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的佛教

庐陵的佛教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虽然是虚幻的、歪曲的，用哲学观点来说是绝对唯心的，但世世代代仍有无数人相信和崇仰。因为作为有思维能力的人，面对着那么多的自然灾害、疾病痛苦，面对着社会的压力，常常会感到无奈和无助，总希望有无处不在的神灵的保佑，总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于是就相信了某一种适合自己的宗教。统治阶级觉得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有好处，因为人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神灵上天，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就大力提倡人们信奉某种宗教，而把自己说成是天子，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以期巩固自己的地位。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宗教便有了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长盛不衰。

自古以来，宗教信仰一直在侵染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也一直在影响着文化的传播和习俗的变化。它适应时代前进和文明的发展，就是进步和积极的；它制约和阻碍社会的进步，就是腐朽和***的。庐陵文化的发展史，与宗教的传播息息相关。作为正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吸收了佛、道经典中的有关观点，形成了儒、释、道相互渗透的格局，支配着庐陵人思想行为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也影响到文化教育的进程。自古流传下来的宗教观念，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积淀在庐陵人的灵魂深处，或隐或显。回溯庐陵的历史可知，思想文化阵地抢先登场的，便是宗教。

一、佛教蔓延

佛教传入我国，始于西汉末年，在封建朝廷的重视和提倡下，逐渐在全国各地传播推广。桓帝、灵帝时，有不少西域僧人来华译经，传扬佛法。三国时期的传播加快，建立了一套佛教生活制度，有了正式受戒的僧侣，《般若经》义理得到广泛传播。所谓“般若”，意为智慧，指的是了解一切事物的最高智慧，其经义说的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与事物皆虚幻不实，只有成佛所需的“般若”，才能超越世俗认识，把握一切物质现象的绝对真理，这与我国的玄学“以无为本”的主张接近，于是在两晋南北朝时广泛流行。其后，佛教又形成了许多学派。佛教进入江西境内，大约在东汉。

受北方战乱困扰的“北民”沿赣江而上，其中就有一批僧侣在赣中的山岭间、民聚处安营扎寨，传经扬佛。三国时期，江西境内新建佛寺7所，其中5所建于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而庐陵郡就有4所。一是庐陵郡城南端的南塔寺，二是郡城西端的崇恩寺，原名宝安寺，三是永新的松林寺，距故城10里，四是泰和的崇福寺。从所建寺庙的数字看，庐陵占了江西的大半。两晋南北朝时，江西又新增了87所佛寺，庐陵郡所辖的县，几乎都建了寺庙。这与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关。汉末以后，江西以北地区连年战乱，处于江西腹地的赣中地区，成了佛教僧侣的避乱地。此时的庐陵地区，人口居住较杂乱，教育不很发达，佛教有了传播的条件。

从佛寺的分布可知，不仅在人口集中，赣江边交通方便的郡县集镇有佛教活动场所，而且在较为偏远的山区如永新、宁岗、遂川一带，也有了僧侣的足迹。据地方志载，庐陵城和永新所建寺庙中的僧侣，多来自西域。这些肤色、眉眼与汉人不同的传道者，不但引起人们的好奇，还会被他们的那种虔诚所吸引，渐渐地接受所译佛经的理论。这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广泛深入的。

隋唐五代，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中的极盛阶段，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佛学体系的各宗派兴起，各宗有一定的理论和维持体系，师道相传。在庐陵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净土宗亦称莲宗，主要经典是《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经》，不太讲究佛理的研究，主张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净土，就是没有五浊垢染的清净世界。修炼的办法就是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致敬之意。净土宗是各宗派中最简便、更易于推行的宗派，在社会下层人士中广泛传播。禅宗则在庐陵得到了光大，行思和尚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青原派系。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大力支持，在行思等高僧的积极活动下，隋唐时江西新建了许多寺院，估计有420余所，而吉州，就有65所之多。青原山净居寺盛时有两千余僧尼，香火旺盛；距吉州城40多里的庐陵龙须山资国寺，也有僧侣二三百人。永新县的禾山大智院，中唐时便有西域的僧人译经，内藏佛牙舍利和唐太宗的赐物，南唐君主亲召元殷禅师，使该院声名大振，僧徒济济。据名山胜志云，寺内有“径可丈余”的大锅，可供千名僧徒就餐。

到了宋代，佛教以更快的速度泛滥。宋太宗扬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真宗更是迷恋佛教，曾荒唐地下令普度天下童子，每十人中要剃度一人，在各地设戒坛72处，凡出家为僧，须经官府认可，领到“度牒”文凭，否则没有资格。每张度牒有一定的价格，成为官府的生财之道。一些显宦名流也相信佛理，精研佛典，和僧人交游密切。江西是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理学称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新发展，就是大量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后确立的，儒佛合流的现象更明显。宋时庐陵地区的教育繁荣，儒学传播较快，势必带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有一批寺庙相继建立。在庐陵西南部山区遂川县，寺院也增至29所。吉安县永和镇仅两三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宋代，就有宝寿寺、智度寺、慧灯寺、古佛寺、本觉寺、守约斋等寺庙10余座。佛教传至明、清，时兴时衰，但仍是流行很广的宗教，僧侣们热衷于做佛事挣钱，而居士信徒则持斋信佛，遍布乡村。据民国版《吉安县志》记载，清末县内还有寺庵、庙宇、佛坛共349处。凡稍大的村落，大多有一个供奉佛祖之所。

二、禅宗圣地

禅宗是佛教的重要派别，自南北朝时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后，经历代高僧的弘扬改造，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化”教派。传至五祖弘忍，他的门下弟子千余人，最着名的是神秀，可是弘忍还是把禅法和衣钵传给了无名小僧慧能。下面这段故事广为流传，影视作品中也采用过。说是弘忍要选一个继承人，便征召偈文。神秀作了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表明了他奉行的禅法是长期修行，持久坐禅，逐渐接近佛性，称为“渐悟”。弘忍不满意，认为他“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上山不久、舂米劳作又不识字的慧能便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的观点与神秀相反，主张“顿悟”，也就是“突然明白”的意思，并且“空”得更彻底。这很合弘忍的意愿，便密传衣钵，叫他赶快逃走。神秀不服，夺不回衣钵，便在北方传扬渐悟禅法，受到了武则天的器重。慧能逃往岭南，隐居十几年才在韶州（今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扬顿悟法，开创禅宗南派，称为六祖。

唐开元二年（714年）出生于今安福严田乡的行思，11岁出家当小和尚，24岁时慕名前往岭南曹溪拜六祖慧能为师，修炼15年，成为慧能的首席弟子。慧能临终前，对行思说，我受衣钵以来，遭受不少灾难（神秀一直虎视眈眈，南、北宗发生过争斗），以后还会争夺此衣钵。现把衣钵留下以镇山门，你去将禅法分化弘扬，不要使之断绝。行思“得法”之后，回到庐陵青原山建寺传法。青原山真是个好地方，山峦延绵，绿水长流，山不高而秀，林不密而翠，俯瞰万亩平畴和千里赣江。行思在这里讲禅传经，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信徒。他继承了六祖慧能的“顿悟”禅法，并发扬光大。他不主张搞那些烦琐的礼节和戒律，不久久坐禅，不整天读经，只要领悟到了佛性即可。他认为，客观世界及其变化，都是“心”的幻觉，由“心”所决定，就是六祖在《坛经》中所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心就是佛，而佛性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他教导信徒们发扬自身的佛性，不要“心”外求佛。禅宗“本性是佛”的观点，比佛教原有的修行方法、学说主张都更为直捷便当，简易而有力，“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了。行思坚持了六祖“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之说，并“不立文字”，把佛教从少数人的学问修行引入更多人的道德修行，这对许许多多力图摆脱苦难的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有力推进了佛教的普及。行思在青原山净居寺弘法28年，名震江南，使青原山由名不见经传成为天下名山，行思尊为禅宗七祖。许多当时的名僧到青原山学法，后分化一方，使禅宗传播更广。同为六祖门徒的希迁，人称石头和尚，从衡山前来青原山学法，成为行思的得意弟子。后来，希迁成为禅门巨匠，为开创禅宗青原派作出了杰出贡献。希迁经三传有曹洞宗，五传有云门宗，七传有法眼宗。云门宗以韶州云门山为基地，在岭南发展，法眼宗在金陵向江浙发展，传入朝鲜。在江西影响最大的是唐末时良价、本寂师徒开创的曹洞宗，在赣东北发展迅速。他们把禅学和儒学揉合在一起，甚至在禅宗中直言忠孝之道，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于是从江西扩展到江北直至海外。到了南宋后期，传到了日本，日本的曹洞宗发展到20世纪末，信徒有上千万人。禅宗所称的五宗七家，属行思开创的青原派繁衍的就占了三家。由此可见行思和青原山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行思68岁圆寂，唐玄宗“敕赐建弘济禅师归真之塔”于青原山后，历代信徒顶礼膜拜。

“山原七祖开，地以名贤重”。青原山不仅是佛教圣地，还是庐陵文化的荟萃之处，历代凡到庐陵的显官儒士，都要到青原山拜谒游览，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场所。康熙版的《青原山志略》，记载了历代名人近五百篇歌咏青原山的诗文。清代的乾隆皇帝几下江南，都曾下榻青原山净居寺，并用汉满二种文字为净居寺写了匾额，挂在大雄宝殿左侧的志斋堂内，可惜遭动乱下落不明。唐德宗时，前往日本弘扬佛学、传播中华文化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在广东遇海风返回扬州，特地带他的随行弟子前往青原山，瞻仰七祖真身，他的高足弟子禅彦不幸圆寂于青原。颜真卿的“祖关”字碑、黄庭坚诗碑、李纲诗碑和文天祥书写的“青原山”牌匾，誉为青原山墨迹四宝，享誉古今。青原山又是一座文化名山，青原会馆是庐陵有名的书院之一，唐宋以来，许多文人名士在这里讲学授徒，宋、明时，一度是闻名全国的理学讲坛，培育了众多的庐陵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