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僧辞赋的特点与价值

宋僧辞赋的特点与价值

作者：常先甫

《宋代辞赋全编》收宋代僧人辞赋近60篇，而且主要以咏物为主。他们将身边随时可触的事物或偶发的感想写入辞赋中，道出其微妙的情感世界。而且他们在辞赋中时时以佛理为尊，闪烁着佛法的光辉。

一

禅宗说日常生活中处处有禅机的存在，处处闪烁着佛性的光辉，宋僧蕴佛理于辞赋中，也就自然而然了。此类作品看似叙写身边事物或常用的生活物品，其实已将佛理融入其中。元照的系列“道具赋”，可窥一斑。《三衣赋》中说：“吾有三衣，古圣真规”，虽然制作粗疏，但功用非同寻常。“龙被免金翅之祸，人得息战敌之危”，龙族得佛祖所赐袈裟庇佑，躲过被大鹏金翅鸟世代而食的厄运；凡人得到它能免除各种灾难，简直就是不同寻常的圣衣了。而衣服的大功德还是源于人的自身修行：“汝当敬遵彝范，仰荷恩慈，时时自庆，步步勿离。”其他几篇赋，如《铁钵赋》、《坐具赋》等，与此相仿。

也有的咏物辞赋将佛法直接展现。延寿的《金刚证验赋》对《金刚经》进行了高度赞颂；《法华灵瑞赋》将《法华经》的神力描述得生动活泼；《观音应现赋》说观音有无限的慈悲，是圣中之圣；《华严感通赋》赞扬《华严经》极为幽玄，感叹其为无尽之宗。

佛家讲究修养，在宋僧的辞赋中亦有所表现。其中延寿《神栖安养赋》颇为着名。“安养”是西方极乐世界异名。全赋以“弥陀宝刹，安养嘉名，处报土而极乐，于十方而最清”为始，点明主旨，对西方极乐世界大为称赞，将其作为凡夫众生的安身之所，因身安则道融，故名安养。

辞赋的一个特色就是采用问答形式。宋僧的咏物辞赋也有此体，如居简的《水仙十客赋》采用寓言形式，模仿屈原香草以喻君子的手法，通过水仙与楚英对话，说明“可以攻玉，它山之石也。不贤则人将拒我，若之何而拒人也”?显示出佛家宽以待人，众生平等的理念。

而惠洪《王舍人宏道家中蓄花光所作墨梅甚妙戏为之赋》、仲皎《梅花赋》，同为咏梅品之高洁，以喻人之道德节操，语言颇为清新优美，实有读之不舍，味之无穷之感。居简所作悼念亡灵之哀辞，如《空圣予哀辞》、《下竺印哀辞》、《招魂》等，更是感人至深，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宋僧的辞赋还将公案或得道禅师的感人故事，大量而又十分自然地融入进来，显示了宋僧高超的创作水平。如智圆《窗虫铭》中蜂子“撞窗纸求出”的内容，引福州古灵神赞禅师的故事。神赞“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此故事在很多佛典中都有记述。禅宗讲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撞窗纸求出”就是说执着于读经坐禅，并不能悟到本来自心。智圆在《窗虫铭》中寓意深刻，与神赞说蜂事，异曲同工。

二

宋代是儒释道逐渐融合的时期，许多文人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流传不少佳话。苏轼和佛印的故事自不必说，在宋僧的辞赋创作中，对于儒道思想的吸收也是很常见。

如宋代僧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的智圆，他在《闲居编自序》中称“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又“旁涉庄、老，兼通儒、墨，至于论撰，多所宪章”。他的思想兼容儒释道，这从他的自号中庸子可见一斑。他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说明三教的同一性。他的宗教观富于时代气息，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所以被称为“学贯三教典籍，而以儒论文，宗儒作文，此前佛徒尚无其人”。

智圆曾作《病赋》，前有《病夫传》，为自身之真实写照，从中可看出他融合儒释道的痕迹：“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去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在智圆看来，三教不可缺，各有各的光辉，犹如鼎与足的关系，少了任何一方都难以坚立。

南宋时期的居简也是如此。他喜游历，颇似一位士大夫文人，文学成就也很高。居简在《食力赋》中说“粟吾粟兮瓦盂，乐吾乐兮道腴……既尽瘁也，我心适兮。虽百纷兮，我心匪石兮”，以儒道风范自居。

兼容儒道一方面能丰富自己的学识，而更重要的是能确立佛学的地位。从中唐古文运动，到发轫之初的北宋古文运动，都是持排佛的态度。宋代“三教合一”思想影响空前深入，佛徒们也积极奔走，倡导“儒佛一致”。省常创建“西湖白莲社”，促进了僧人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流；智圆“三教合一”的古文理论，大大缩短古文家与佛教的距离；契嵩作《辅教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嘉许。不但儒释道得以融合，而且许多文人居士化，更多地从佛老中得到精神的营养。

宋代僧人所作辞赋虽然并不多，但在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别具一格，不愧为文坛上的一朵奇葩。他们大多能兼容儒道，不但扩大了佛学的影响，而且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更大的生命力，别有一番风味，故而成为今日学术研究的一大亮点。

（作者单位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信息来源：《中国宗教》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