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D对生死的论述

毛泽东对生死的论述

蒋谱成

毛泽东是当代伟人，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文化人。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对于佛教，始终从传统文化观念来认识，一直保持“佛教是文化”这一观点。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传统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脑子里始终有着佛教感情。他在延安时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

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对佛教具有感情，虽然以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仍旧深深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并经常阅读佛教经典，把释家、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因此，他的许多思想与佛教观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看他对生死观的认识。

把生死与理想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生与死当然是离不开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他对生死论述最有名的是他在1944年所写的《为人民服务》中的那一段话，许多人至今仍旧倒背如流，因为《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家户喻晓。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首先肯定了“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前提，然后才论述为什么而死，死之意义。提出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而为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轻于鸿毛。当然，这是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上去看待生死，应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用佛教的观点来说，为众生而死，也是死得其所。特别是现在，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就得为人民服务，弘法于民，利益于民，启智于民，二者还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曾论述过生死问题，他说：“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秭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也许这是毛泽东早年对生死的思考，因为母亲的去世，使他有着巨大的悲哀，便把生死看成是人生之大事，并对世间俗事的纷争提出看法，这也符合佛教的观点。在佛教的概念中，所谓生死，并非指出生与死亡，而是念头的生生灭灭。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广义的生死观，并且要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时时观照自己的心，看管好自己的心，以防“心贼”作乱，这样才能生灭之心渐减，逐步达到不生不灭，无生无死之境界。毛泽东所说的“生死亦大矣”也应包涵这种思想，否则怎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所追求的理想，在革命征途中出生入死而从不动摇呢？

把生死与自然规律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世时经常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论述生死，因为他一直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因此要用平常心来对待生死大事。如在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蒙哥马利元帅时，在交谈中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人必有死，张三是人，张三必死。我偿见不到两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要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所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毛泽东这段话充分阐述了生死规律，只要是产生出来的就会有灭亡，只有正确认识死亡，便不害怕死亡。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还预言了自己的几种死法，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可能会有5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压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看来毛泽东对死亡不忌讳，不害怕，坦然待之，做为一个伟人，一位老人是十分难得的。

在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元帅的遗体告别，对罗荣桓的逝世，毛泽东感触很大，并为此写了一首《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诗，表达了对战友、同志的悼念。之后的几天内都与自己的保健医生吴旭君进行死亡问题的对话，在对话中，他表示自己对死亡的认识、态度和希望，当吴旭君提议说：“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

毛泽东却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吴旭君茫然地问：“讲什么？”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会，他又认真地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毛泽东在这里对死亡进行认真的论述，展示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他的这种思想，应该是辩证的，也是自然的。用佛教观点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如大乘佛法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也是辩证的，生死只是一种轮换，也是物质不灭。对于死亡应该看成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谁都得经历这个环节。面对死亡，应该像毛泽东那样正确认识，淡然处之，平常心待之。

把生死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自小就接触我国传统文化，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期，曾上承朱熹之论，孜孜于本源。即使是他后来成为一个革命家，但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思想在他的脑子里仍旧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在生死问题上，他往往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思考，而形成一种民族的，传统的，具有浓厚感情终极关怀。如在1961年9月，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元帅谈论死的话题时说：“我是说我要死的话，一是死在我的家乡韶山，二是死在北京，别的地方不大可能。”蒙哥马利问道：“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主席选择哪里呢？”毛泽东笑着说：“我选择韶山。”接着又说：“别人可能会为我选择北京……，”我们从毛泽东选择终老之地可以看出，他脑子里还是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至今我在想，如果毛泽东能安葬韶山，一是实现他的愿望，二是那里风景秀丽，长眠家乡，让世人随意瞻仰，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

在1962年精简机构时，毛泽东考虑身边工作人员的前途，要他们另行安排工作。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就在这时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在李银桥离开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坟头上去看我一次啊！”接着又说：“以后你每年来看我一次，进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不要交，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我一次就满意了。”还如毛泽东与保健医生吴旭君谈到母亲的死，吴旭君提出殡葬政策要改革，毛泽东问改什么？吴旭君说：“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他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主席，您觉得我说得对不对？”毛泽东沉吟一下才说：“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吴旭君又问：“主席，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毛泽东回答说：“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

对待殡葬以及对死者的态度，特别是要改变一些传统做法，毛泽东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他不但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还表现出传统的人文情感。他的这种观点，也是我国传统的观点，大众的观点，至今仍在践行的观点。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对生死的一些论述，不但感到亲切和实在，科学和人道，同时也感到满含佛教哲理，对于我们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