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佛学研究焕发出旺盛持久的生命活力

让佛学研究焕发出旺盛持久的生命活力

——庆祝方立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从教五十周年

（2011年9月18日）

学诚

今天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庆祝方立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从教五十周年。方立天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史学家、哲学史学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方立天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学术成就

佛学素称为难治之学，方立天教授精深的学术造诣与鲜明的学术个性离不开他五十年如一日、苦心孤诣的刻苦钻研。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是中国佛教形成与成熟的关键时期，方立天教授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此起步，瞄准国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多篇研究论文，成绩斐然，并得到美国重要学术刊物翻译转载。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方立天教授对于华严宗重要典籍《华严金师子章校释》所作的校释，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哲学方面，《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一书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做了系统梳理，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在深厚的学术积淀之上，方立天教授历经十五年完成的代表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堪称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此书以人生论、宇宙论、实践论为骨干，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的根本特色，以中国哲学的历史视角，构建出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揭示出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相互间的深刻影响以及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佛教哲学树立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方立天教授在写作、研究、论着之外，还采用适应现代读者的表达方式，完成了《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等著作，系统全面阐述了佛教哲学与佛教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推崇，促进了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与普及。方立天教授在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宗教理论、儒释道三家关系等领域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索，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宗教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佛教胜缘

方立天教授是我们佛教界的老朋友，半个世纪以来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许多佳话。

早在1962年，方立天教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二年，就与中国佛教协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北京高校都没有专门的佛学课程，为了学习佛学知识，他每天专程前往中国佛学院听课。他的虚心好学感动了佛学院师生，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的周叔迦居士不但准许他住在寺院，并亲自为他开列书单，让他定期报告心得。在中国佛学院的八个月时间里，方立天教授得以亲近法尊法师、正果法师、明真法师、观空法师、虞愚教授等佛学泰斗，在寺庙氛围的熏陶中，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

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有请方立天教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派往斯里兰卡留学比丘哲学导师，方立天教授欣然接受，为佛教高级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大帮助。

1993年6月，方立天教授前往宝岛***交流访问。在实地考察***佛教的发展现状之后，他内心深受触动，一回到北京，便向赵朴老做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赵朴老非常重视，亲自在家中约见方立天教授，长谈近两小时，对他以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佛教予以充分肯定。

方立天教授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特邀顾问，为中国佛教事业提供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和帮助。方教授还多次参加佛教界举办的学术会议与文化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三、时代意义

历史上，中国佛学经历了传统佛学与现代佛学两大发展阶段。从公元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是传统佛学阶段，心性论是其根本特征。传统佛学通过与儒道文化的深度融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个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与学术规范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佛学逐步过渡到现代佛学阶段，其中现代佛学可以分为义理佛学与学术佛学两大形态。

义理佛学在本质上是对佛教教义的现代诠释，是在理性论与心性论双重视角下佛教思想的重新表述。佛教思想本来兼有理性与心性的成分，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环境中，强调理性的思想内容被强调心性的传统佛学所湮没，比如佛教的中观学、唯识学与因明学，如今这些部分又被重新开发出来。同时，心性论的主导地位虽然被削弱，但是没有被彻底取代，而且因其能够对治西方文化的严重缺失而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意义。

学术佛学在本质上是以现代学术规范研究佛教思想的学科，是西方学术体系向佛教领域的延伸。学术佛学更多的是通过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角度，对佛教经典和思想加以分析解读，追求还原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说义理佛学是“佛教的学问”，那么学术佛学则是“关于佛教的学问”。前者把佛教看成一种宗教信仰，后者把佛教看成一种文化现象;前者立足于知行合一，后者立足于客观中立。前者是学修体系，后者是知识体系。

佛学研究在推进佛教自身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加强东西方文明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推进佛教自身建设。传统佛学适应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佛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一旦失去佛学思想的创新，佛教势必陷入手足无措的尴尬境地，不可避免的被社会边缘化。“人间佛教”思想的应运而生，为中国佛教的社会化指出了一条根本出路。如今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进程仍在不断探索之中，有关的理论建设还需要不断加强。

二)、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宗教信仰与精神文明问题与社会的和谐安定紧密相关。通过加强佛学研究，发掘佛教文化中一切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充实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思想宝库，引导大众从积极的意义上了解佛教，发挥佛教的文化感召力和道德教化力，将会减少很多社会不和谐因素，使社会朝着和谐安定的方向前进。

三)、加强东西方文明对话。佛教的理性特点和思辨色彩，跟西方文化有着很多的契合点，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有效媒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正是以佛学作为理论武器，突破文化保守主义的桎梏，引进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佛学对现代西方文化也产生了诸多直接影响，如唯意志论的叔本华、尼采，精神分析学的荣格、弗罗姆，存在主义的雅斯贝尔斯，后结构主义的罗兰·巴特，都深受佛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因而，佛学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条开展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有效途径。

四、加强合作

在推进现代佛学研究的过程中，佛教界与学术界加强彼此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义理佛学与学术佛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佛教界与学术界不同的研究取向。义理佛学是中国佛教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为各项佛教事业开展提供了理论保障，所以佛教界的研究往往以义理佛学为主。学术佛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社会人文学科，在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加强道德文明建设、发展中国宗教理论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学术界的研究往往以学术佛学为主。

另一方面，义理佛学和学术佛学又是彼此渗透、相辅相成的。研究义理佛学需要借鉴一定的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学术佛学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佛教义理基础。尤其在佛学研究国际化的今天，过去传统的单一角度研究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佛学研究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正在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公共管理学等社会学科领域拓展，佛教“活的传统”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所以，针对佛教的现实存在的研究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佛学研究的前进脚步始终是与佛教事业的发展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代佛教的发展与弘扬是佛学研究保持旺盛持久的生命活力的根本源泉。所以，佛教界与学术界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互动，在多角度、多层次开展全方位的学术合作，共同推进一系列佛学前沿领域的研究计划，携手将佛学研究推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