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史金波∵王菡

一、缘起

百年之前，俄国探险队首次在黑水城发掘出了西夏文献，从此西夏研究正式成为学术界瞩目的重大课题。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重金购买了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献，成为国内西夏文献庋藏最丰富的所在。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刊出了西夏研究专号∵，体现了当时西夏研究的最高和最全面的成就。70∵年来，该专号一直是西夏研究的必备书。70∵年来，西夏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出土了一批又一批西夏文献，推动了西夏研究。特别是近年将存于俄国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予以整理影印，使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者和宋金辽史研究者可方便地利用。1973年和1982年史金波先生曾经抽出时间，认真地翻阅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和黄润华先生一起整理了一份简目，1985年史、黄二人联名在《文献》季刊上发表《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学刊》合作，再次出版西夏研究专号，文章内容包括建筑、考古、语言、宗教诸多方面，其中并有一“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2002年这次整理仍以史金波先生领衔，以1985年简目为基础，参加者还有王菡、林世田和全桂花。是本文以续记为名。

二、文献种类再认识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西夏文献还依刚入藏本馆时候的状态，先以油纸包裹，若干油纸包用一白布再包起来，形成若干大白布包。70－80年代整理时，馆藏西夏文献的种类已不同于1932年周叔迦先生整理的目录，1932年时认为共有十三种，1985年“整理记”认为有十九种文献。此次新发现一种不知名的经文和一卷华严经（卷六十五），加上裱纸上的汉文、西夏文文书，可以说有二十余种文献∵。第三包和第四包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主，此经的有些卷帙重复，仔细考察相同的两卷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纸质，一种纸较细而绵软，一种纸较粗脆，新发现的《华严经》卷六十五就是纸粗脆的一种。

除《华严经》卷六十五之外，新发现的文献几乎都在裱纸上。有文字的裱纸部分仍在原封面或封底上，有些则是早年的整理者已经将之揭为散页。无论裱纸上是汉文或西夏文，主要内容为二种，一为社会文书，一为经文。社会文书多以草书细心写就，史金波先生在没有充裕时间细细考察的条件下，已经认定了部分帐簿，比如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一的封底裱纸上有户籍文书。这无疑是西夏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裱纸上的经文，均为残片。多数可借助技术手段查得所属之经，有一种是汉文《禅宗灯录》，一种是汉文《金刚经》，一种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些经文残片，或有活字印刷，但其字体、间距与已知的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不同，间距稍大，字体稍小而秀丽∵。

三、元代河西字大藏经的刻工与印刷地点

1227年西夏王朝被蒙古军队所灭，50年之后南宋政权也被蒙古军消灭。蒙元时期的统治者，虽然消灭了西夏王国，但是对西夏的上层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当宽容的民族政策，党项族成为色目人的一种，地位高于汉族人。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无论佛、道、甚至基督教，均采取了宽松的的态度。∵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元代***出资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虑。

到元代皇庆元年（1312），江浙一带刊刻的《大藏经》，至少有始刊于南宋时的《碛砂藏》补版印刷以及《普宁藏》、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西蕃字（藏文）佛经数种∵。

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刊西夏文献雕版印刷，经折装，经卷接纸处即书耳上有用汉字俗省字刻的经名、卷数、纸数、刻字数及刻工名，一个书耳上不一定同时有这些项，这些项是陆续、错落地出现在诸纸的接缝处。刻工名在两纸接缝处，如同宋元版书刻工在版心下方，有全名，有省称，如有单一个字“周”，亦有全名“王子任”。他们留下的名字少数可考知，是浙江良工。

年代可考的且有刻工姓名的西夏文佛经，一部为元大德六-十一年间（1303-1307）所刻《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之图《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序文叶面下方记刊工“何森秀”。另一部是皇庆元年（1312）所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其刻工名“台周”。《大悲经》虽然没有记载刊刻年代，但其上的刻工为“周子俊”、“王子正”、“台周”，而《不空了魃癖湔嫜跃芬嗍俏醇棠甏怯锌坦ぁ爸茏涌　薄ⅰ叭巍薄４哟宋颐强梢酝扑悖杭热换是煸晏ㄖ芸獭豆プ辖偾Х鹈罚敲础洞蟊返目淌奔涞痹谟牖是煸晗嘟哪甏恚恫豢樟索神变真言经》应与《大悲经》的刊刻时间接近，也就是说，周子俊、台周应生活同一时代，年龄差距不会超过四十年；《大悲经》和《不空了魃癖湔嫜跃肪阄是煸曜笥铱獭！读夯时︹阃肌返目び嵘嗽贾莸厍琶ぃ读夯时︹阃肌罚刮瘟秸悴柩嗡究独窦钦濉凡拱婵ぃ魏贾荼尽抖攀琛凡拱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