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

论一组吐鲁番出土佛经残片的年代

－－跋Peter∵Zieme∵“Donor∵and∵Colophon∵of∵an∵Uighur∵Blockprint”

党宝海

在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众多收集品中，精华不胜枚举。彼特·茨默教授（Peter∵Zieme）为我们介绍了其中一组中国中古时代汉文－－回鹘文佛经残片。1在葛玛丽女士（A.V.Gabain）桑德尔（L.Sander）以及他本人研究的基础上，2茨默教授又成功地把研究推进了一步。但正如我们常看到的那样，研究的深入往往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这组佛经残片的年代便是问题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这次刊布整理的佛经残片包括三种不同的类型：佛典题记、扉画和佛经经文残页。分别属于相关佛典的头尾部分。

残片的第一种是佛经的尾题，3该件编号为TM36（U4791），由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denbulgishe∵Akademie∵der∵Wissenschfter）收藏。共两面二十行，保存完整。根据尾题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判断为供养人的发愿文，它包括供养人的姓名、印经原因、时间、地点、佛经名称，同时还表达了把印经功德施于父母、本人、亲属和所有生命的愿望。茨默教授对全文作了准确的翻译和详细的评注。现转译如下：

我。俗人不颜绰黑·巴黑失（Buyancoy∵Baxsi），对三宝怀着真诚的信仰。首先，我想到了诸佛的美德；其次我希望功德能够赋予我虔诚的人们、我的母亲和父亲；第三、我期望能在现世实现我对幸福的各种愿望，在后世通过佛的救度脱离轮回的遭际。由于上述情况，在吉祥的斋戒之日，即十干的戊年、猴儿年的六月八日，我发愿印造了这些佛藏宝典：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Sosingki（?）、4慈悲忏、金刚经。这些宝典用中都城弘法寺的印板印制完成。

通过这种功德之行的力量，祝愿我的父亲、导师与贤哲脱因绰黑都统伯格（Toyincoy∵Tutung∵bag）和我的母亲斡兀立·亦忒迷失·腾格里木（Oyul∵Yitmis∵tngrim）能够转生良所并立即成佛。祝愿我，不颜绰黑·巴黑失所有对现世幸福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并在后世成佛。希望我亲爱的兄弟、姐妹、妻妾、子女、亲戚都能够实现现世的各种愿望。另外，愿我五道中的亲爱朋友能够成佛并转生良所！愿将来持育此佛法的虔诚的人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坚持善行！Sadhu，善哉！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发愿文。它反映了回鹘人对佛教的虔诚的信仰，也揭示了吐鲁番地区一部分佛经的重要来源，对于古代回鹘文化史与中国佛教史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而要恰当的研究和利用它，我们就必须准确断定它的年代。

二、关于辫线袄

尽管题记中提到了刻经的时间为十干戊年的猴年（按，即戊申年），但具体判断其年代仍很困难。我们必须寻找有力的旁证。

茨默教授为了论定年代，引证了一组佛经扉画。这组收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fur∵Indische∵Kunst∵in∵Berlin简称MIK）的扉画共三件，图像完全相同而残缺程度各异。其中MIKIII4是基本完整的，另两种均残，分别编号为MIKIII23、MIKIII6705，在MIKIII23号扉画的后面粘连着汉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一百八十四的前五行经文残纸。根据经文残纸和图画的形式、纹样，茨默教授判定其为佛经扉画。画的主体是高坐莲台之上的释迦牟尼佛，两侧侍立着阿难、伽叶二弟子和两金刚，他们的周围环绕着祥云。在莲台前摆放供桌，佛的一位弟子跪在桌前问法。在图的左侧画着三位供养人，根据供养人上方的回鹘文题记，我们知道他们分别为：父脱因绰黑都统（toyincoy∵Tutung）、母斡兀立、亦忒迷失·腾格里木（Oyul∵Yitmis∵Tngrim）供养人不颜绰黑（Buyancoy）。5三中人手持香炉行香的应是供养人不颜绰黑。供养图中的人名与佛经题记所载完全相同，只是省掉了一些繁琐的称号。因此，发愿人的作者不颜绰黑就是扉画中手持香炉的供养人不颜绰黑。

茨默教授根据扉画中人物的服饰，将其判定为元代，并进一步将戊申年定为蒙元时代的1248年或1308年。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假设，但仅仅通过服饰判定图版的年代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最上方的供养人之父脱因绰黑剃发赤足，穿右衽僧袍。其母斡兀立·亦忒迷失穿右衽窄袖长袍，着便鞋。均不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其母戴圆形包头巾，在脑后结脚，并不是蒙古统治时代妇女们通常所戴的固姑冠。我们在元代早期的一件畏兀儿家族供养图中看到，该家族的所有妇女都戴高筒形固姑冠。6不颜绰黑有足够的财力施印大量佛经，其父又为僧众首领都统，7其家族当属畏兀儿人中较显赫的一支。若是在蒙元时期，他的母亲为什么不戴时髦而尊贵的固妇冠呢。

茨默教授重点指出供养人不颜绰黑的服装很象元代风格。这有一定道理。他身上所穿辫线袄是元代流行的袍服式样。这种服装特征明显，交领或右衽窄袖，下长过膝，以丝线扭结成辫，缝缀在腰间，形如一道道辫绳围在腰上。尽管这种服装盛行于元代8。但我们仅仅因此就判定该图刻于元代，不免失于草率。

首先，任何服饰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渐进行的过程。辫线袄盛行于蒙元时代，并不意味着这种服装为元代所独有，9更不能将其作为判定年代准确标尺。

第二，从事实着眼，我们注意到早在金代就已经出现了辫线袄。在河南焦作市郊西冯封村金墓中发现了一组陶俑。其中的舞蹈俑和吹笛俑头戴笠帽，身着方领窄袖短袍，袍的腰部结有布带四条，与元代常见的辫线袄相近。10山西襄汾县南董金曾出土铜饰板，在这块高11厘米的饰板上刻着一幅男人坐像。虽然由于锈蚀严重有些地方看不清楚，但我们完全能分辨出，图中的男人头戴多角笠帽，身着右衽窄袖辫线袍。我们甚至能清晰地数出腰部的辫线共有六条。11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关于辫线袄的实物均出于中原地区，可见在金代这种服饰已经流行。专门的服饰史研究者也有相似的看法。12既然辫线袄在金代已经出现，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图版的上限提到金代。

第三，如果专门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关于上述两座金墓的断代是错误的，它们不属于金墓而是元墓，13我们仍有理由认为，金代回鹘人完全可以穿用辫线袄。现在我们不考虑汉人或回鹘人创制辫线袄的可能，14只假设辫线袄为蒙古人首创。由于回鹘人与蒙古草原民族的密切关第，他们采用蒙古服饰仍是完全可能的。840年回鹘败散西迁，但他们与汉地和漠北地区的往来并没有终止。在漠北地区，回鹘同契丹的贸易很兴盛，上京临潢府南城有回营专门供回鹘商人居住，15每三年一次，回鹘有百余人的使都远道去上京贸易。16到漠北贸易的路线通常是由阿力麻里沿阴山（今天山）北麓至别十八里，然后向北，东越金山（今阿尔泰山），一直向东到达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17这条道路在金代仍然畅通，而且由于西夏的阻隔，中原地区与西北的贸易也多取道漠北。直到蒙古灭亡西夏，夺取金控制下的关中地区后，中原经河西到达畏兀儿地区的道路才重新畅通。18由于道路和贸易的关系，回鹘人与漠北草原民族有频繁的接触，回鹘“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丝，甚华丽。又善揽金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鞑靼”。19“（蒙靼）其欲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於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具言民物繁庶，与同说鞑人治兵入寇。”20由于回鹘人与蒙古草原民族的密切联系，其服饰受到影响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因为供养图上的回鹘人不颜绰黑身着辫线袄，就断定图版绘刻于元代。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供养人不颜绰黑的帽子与发式并非典型的元代风格。茨默教授引证了一幅元代佛经插图，图中的人像头戴笠帽，剃蒙古“三搭头”发式，21而不颜绰黑则戴后檐式帽，只在耳后留一绺头发，并未显现出蒙元时代的特征。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茨默教授根据服饰把印本年限压缩在元代，似过于狭窄。

三、关于“中都”

茨默教授根据佛经扉画服饰特征，将年限划至元代，进而判定戊申年应为元代的1248年或1308年。前文我们已经指出了靠服饰断代的局限性，在下文我们将以地名为依据，对茨默教授的结论作进一步讨论。

笔者认为，判定印本年代的关键在于尾题中的一段记述：“这些佛经用中都弘法寺印板印就”。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我国以中都为地名而又是发达印刷业中心的城市只有金元时代的中都。22金中都为今北京。元代先后有两个中都，前期即今北京，后期位于兴和路（今河北张北）的旺兀察都。23

茨默教授认为戊申年或为1308年。我们知道，旧中都已经在1272年（元至元九年）并入大都，成为大都城的一部分。241308年时的中都即兴和路旺兀察都。这座中都在当时只是一座行宫而已。在1307年六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元武宗下令此建行宫。1308年七月行宫落成，置中都留守司，此后又继续斥资建设。1311年（至大四年）正月，武宗病死，仁宗秉政，很快下令停建中都，废罢中都留守司。这座中都的建制只有两年零十个月。25在这塞北的荒原上，怎么会迅速出现一座藏有浩繁经版的弘法寺呢？1308年之说没有考虑到中都的建设与发展水平，不足取。

我们把研究的范围收缩到金代和元代早期的中都（今北京）。燕京改称中都是从金海陵王贞元年（1153年）开始的，从1153年到元代1272年间先取戊申年，只有1188年和1248年。但1248年之说亦难成立。1215年（金贞三年）金朝败走，蒙古占据中都。此后将“中都”改为“燕京”26直到元中统五年（1264年）才又改作“中都”27。这就意味着，在1215年，就与“中都弘法寺”的提法相矛盾，而应作“燕京弘法寺”。值得注意的是，中都改名为燕京之后，这一规定被严格地执行着。国家机构如燕京总管府、燕京行中书省均不用“中都”之名。在大量当时的公私文献中，“中都”之名基本消失。28下面我们举三件当时印刷的佛经为例（其余大量文集、石刻资料均列入文后附表）：

1、赵城金藏蒙古补雕本“鞠”字号《观无量寿佛经》序：“岁丁丑九月十五日燕京大圣安寺晦堂和尚洪俊序。”按，此丁丑年为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年），也即蒙古攻占金中都之后的第三年。此时“中都”已经改成“燕京”28。

2、赵城金藏蒙古国补雕本“枝”字号《品类足论》卷五末跋：“大朝国燕京弘法寺雕造僧普轮。”蒙古国补雕藏经时在元太宗窝阔台与乃马真后听政时期。30此时，今北京仍称“燕京”。

3、金藏大宝集寺本卷末戳记“蒙哥皇帝福荫里，燕京南卢龙坊居住奉佛弟子权府张从禄、妻王从惠洎女张氏感如来之咐嘱，贺圣朝之弘恩，发心施财，命工印造释迦遗法三乘贝叶灵文一大藏……丙辰年六月朔。”31蒙哥帝丙辰年为1256年，可见此时仍然通行“燕京”这一称谓。

赵城金藏、大宝集寺金藏的补雕与印刷和不颜绰黑印经一样，均出自弘法寺。32既然1248年前后“中都”这一地名已被基本废弃，那么这部“中都弘法寺”印造的佛经就不可能刊于1248年。

这样，不颜绰黑佛经的印制当在1188年即金大定二十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年代的确定，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佛经雕印与传播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四、弘法寺所藏金藏

金元时代中都弘法寺是佛经整理与雕印的中心。据《元一统志》记载：“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十二年（1181年）以经版达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以弘法寺收贮经版。”33正是在崔法珍金藏雕版的基础上，才发展出元代的弘法藏。34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金大定二十一年经版运至中都弘法寺之后第七年，即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就有回鹘人不颜绰黑斥资在这里施印了六部重要佛经，而后千里迢迢将其运回远方的家乡。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这是完全可能的。在金代的中都城，有许多回鹘商贾，专门从事远途贸易，而且“奉释氏最甚”35。不颜绰黑很可能是在中都经商的信佛富商，利用往来的便利，在中都弘法寺印造了多部佛典。

这些佛经属于金藏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前面提到在MIKIII23号扉号的背面粘连着一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八十四卷首的残纸。该残片只留下开头的五行，现录文如下（口中为缺字，[∵]中为残字）（格式限制，原口中的字是：1大般3初分4善5净）

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八十四∵暑

2∵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3初分难信解品第三十四之三

4善[现]五眼清净即般若波罗蜜多清

5净[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五眼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