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国图藏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史金波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部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自称大夏国（1038—1227年）,前后共历十个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近邻还有回鹘、吐蕃政权。各王朝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夏首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贫乏而凌乱,治西夏史者感到资料匮乏,困难重重。

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得为最富,用40匹骆驼驮持至圣彼得堡,共有数千卷册。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1929年大部分入藏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近些年来由于西夏文字解读的成功,西夏文文献越来越受到西夏学专家们的重视。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周叔迦先生整理编目,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为题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上。笔者在黄润华先生的帮助下于1973年、1982年重新整理这些文献,发现馆藏有所变化,增加了原为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二十一卷佛经,原有的馆藏佛经则有遗失。在拙着《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的附录中有北京图书馆所藏佛经目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在西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数量很多。

总计文献十七种,有一百余卷,约有数千页面。其中既有西夏时期的文献,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慈悲道场忏罪法》等;也有蒙古时期、元代的文献,如《金光明最胜王经》、《添品妙法莲华经》、《悲华经》等。其中以佛经为主,也有世俗文献,如《瓜州审案记录》。国内如宁夏、甘肃、内蒙古也陆续出土了不少西夏文文献,但国内藏西夏文文献仍以国家图书馆为首富。

第二,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馆藏文献为西夏、元代古本,距今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皆属于宋、元时期的善本之列。其中有不少属于海内外孤本,如《不空索神变真言经》、《经律异相》、《悲华经》等都是国内外收藏西夏文献的部门所没有的佛教经典。另有一些文献其他部门虽有收藏,但与国家图书馆所收卷次不同,或版本不同,也应属于孤本。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添品妙法莲华经》、《悲华经》等皆属此类。总之,馆藏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是珍贵的孤本。

第三,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馆藏西夏文佛经种类较多,是研究西夏佛教和佛教文献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中有几种文献对研究西夏佛教史具有重要价值。

馆藏西夏文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板画《西夏译经图》,高、宽各27厘米,图中刻僧俗人物二十五身,有西夏文题款十二条计六十三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他斜披袈裟,讲解经文,并以手势相辅助。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八位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名题款。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研究西夏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也是中国目前所见惟一的一幅译经图,十分珍贵。

又馆藏西夏文佛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有发愿文,文中首先记述了佛教在东土盛行、传译佛经、三武毁佛等佛教在中原流传的基本史实后,着重记述佛教在西夏流布和译经情况,具体记载在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建国当年即开始组织译经,以白法信、白智光等三十二人为首,用了五十三年的时间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共有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显然这一发愿文为西夏译经史提供了关键的资料,使西夏译经事实变得清晰、具体。

再有馆藏有多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第一卷有序言两篇,第一篇是译自汉文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记》,第二篇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十分重要。序言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包括译经朝代、时间、主译人、译经地点、所译卷、品数等,特别是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另此经卷十末尾有跋文四面,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据考证为蒙古乃马真称制的13世纪中期。不难想见,此流传序和跋对研究《金光明经》在西夏的流传,以及考究西夏译、校经史有重要价值。

除以上构成西夏佛教史的骨架资料外,有的文献对研究西夏历史和社会也具有学术价值,如《瓜州审案记录》是研究西夏社会司法的典型资料。

第四,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很高的版本价值。

馆藏文献有写本,但更多的是印本。印本中有很多刻本,如《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不空索神变真言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苦波罗密多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经律异相》、《添品妙法莲华经》、《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其中不少字体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致,是中古时期的优秀刻本。

特别可贵的是其中几十卷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活字印本,具有明显的活字印刷的特点。该经不少页面中一行之内有字形歪斜现象,这是初期活字印刷时活字不规范或聚版技术不精而造成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在木雕版印刷时是不会出现的。该经有不少常用字与上下左右墨痕深浅差别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排字过程中常用的活字用量很大,但备用不多,不够用时只好暂时空缺,后来再个别补印。在经纸背面可以看到一些印字透墨深浅不一,这也是初期活字印刷时的一种特有现象,与木雕版印刷时背面透墨比较均匀的情况迥然不同。特别是此经卷第四十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与此同时出土的《华严经》部分流失到日本,在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此经卷第五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碎字”,即为活字。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是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的确凿证据。

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当时的着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其著作《梦溪笔谈》中记录了这一伟大科技成果。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应用开创了印刷史的新纪元。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进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在毕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最大,有卷11-12、14-16、21-23、27-35、37、39-46、48、51、54、57、59-75、79-80,其中卷33、35、45、66、67、69、70、71、80有复本,共58卷。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包括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内,都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了中国首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确凿证据。

此外,由于宋元时期书籍的稀有,这些文献的板式、书法、装帧等也是中古时期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五,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民族文字研究价值。

馆藏西夏文文献的重要特色就是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书写或印刷。西夏文的性质和汉字相同,是方块型的表意文字。西夏文仿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创制,乍一看很像汉字,细看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这使馆藏西夏文文献带有特殊的、甚至神秘的色彩。近代解读已经死亡的西夏文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有突出的作用。当俄罗斯所藏西夏文文献尚未公布的时候,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是专家们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料。老一辈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译经文,诠释文意,作出了重要贡献。王静如先生的成名之作《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辑中的很大篇幅就是译释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此书获得法国儒莲奖。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批珍贵文献在西夏文的释读和西夏佛教的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