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抑或是弘一大师都是早已耳熟能详的名号,却因为年少时对与佛有关的东西颇多抵触,因此对他也只是闻其名而未读其文。这次也是朋友向我极力推荐,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读过此文后定能收获良多,这才让我有幸见识了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师。

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李叔同对佛道的一些认识和心得,他在西方学到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感触,与朋友之间的一些来往信件以及他写过的一些诗词。可以说这四个部分合起来,恰恰涵盖了其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佛学大师双重身份之下尽有的精华。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载于不同年代的文章,有的是文言文,有的则半文半白,在这些文字中,既没有与其同时的鲁迅那般辛辣,也没有郭沫若的浪漫,更没有钱钟书那独特的幽默,透过这些白纸黑字,虽然读起来有些拗口,但我却仿佛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人或者说更像佛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

正如前言中所述,李叔同“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在那个国家动乱的时代,文人要么弃文从政,要么投笔从戎,再要么以笔杆为武器,为唤醒民众而奔走,要么隐于山林之间,要么混迹于市井之间,唯有李叔同是个另类,在他的这些文中,我甚至看不到任何跟政治又或是为国为民有关的只字片语,在他的文中也没有任何对时局的影射,也没有任何对民众的忧心,仿佛他整个人已经游然于物外,凡世间的一切事物皆是过眼云烟罢了。

或许是我自身的境界不够高吧,看了李叔同的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先哲----孔子。那个同样生活在动荡年代的人,可以说李叔同和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有很多共性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他们都同时面临着文化和军事的双重为难。春秋之时,礼仪皆失,国土五分四裂,而20世纪初叶,中西文化也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融合,国家更是比春秋时还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选择了周游列国,一边修订古籍,一边广为传播其治世之学,救国救民之为尤见于言行之间,而李叔同呢?他------索性做了和尚!而究其远因,则被他平淡的叙述为朋友的一句闲话,“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近因则是因为听说断食可以治病,因此前往寺庙断食(见内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听起来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静下心来一想,这里面又包含着做为文人身份的李叔同的一种独特的气质,凡人做事,皆要给自己找诸多的理由,并为其多番推敲,才会行其事,而文人则不同,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行为,会被人当作是没有理性的,譬如当年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粮,潭嗣同的“去留两昆仑”。

不管是身在何时,社会的浮躁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不论是现今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还是高高在上的商人,政治家,明星,他们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就会犯错误,儒家讲究日三省乎己,李叔同讲的是改过迁善,而看其所列平生十条改过之事,让人不得不深浸其中,扪心自问。儒家和佛家都讲修身养性,但是儒家可以把这个思想延伸到齐家平天下,这是有目的而为之,而佛家则更讲究自然使然,这也许正是李叔同和孔子之不同罢,至于其中的境界孰高孰低,则非我所能辨别的。

李叔同的一生经历过许多的事,而他在日本求学的那几年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毕竟在孔子的那个年代,虽说是周游列国,但其实所到之处,也不过在于“中国”二字,所见所闻也甚为有限,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李叔同概括的介绍了他在西方所学到的许多东西,这些文章在现在看来或许极为浅显,但在他的那个时代,却是十分之不易的。那个时代的文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西洋文化的影响,像梁任公一类,他们是化西为中,将西方文化以中国人看得懂的形式表现出来,像“政治”这些被他翻译过来的词语,至今仍在沿用,而如胡适一类,则是想用西方的研究方式,试图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一些改良,他曾为之奋斗过,曾经写过半部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史,而李叔同跟他们都不一样,他只是简单的把那些西方的东西带过来,陈列在大家的面前,至于你们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做何想,又有什么高论,则非他所能控制的了。

西方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既不是梁启超所能完全翻译的,也不是胡适所能化为己用的,现在看到李叔同写的这些概论,实在是让人只能深深的叹服其境界之高非常人所能比拟,当然人其实并无高下之分,科学家也不能就说比农民高,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正确的一套看事物的方法,率性而为之,以俟后人之观赏,我想这一点李叔同是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好。

本文的第三部分则是集子的一个高潮,这些来往于大家之间的书信往往能比他们写出的那些文章更能让人从中读到东西,实在一点的东西,譬如其于刘质平的信中,那句“不妄于君交谊至厚,何至因此区区云‘对不起’?”只是这从中摘抄的短短的一句哈,一个活生生的弘一法师立刻便能浮现于脑海之中,文本是以言志,然则信或为交流或为感怀,深诣佛学的李叔同在这些书信中或为烦琐之事撰文述之,或表露其内心之所感,让我读后仿佛一下子从自己所烦心的事中解脱出来,忽然有了一种提笔的冲动。

奈何,我等后辈对弘一大师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文章,实无评述之格,只是李叔同是讲“缘”,如今我既能有幸读到大师的文章,则说明其缘早在数十年前便已种下,如今不过是结果而已,用李叔同所书的《儿戏》一词来做为此文的结尾罢,“长养慈心,勿伤物命,充此一念,可为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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