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西夏文献

历久弥新：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西夏文献

史金波、林世田

公元11—13世纪的两百年间，在中国西北地区活跃着一个举足轻重的王朝，先后与宋辽、宋金鼎立，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这就是由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他们自称为大夏国。

西夏立国之初就创制了记录自己民族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1227年蒙古帝国的铁蹄摧毁了西夏王国，为报复西夏军队的浴血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西夏文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成无人可识的死文字，西夏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神秘王朝。

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张澍首先在武威清应寺发现西夏文、汉文合璧的凉州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的一些外国“探险家”、“考察队”、“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将大批珍贵文物文献劫掠海外，保存西夏文明的黑水城也未能幸免。其中，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在中国黑水城遗址所获最为丰富，共有数千卷册，8000多个编号。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1929年大部分入藏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少部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和甘肃、宁夏等地，一部分流失于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宁夏贺兰山、内蒙古额济纳等地相继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尘封了七八个世纪之久的西夏文明终于揭开了历史的面纱，重现人间。

据统计目前国内藏西夏文献约有1万多面，而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最为丰富，有8500多面。这里面既有西夏时期的文献，也有蒙古时期、元代的文献。颇负盛名的《西夏译经图》是《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卷首版画，刻画了二十五位僧俗人物，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国师白智光，是译场的主译人。两旁的16位僧人则是他的助手，有8位僧人有党项人或汉人人名题款，图下部两身比较大的像是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这张译经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也印证了西夏王朝是一个民族融和的大家庭。这既是研究西夏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唯一的一幅译经图，弥足珍贵。

活字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具有明显的活字印刷的特点，不少页面中一行之内字形歪斜，这是初期活字印刷时活字不规范，也可能是聚版技术不精而造成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在雕版印刷时是不会出现的。在经纸背面可以看到一些印字透墨深浅不一，这也是初期活字印刷时的一种特有现象，与木雕版印刷时背面透墨比较均匀的情况迥然不同。特别是此经卷第四十有西夏文题记中的“选字”应是拣字、排字，从文献方面证实了《华严经》为活字本。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在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史的宝贵资料，也成了中国首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确凿证据。

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研究价值，然而它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一它是出土于地下，当时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按照一般的情况，出土时有的卷册就已经很残破；从1917年出土，到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中间历经颠沛流离，更加剧了其破损的程度。根据调查发现，西夏文献普遍存在断裂、错简等现象，许多经卷上留有水渍、霉斑，有些还粘有厚厚的青灰，有的书叶纸张已呈棉絮状。如不及时修复，必将影响文献的寿命。

2003年,在党和***财政拨款的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启动了西夏文献修复工程。西夏文献修复工作从调研、论证到修复完毕，历时一年。在修复工作中，工作人员将层层裱糊而成的封皮一张张地揭开，意外地发现一批书写或刻印着西夏文字和汉文文字的残片。其中新发现的西夏文残片中有两纸卖粮账、十多张贷粮账和三件税账等社会文书。其中一纸卖粮账有售粮日期、人名、粮食品种、价钱，研究者据此推测出西夏当时麦价每斗最低200钱，最高不超过250钱。

贷粮账大多是同一帐簿中的残页，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贷粮利息。比较完整的本利账有043号“麦本五斗，利二斗五”；045号“董正月狗麦本五斗，利二斗五升”；055号“大麦本一石五升，利七斗五升”等，可见当时贷粮利息是50%。文书虽然没有指明借贷的时间，但研究者根据俄国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社会文书，得知西夏的粮食借贷时间一般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春季，还本利时间是秋后的八月。期限基本上是半年。半年的利息高达50%，可见当时一般贫民深受高利贷之苦。

通过税账可以了解西夏纳税的具体情况。首先可以看到，在西夏买卖要交税，卖肉、牲畜、牲畜皮等都要交税。其中还有人口的买卖。126号有“买奴仆税六斗”的记载。西夏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保存着奴隶社会的某些残余。126号文书这条重要资料反映出西夏买卖奴仆的真实情况。另外还由此可得知这些交易所纳税是实物粮食。西夏有自己的货币，也使用宋朝钱币。这些以粮食缴纳买卖税的做法，反映出西夏黑水城地区货币的流通远不如南北宋王朝广泛。

在此次修复中从西夏文献揭出汉文文献残片120余件，是研究西夏佛教和道教的重要资料，这里仅以宗密所着《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为例，以窥一斑。

宗密（780～841年）是唐代着名的高僧，宗、教皆通，一肩挑二宗，既被华严宗奉为五祖，又信奉禅宗，以直承荷泽宗自许。因当时禅宗与其它教派以及禅宗内部诸派之间相互诋毁，提倡“教禅一致”，奠定了唐末至宋代间之佛教基础。《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以下简称《承袭图》）系宗密应裴休之请而着，叙说初期禅宗诸派之沿革、教旨之深浅得失，进而主张以荷泽宗为禅宗正统。该书在我国早已失传，1905—1912年刊行的《大日本续藏经》据日本传抄本收入该藏，1923——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大日本续藏经》，《承袭图》再回故土。随着《承袭图》在中日两国的刊布，因其所记禅宗法脉与各派教义的评价多与宋代以来五家七宗的正统说法相违，故引起中日学者的广泛注意，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宇井伯寿（《禅源诸诠集都序》，东京：岩波书店，1939年；《第三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镰田茂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1975年；《禅の语录の：禅源诠集都序》，筑摩书房，1971年）、冉云华（《宗密》，台北东大图书，1988；《黑水城残卷<承袭图>研究》,收入《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石井修道（《洪州宗につぃて真福寺文库所藏の<裴休拾遗问>と<六祖坛经>の介绍に因んご》，《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卷2811，1979；《顿悟渐修につぃ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卷2912，1980年；《真福寺文库所藏の<裴休拾遗问>の翻刻》，《禅学研究》60号，1981年）、杨增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唐代宗密及其禅教会通论》，《中华佛学学报》1999年第12期）先后作了研究。特别是冉云华的《黑水城残卷<承袭图>研究》，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承袭图》的版本源流作了令人信服的梳理，认为该书最早的本子应为《裴休拾遗问》，成书于830年左右，见于《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且有日本真福寺刻本为证。宗密圆寂后，及门弟子将《裴休拾遗问》等作品及其其他宗密遗作散篇，辑成十卷，名为《道俗酬答文集》，并请裴休作序。裴休之序写于他作宰相时期，即852—856年。或许在此次编辑中加入了“裴休相国问”、“宗密禅师大”等字句。此后期本子即为《承袭图》。另一方面，冉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圣彼得堡分所考察时，根据孟列夫《黑水城出土汉文典籍详目》检出228号（现编号TK254）《承袭图》4叶残片，并将其中保存完整的第12、19两叶进行校录，并与真福寺本、《大日本续藏经》本进行了比对，认为黑水城本与《大日本续藏经》本题名相同，而且字句较为接近；黑水城本与《裴休拾遗问》字句差异较大，认为两者尽管是一本书，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国家图书馆所藏3件《承袭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圣彼得堡分所所藏，同出一源，极有可能为同一版本，这3件残片的发现，必将推动相关研究。

国家图书馆所藏灵武出土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在整理这批佛经的过程中，发现通过佛经上记载的刻工可考究文献的版本和时代。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卷首《梁皇宝忏图》有汉字“俞声刊”三字。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曾为宋两浙茶盐司雕刊的《礼记正义》和杭州刻本《尔雅疏》补板。可证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的《梁皇宝忏图》为元代刊印。又在卷第一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每行∵11字，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南宋和元代都曾设建康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但南宋与西夏各为王朝，南宋不可能在建康府印西夏文佛经。而元代已是大一统国家，西夏文为当时行用文字之一。由是不仅可将此经定为元代刻印，还可知在元代除在杭州开板雕刊西夏文佛经外，在建康府也曾刻印西夏文佛经，这又是一项新的收获。

在国家图书馆修复这批西夏文佛经时，修复专家们对部分文献纸张作了分析，如鉴定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为竹纸。西夏有纸工院制作纸张∵，以麻、棉等碎料为原料。但地处北方的西夏不产竹子，不大可能制作竹纸。这样馆藏的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亦可定为元代印制。

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护封中所出汉文文献经专家鉴定均是明代刊写，其中还有一个残片是朱元璋为《心经》写的序言，而30年代的专家记录这批西夏文献的出土情况时说，它是与明代万历后写经捆在一起，这在年代上不谋而合，这既为确认这部分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这部分汉文文献是明代修补西夏文献时放入进去的，还是明代印制西夏文佛经时放入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有待于专家对每一部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当然我们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保存这些西夏、蒙、元时期佛经的寺庙，在明代对佛经又进行修复，裱糊封面、封底，而使用了当时废弃的明代残经所致。

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修复之后，曾举办专题展览，得到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认为西夏文献的修复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贯彻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邀请西夏学专家自始至终参与修复工作，对文献的顺序、缀合和价值保护进行判定和指导；二是重点组织修复带有文字的裱纸和经文背面的写有文字的小块补纸，将书叶背面的写有文字的补纸先揭开，拍照片以后再粘回原处，这样既达到揭示全部文献资料的目的，又没有改变文献的原貌，对于在封面纸板中揭出的写有文字的纸张，在扫描以后将其复位，保持文献的原始面貌；三是采用数字化方法指导修复，第一次全面制作了修复档案，对西夏文修复前后状态和修复过程进行了全面记录。

西夏文献修复与《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的修复，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修复工程。该工程充分体现了文献专家与修复专家、先进技术与传统工艺、修复与研究相结合的全新修复理念，为以后的修复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2]王静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引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0年第4卷第3号。

[3]史金波：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文献》，2004年第2期。

[4]史金波：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在西夏学中的地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通讯》，2002年9月第2期。

[5]王梅堂、谢淑婧：北京图书馆藏民族文字部分佛教经典简述，未发表。

[6]冉云华：黑水城残卷《承袭图》研究，《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

[7]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考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与史金波合着，原载于《学林漫录》第16集，中华书局，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