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废佛，慧可南逃

北周废佛，慧可南逃

西行漫记

公元386年，北方异民族的拓跋部族由蒙古南下而统治华北，建立北魏政权。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对汉民族的统治的需要，以及他们在博大雄浑的汉文化面前的某种怯弱的心理，北朝各统治者都不得不把一向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作为国家的公认的宗教，而且还主动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大兴寺庙，大养僧尼，并且还为佛教的各种译经及学术活动的开展大开方便之门。于是，这一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北朝各统治者对佛教的尊崇是建立在自己的统治需要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利用时则大加扩张，失控时则残酷打击。因而这一时期的佛教呈现出一种大起大落之势。中国佛教史上曾有前后四次废佛运动，而在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就先后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废佛运动。这就是发生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间由北魏太武帝发起的第一次废佛运动，以及后一百多年由北周武帝发起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废佛运动。

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的是，发生在北朝的这两次较大的废佛运动，其发生的根源以及统治者所采用的废佛的方法迥然不同，但是，无论是武力杀戮也好，大规模的文化围剿也好，然而中国佛教并没有因此而被破坏。等到废佛的统治者死去之后，佛教又以更加蓬勃，更加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实在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它对后世的佛教徒也好，对统治者也好，都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为每一次兴佛或者是废佛，都必将给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

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没有完全摆脱旧有的桎梏而达到完全自在的情况下，人民所赖以依持的心理支柱。它在合理的发展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平衡人的心理，起到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文化所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如果它是被当作一种奴隶，当作一种工具，在一些人（包括统治者和佛教徒二者）手里滥加利用而用来达到某种超乎寻常的目的，这个看似温顺的奴隶那并不温顺的一面也就会迅速暴发出来，于是，受到惩罚的，就不仅仅是哪一方面了。

公元381－450年，北魏太武帝当权。而在此之前，佛教在北魏的太祖、太宗二代帝王的手中已经发展到极盛的地步：佛教被当作国教，批准在新建的都城建立宏伟的寺庙，铸造庞大的佛像，建立正式的国家僧官制度，招聘德高望重的沙门进行讲学，举行盛大的佛诞大会等等。佛教兴盛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它与固有的道教的冲突，再加上佛教内部在任意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出现的戒律的松懈以及腐败现象，太武帝终于在宰相崔浩以及新天师道的创始人冠谦之的策动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废佛运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无数僧尼被杀死，大批经卷被梵毁，一座座寺庙被毁塌。这就是发生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废佛事件。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事件的第一“武”。

然而，当废佛的帝王以及策动这次废佛的崔浩、冠谦之等人在内部斗争中相继死去之后，公元452年，当又一代帝王即位之后，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寺庙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矗立起来。资料表明，仅献文帝在位的皇兴元年（467年）所建造的永宁大寺，寺内建有七层宝塔，塔高三百余尺，其结构号称天下第一，以致当渡江而来的西竺僧人菩提达摩在一见之下就禁不住感叹说，自己活了一百五十多岁，还没有见过有如此宏伟的寺庙。

资料表明，北魏期间，有寺庙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人，经卷四百十五部一千九百十八卷。佛教的再次泛滥，同样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弊端，于是又暴发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二次更大范围内的废佛运动。

应当承认，北周武帝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的君王，他亲理万机，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整顿佛教寺庙，没收寺庙所有的庄园，试图健全国家财政，还为肃清堕落的佛教僧侣而整顿和废除一些非法的佛教教团。

北周武帝亲眼见到佛教的泛滥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极大的危害，决心在废除道教的同时，也废除佛教。他接受了北魏太武帝废佛未果的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将一种久已深入人心的宗教彻底从人的心中清除出去，毁寺也好，杀僧也好，都不能在根本上起到作用。北周武帝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舆论上作准备，在文化上作准备，在人的宗教心理上作准备，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建德三年（574年）宣布废佛。这一次废佛，北周武帝采取了烧毁经卷，将寺庙分给贵族作为宅第，让三百万僧尼还俗等一系列的废佛措施。

北周武帝的这一次废佛，在他认为算是彻底了，但是，诚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佛教并没有被废除掉，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都不会被废除掉。

在他死后不久，佛教又以更加蓬勃的势头发展起来。而未可料及的是，这一次的废佛，促进了佛教的又一次南移，尤其是慧可等一批禅宗法匠的南方避难，将禅法的种子由北而南地播洒过来。

慧可的师从达摩门下，前后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北魏废佛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到中国，而北周的废佛，达摩已死去多年。因此，慧可的师事达摩，正是佛教处在兴盛时期。甚至一直到达摩死去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慧可都是处在他“言满天下”的辉煌时期。他先是在黄河岸边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弘法活动，由于他以前在学识上的盛誉，再加上他师事过达摩，这时的慧可，更是道俗追随的大师。一直到天平年间，由于国家迁都至邺城，他也就来到新建的都城，继续开始他的弘法活动。但是，这顺利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在新都邺城早就有了一位名叫道恒的禅师，很显然，慧可当时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再加上他所宣扬的又是来自南方所译的《楞伽经》，于是，他的不被人所容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位道恒禅师认为慧可所传是为“魔语”，几次加害于他，使其几乎死去。

这是慧可承继达摩禅法以来所受到的第一次较大的打击。“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伏恒抱，写割烦芜。”（《续高僧传》）

这一段文字隐约不明，但也可以看出，慧可受到这一次打击之后，弘法的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即是：他知道达摩的大法不易弘通，所以他不得不采取“顺俗”的态度，时用“吟谣”的方式来进行他的新的弘法活动。关于他的“顺俗”，除了此处的“乍托吟谣”外，《历代法宝记》还说他“佯狂”。《宝林传》说他“而后变行，复异寻常……或为人所役使。”

顺俗也好，佯狂也好，乃至为人所役使，替人为奴，都不应该看作是慧可在受了打击之后的一种消极表现。慧可所处的年代显然已经不是达摩的年代，而且，慧可现已重任在肩，他应该有一种比较清醒的出世意识，那就是要将达摩的禅法传开来，传下去。当受到打击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方法，那么，顺俗而不流俗，佯狂而不露真相，这才是一个大智禅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处的正确的态度。

慧可在第二次法难，就是在北周废佛的建德三年（574年）。当四万所寺庙被分给贵族作为宅第的时候，当大批经卷被梵毁，当三百万僧尼被迫还俗的时候，对于慧可来说，唯一所能采取的措施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于是他便与他的同学林法师一同，怀揣四卷本的《楞伽经》，走上逃难的征途。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前面是一条莽荒的布满荆棘之路，后面是越演越烈的废佛的潮流。显然，慧可的此次南方之行是有目的的，他要寻找的，正是他曾经传承的另一位弟子“璨法师”，在这佛法衰危的时刻，慧可正是要将这四卷本的《楞伽经》传承给这位远在南方的弟子“璨法师”。

根据唐道宣的追述，慧可正是在这次“护经南下”的途中“遭贼斫臂”的。一同遭受断臂之苦的，还有他的同行同学林法师。

后世的学者，尤其是佛教徒，一般都不大能接受道宣的这一说法。如《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景德传灯录》、以及《传法正宗记》的作者，一般多维护法琳之说，即慧可为求达摩禅法而“立雪断臂”。“立雪断臂”的确是十分感人的一则传说。

无论是从佛教徒的宗教感情，还是从出世者的追求精神，后世人都宁可让这一感人的传说变为事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同意道宣之说者的另一个理由是说，北周的废佛要比北魏的废佛要进步的多，周武帝未曾杀一个僧尼，又何从有“遭贼斫臂”之说呢？

笔者一向不认为所谓折磨肉体的“苦行”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当初佛祖释迦牟尼终于走出了苦行林这一事实，便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当初的佛祖既已明白苦行不能让人解脱的道理，后来的禅师们为什么还要去以折磨肉体的方法去寻求至理呢？更何况是以无相的壁观禅法来作为自己禅学思想之根本的菩提达摩，那么，他所看重的，就一定是断臂的决心吗？

至于说到北周武帝未杀一人又何来“遭贼斫臂”，我们可以从无数历史的事实得出一条结论：只要是一场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管最高统治者的政策有多英明，也难保少数极端分子的过激措施的发生。

唐道宣的资料未必就那么准确，但是，他对慧可与昙林南逃路上的记述却是可信的。“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于是，慧可用火烧灼断臂的伤口，用以止血和消毒，再用布帛裹住伤口而乞食如常。以致同行的林法师也未能觉察出慧可曾遭断臂之苦。一直到林法师也受同样之刑而号哭通宵时，慧可才告诉他，自己的臂早就没了，“我亦无臂，复何可怒？”（《续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