轼在此将子过的这次书经过程，叙述得较为详细。《金光明经》虽非苏轼亲写，但从他的《书金光明经后》中，也可看出苏轼对妻子的一份感情。

父母的忌日，苏轼都有佛事活动。纪念父亲苏洵的抄写佛经，是与弟辙同时进行的。苏辙抄写的是《维摩经》，苏轼抄写的是《圆觉经》：

太府卿苏公伯昌谔为明州长史，僧有献少公《维摩经》手泽，盖为老泉小祥书此。后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长公书《圆觉经》，与此同时，字体也相类。以所携石本示公，且许求墨迹以来，后不知曾得之否？若逵《二经》，元诸公为之跋而增重。《观经》俨然如新，不知《法华经》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复合耶!”少公乃苏辙，长公乃苏轼，老泉乃苏洵。[24]

从上文看，苏轼兄弟抄经的时间和字体是一致的，但似乎二人并未事先沟通，而是不期而然。父亲忌日，兄弟共知；祭奠文字，当是定制，不同的只是所抄经文各异。在此之前，元丰七年的四月二十五日，苏轼也曾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赠圆通禅院长老可仙。

母亲的忌日，苏轼抄写《楞严经》中的《圆通偈》，伸追往之怀。

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阻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25]

贬谪在外，正常的追荐活动难以进行，权且抄经以忌。恰遇风阻滞留，漂泊之际，难以静心书写，只能抄写部分经文。按惯例，经文施于庐山僧人。

苏轼不仅自己写经，超度父母亡灵，对别人的此类行为也大加赞许。“有大檀越，孙温靖公，……其子元忠，为公亲书《华严经》八十卷，累万字，无有一点一画，见怠惰相。人能摄心，一念专静，便有无量感应。而元忠此心尽八十卷，始终若一。予知诸佛，悉在见闻，若以此经，置此山中，……”[26]同卷《跋李康年篆心经后》：“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学，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经》，为其亲追福，而求余为跋其尾。……然人之欲荐其亲，必归于佛，而作佛事，当各以其所能。”《苏轼诗集》卷八中，乃有诗题为：《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心诚字端，持之以恒，“便有无量感应”。苏轼抄写佛经，正是这样不辞劳苦，始终若一。

或应人之请，或鼓励他人抄经，或为他人抄经跋后，苏轼一生，与佛经大有渊缘。但由于其抄经活动，大量集中在五十岁以后，而这一时期，仕途艰辛，生活拮据，亲旧纷纷故去。苏轼以抄经为功德，寄托对亲友的哀思，同时，也是改善个人境遇的良好愿望。

三

苏轼真正步入仕途，应该是在熙宁二年。这时的苏轼刚刚34岁，正值春风得意之际，急于结交权贵，以利于仕途发展。与王诜的密切来往，对苏轼的发展应有很大影响。在此其间，曾为诜书写《莲华经》。”熙宁二年，轼在京受差遣，王诜作驸马。后轼去王诜宅，与王诜写作诗赋，并《莲华经》等。”[27]王诜，宋开国功臣全斌之后，其妻乃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28]

可见苏轼是先在王诜家看到此经，逢迎该经书写之妙，极尽恭维，然后抄写相送。苏轼扎实的书法功底，完全可以资以炫耀，装点门面，展示才华。而佛学文化的显示，也是人格及文化素养的表示。所以，苏轼以抄写佛经作为攀结权贵，联络感情的工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仕途多艰，贬谪生活，在大部分时间中，都伴随着他。在更多的时候，苏轼抄写佛经，是为了平稳和调试心态，疏解沉重的心理压力。书写本身就是心理调试过程，而书写佛经，自然就要接受宗教内容及氛围的影响。《书楞伽经后》讲张方平“幻灭都尽，惠光浑圜”，万事皆以参破，身心都无障碍，已然进入佛境。”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张方平认为《楞伽经》可以解除苏轼心中之惑，授经及钱三十万，印施江淮间，苏轼尝试力行，颇有感受，以为“句句皆理，字字皆法”，“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

《楞伽》可以稳心，《金刚》可以救难。苏轼谪居海外，是为九死一生之地，其处境颇类《金刚经报》中的“取矿者”。仕途多艰但充满诱惑，可喻为“凿山取银矿”；入世之深，迷而忘归，是为“至深处”；现实结果，当前处境，是为“以窟坏，不能出”；居显之日短而贬谪之日长，是为“居此不记年”；感受是“每有饥渴之心”。何以出此劫难？《金刚经》；“安能种此福田？”抄写《金刚经》。聊以寄托，聊以慰籍。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仕途多艰。但其乐观的人生态度，豁达的处世原则，使其一生荣辱不惊，充满了容忍和达观。苏轼的内敛工夫十分了得，在处境危险，生死难料之际，也能从容面对，一笑置之。苏轼的这种人生态度，应与他结下的佛教之缘大有关联。而苏轼一生不懈地抄写佛经，当是苏轼佛教因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抄写佛经，是苏轼一生从不间断的活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为母亲抄写了《楞严经》中的一段经文。本文从苏轼书法与抄写佛经的关系，苏轼以抄经寄托对亲人的缅怀和对改善自己境遇的愿望，还有苏轼人生态度及其内敛性格的形成等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探讨。认为，苏轼抄写佛经的行为，自然不自然地对苏轼本人，以及他的人生态度，晚年生活，诗文作品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研究苏轼及其文学作品，这一部分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苏轼文集》卷七十二《子由幼达》。

②同上卷十一《宝绘堂记》。

③宋·高似孙《砚笺》卷二引苏轼《剑易张近龙尾子石砚诗跋》。

④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

⑤同上卷二《画文殊普贤》。

⑥宋·何《春渚纪闻》卷六《笔下变化》。

⑦《苏轼年谱》卷一，中华书局，1998年。

⑧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论子瞻书体》。

⑨《苏轼诗集》卷六《石苍舒醉墨堂》。

⑩同上卷五《次韵子由论书》。

[11]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题东坡字后》。

[12]见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3]清·刘熙载《艺概》卷五。

[14]清·钱泳《履园丛话》之《书学·宋四家书》。

[15]《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16]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

[17]《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楞伽经后》。

[18]宋·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卷二。

[19]《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四《胜相院经藏记》郎晔注引《冷斋夜话》。

[20]宋·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跋东坡书多心经》。

[21]宋·洪迈《夷坚志》甲卷十一《东坡书金刚经》。

[22]《苏轼文集》卷七十二《金刚经报》。

[23]《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金光明经后》。

[24]宋·楼钥《攻愧集》卷七十二《跋吴僧若逵所书观经》。

[25]《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跋所书圜通经》。

[26]《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

[27]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之《与王诜往来诗赋》。

[28]《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跋王晋卿所藏莲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