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觅《坛经》作么生

苦觅《坛经》作么生

府宪展、吕瑞锋

佛教东传中国，带来了印度中亚的思辨哲学、历史语言、文化艺术等等精神营养，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重大冲击。从东汉到唐代，就是佛教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的过程。除了鸠摩罗什、玄奘等在翻译过程中的汉化改造以外，最为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禅宗的产生和弘扬。

禅宗从《金刚经》而来。从达摩面壁到五祖弘忍，渐成体系。而由慧能和神秀形成“南能北秀”、“南顿北渐”的格局，但最终在汉传佛教领域，以慧能的“顿教”形成了主流。而慧能“顿教”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坛经》传述。

《坛经》，按照流传系统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而敦煌本全称则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按照佛教文献学的约定，凡佛所说，可称之为“经”；僧人所说，则只能称之为“经释”、“论释”，或总而言之为“中国撰述”。在所有的“中国撰述”中，唯独《六祖坛经》被推崇为“经”，这是绝无仅有的。

《六祖坛经》传世，主要有晚唐的惠昕本、北宋的契嵩本、元代的宗宝本，等等。会有那么多的版本流行，是因为禅宗“一枝五叶”，在唐代以后形成了很多宗派和分枝；然后各家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是为自我宗派的需要，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解释。而通行版本在篇幅上缩减很多，在文字上错漏、臆改也为数不少。

直到敦煌“法海集记”本《坛经》出现，人们才认定形成于中唐的敦煌本才是最接近六祖慧能本意的版本。首先，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跨越了北凉到宋初，而法海本《坛经》多抄写于五代，比行世的任何版本倒要早得多，从时间上也就最接近慧能和他的嫡传弟子的讲述；其次，敦煌本以一种原始草根的样式呈现，大多未经严格的编辑整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语词上都没有经过一般文人的润饰，更没有经过派系中人的篡改填充；再次，敦煌本篇幅大于通行本，而增益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也是和慧能时代的事件相关，早于后期通行版本形成之前，是确有其事、确实可信的。

比如说，最为着名的“悟道偈”：敦煌本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至惠昕本、契嵩本“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惹）尘埃！”其中第三句，敦煌本是“佛性常清净”，是贯穿整部《坛经》的思想基础。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佛性在自己心中，不应到外面去寻找，而只要从内心去寻找。当然，要寻找、发掘出自己内心的佛性，对于不是“上智”之人，还要坚定修行。慧能肯定了“佛性”就在自己心中，自己心中就有佛性，问题是如何认识它、开掘它；而惠昕本、宗宝本否定心中有佛性，甚至认定心中“本来无一物”，完全违背了慧能的本意。由此可见，敦煌本《坛经》对于中国佛教哲学的拨乱反正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以后，陆续发现敦煌本《六祖坛经》有五件写本。其中比较完整的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斯坦因收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完整本和一个残片、旅顺博物馆（即日占时期的所谓“关东厅博物馆”）藏本，还有同样经历沉浮的敦煌市博物馆藏本。

早在1911年秋至1912年春，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在敦煌掠取了七百多号敦煌写本，其中就包括《六祖坛经》；1916年部分写本被运到旅顺；1920年最早被着录在《关东厅博物馆一览·古经类目录》中；1935年后形成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录》后发表了《六祖坛经》的三张照片；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所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中进一步说明了其叶数为“四十五枚”；1945年至1951年苏联红军接管旅顺；1951年中国***收回旅顺，在1951年《敦煌写经缺目》中首次记录“未能找到的敦煌遗书”中包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由此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期望能够找到这个本子。1989年日本龙谷大学公布了《坛经》的三张照片，进一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94年，潘重规先生在《坛经新书》中刊登了此三张照片用以校勘，而更加被认为原书已经亡佚，此三张照片成为唯一留存。（信息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