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清乔公墓志铭》

法门寺《清乔公墓志铭》

作者：扶风∵毛小东

一、墓志概况

乔公墓志，青石质，盖佚，志底呈长方形，长78厘米，宽53厘米，厚14厘米。志文楷体，字径1厘米，纵39行，满行34字，不分大小字。刀法简捷，一正一反，双刀刻就，“V”字底，中锋。首题“清故待赠郡庠生悬斗乔公墓志铭”，朱绣撰文，杜志英题盖，董辉祖书丹，于化蛟刻石。志文外界丝栏，四维阴线刻卷草纹并有硬器凿划痕迹，右上角残缺，其他部分亦有多处划痕、缺字等，尚完整。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制。2008年3月15日出土于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工地。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二、墓志铭的书法特征

志主乔公，名天枢，字悬斗，史籍无载，但为当地望族。从志铭中，可知乔公家族为杞国第一国君“东楼公”的余脉分支。墓志撰文者朱绣，进士出身，为吏部候补凤翔县，他是乔公女婿杜司铨乡试同榜登科的好友。据《扶风县志·选举表》载：杜司铨，字维公。辛酉康熙二十年举人。乔公去世后，杜司铨请朱绣为其岳父撰写墓志铭。墓志铭盖由延安府甘泉县儒学训导杜志英题写。

墓志书丹者为扶风廪膳生员董辉祖。所谓“廪膳生员”就是在参加童试中因成绩最好而被官府发给膳食津贴的人。让一个廪生董辉祖给乔公书写墓志铭，可以看出他的字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名气的。又据《扶风县志·选举表》载：董辉祖，字德修，贡生，州训导。可见，董辉祖在书写乔公墓志铭时还是廪生，可后来被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成为太学生，即贡生。贡生经过选拔担任州训导的官职，即做儒学的辅助教职。

《乔公墓志铭》的书写，正是康熙前期。满清贵族在入关前早已开始接触了汉文化，入关后为了加强其统治，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更是备加推崇。由此，从形式上满清统治者继承和延续了晚明的书法风尚。到了康熙时期，皇帝喜好董其昌的书法，于是士子学董，天下风靡，以至“帖学”盛行，致使“馆阁体”大行其道，书风呈现出润朗而柔媚的特点。当时的陕西扶风远离京城和省会城市长安。法门镇又地处关中西部偏远地区，虽然“帖学”、“馆阁体”亦曾波及当地的文人学士、但也毕竟天高地远，书家的作品尚能在墓志书丹上有更大的空间表现自己对书法的认识。董辉祖在“馆阁体”的大氛围下继承了董其昌等书风传统，但在书写此墓志时相应的也加入了自己新的变化。《乔公墓志铭》中的“人”、“之”、“二”、“长”、“仙”、“生”等字形明显有董其昌的风格，但在整篇字的用笔上却方笔多，圆笔少，透出了“碑”的硬朗奇崛之气。通观此铭：字形结体修长和扁方两者结合，浑然一体。这也正好是墓志书丹谋篇布局“章法”的需要。字的整体疏密有致，中宫紧收，主笔撇捺舒展洒脱，结构端庄，重心稳定，风格统一。但也有特别之处：如“公”的捺笔在写法上处理成近似于竖折的新奇方式，很有篆书写法的意味。这种处理方式在此铭中多处出现。另外，此铭在某些地方留下了董其昌书法审美取向“生”的痕迹，如铭中的“少”字上半部分“小”整体向右倾斜，而下半部分的“撇”原本可以处理的很舒展，但在实际中却写的笔画短小，主笔萎缩。一般情况的“少”字的上半部分“小”，下半部分的“撇”应上下各占一半。而此“少”之“撇”只占三分之一。此字在志铭中尚有多处表现。再如，“永”字中竖鈎上的小短横写得很长，处理成独立的“横”笔画。本应一笔，但却变为两笔写就；“亦”字下半部分处理成四点；“不”字横撇有的处理成行书的写法，本应两笔，反为一笔写成；“眷”、“弟”等字的笔画也有行书的笔意等。此外还有碑别字有意无意的出现，如、“状”、“朴”、“屡”、“将”等，它们原本是繁体字（状、朴、屡、将）但在志铭中却是现代使用的简化字，显现出了汉字书体从简到繁，而后又从繁到简的简化过程。从铭中这些字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汉字字体真、行的交替使用，以及汉字正字与碑刻专用字——碑别字之间相互补充糅合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出于美观与字法、章法安排地需要。

以上某些字的特征，可以领略出书丹者个人及整个明末清初的书法审美意趣及一定的学术功底。康熙年间，士子在学习董其昌书风时，自然地也把他的书法审美取向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而董其昌的审美取向是“作意能熟，率意出‘生’，熟近俗态，‘生’得秀色。这其中的‘生’有和率意、直觉相关，具有“奇”的特征。”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尚“奇”的书法美学观念一直影响下去，出现了像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以及王铎、傅山等书法大家。董其昌虽尚“奇”，但从书法实践的表现看，还是以优雅流畅的帖学为基本特征的。而以后受其尚“奇”思想影响之人，相比之下书风却更为跌宕、张扬、奇崛。由此，廪膳生员董辉祖为《乔公墓志铭》书丹时，在力求字迹工整的基础上，又融入字的“奇”、“生”等特点，这足以表明与董其昌尚“奇”的书法审美思想有紧密的关系。

但遗憾的是作为刻工的于化蛟，艺术功底欠佳，刀法刻法上也有不足之处。致使志文书法上呈现了不少缺陷，如走笔、刀锋不随笔锋、出现不该有的划痕、刻石深度不足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董辉祖书丹艺术的整体表现力和观赏性。

法门寺在唐代曾为皇家寺院。现法门寺二十四院的遗址区，近几年相继出土过瓷器、陶器、石刻、铜器等文物，但像这样比较完整的清代前期墓志还是首次发现。《乔公墓志铭》的出土为研究法门寺当地明末清初民间书法提供了实物资料，也说明了民间文化艺术在宗教气氛较浓的当时当地得到重视的情况。

（2011年8月17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