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明上人云水记
楔子
民国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晚间七点多钟，有一个机缘，由道友张书绅兄陪同，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条通“大悲院”，礼见当时海月寺住持悟明上人，这是来台以后，第一次与这位励行“观世音法门”、终身执持大悲咒的法师见面。时间电转，于今已达二十年矣！
那次见面之时，令我惊讶的是～～这位法师交给我十大本日记，以便为他的日后个人回忆录～～“仁恩梦存”作整理工作。他的日记，从民四十二年（在台北县观音山凌云寺挂单时）开始执笔，到现在已达三十年，喜洋洋国中断；而他的行持，至今也始终不渝，坚同金石。
当我熟读他的日记之后，才深深体会，这位少未“读诗会”，长未“入经藏”的佛门大德，在日记中所流露的，全是肝胆之言，佛心之语，其行文虽未具形式，而叙事流畅，剖理明晰，坦诚而豪迈，以日记论日记，这是一部生动得足以“成书”的日记。老法师的生命之光、老婆之慈，已完全包括在这一部日记之中了。我相信世人能知道悟明长老有这种生命力量的人还不多，因此为之布阵，作为后人规范！
一、故山夕照，不速之客
悟明上人，于民国前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河南商水县城西七里大李庄的李氏家庭。
这位法师的幼年，在家的乳名，叫“德”，后来的学名“俊英”，再后来叫“林泉”。
他的幼年，家庭过的是半农半商的生活，父亲李成然老先生在周家口经营生意，留下他和两个弟弟，陪伴母亲，在家乡种田。
谈起来他的读书生活，是零落而片段的。中国大陆的农村家庭，对知识的了解，是保守而又落后。事实是，他到八岁的春天，才跟着一个家族的侄儿李文炳，念“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世。……”但是，在民国九年七月，他十岁时，由于他老母亲的一场病，不省人事，他的“四书”还没读完，在家中他是“老大”，而父亲又在十八里以外的周家口做生意，无法回家照顾，所以，他祗有放下书本，回家照顾母亲服汤药，东奔西走，此后便与诗书“绝缘”。后来等新制学校开办，既没有得到母亲同意，也就没有再入学。总计起来，他的读书生活，不足三年。
他在“仁恩梦存”书中，曾经回忆到这段往事。
他提到他的出家因缘，是“极其意外”的，又彷佛是前定的。
当他八岁时，一个花明柳暗的暮春时节，一天早上，他正在上学的路上，忽然碰到一个游方的和尚，向他霎云眼。这个和尚身穿灰色僧袍，脚穿齐腿的长筒袜子，道风巍巍，他猛然看到这个和尚，心头一怔，彷佛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在那一瞬间，和尚的背影，便消失在黄沙漫漫的千年古道上了。而这以后，他的脑海里，便常会出现那个和尚的影子。后来，他对妈妈说：“我喜欢穿和尚袜子！”
过三年之后，到十四岁时，事有因凑缘巧，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早餐之后，他正和父亲研究这一年的麦子要下多少种，门外一声“阿弥陀佛”，闯进一个和尚来。因为六年前，他在路上遇到那个和尚影子还未消灭，以为又是那个和尚来了。
但是那个和尚一进门，便双手合掌：“请问小哥，李成然李大哥在家吗？”
那时父亲在周家口经商失败，垂头丧气地待在家里。一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由里面应声出来。
“在家在家，谁呀？”
“一个和尚，爹！”
那个和尚听他们父子答话，便毫不客气的，一头扎进他们的堂屋，将背架放好，便坐到他们“观音菩萨”的香案前。
等和尚坐定，他们才看清楚那和尚一张白净面容，见方见棱，大眼睛灼灼放光，中等身材，身边的背架上放一包衣服，另有一个黄布袋，袋上横写着“阿弥陀佛”四个字。手中还拿着一把三尺多长的铲子（方便铲）。
“德啊！这位是王伯伯！”父亲说。
然后这位和尚就与老友李成然叙起离情。
二、竹溪千里，弃俗室门
原来这位出家人，俗名王连城，在五年前，曾是军中的一位营长，驻防周家口时，与李成然缔交，想不到他们别后，竟然出家为僧了。
他们谈了一会，和尚说出家人不住俗人的家，傍晚便走，因此，母亲便为他准备了一碗素面，到太阳西坠时，和尚果真要走了，他呢，突然升起一种恋恋不舍之情。和尚背起方便铲，孩子伸手摸摸方便铲的铲头。
“喂～～成然兄啊！德这孩子倒很有根器，我看你舍了他，跟我走吧！”和尚说。
父亲起先一怔，后来又哑然一笑，“你问德，只要他爱跟你去，便去！”
“德儿！”和尚伸出软绵绵的手，抚着孩子的头，“跟我去好吗？”
“～～好。”他望望父亲茫然的表情，又看看这间古旧的老屋。
父亲用目光打量他一下，然后说：“好吧～～跟着王伯伯也像在家里一样，那么，德！你得跟妈说一下。”
他进屋，把要跟和尚走的事，跟母亲说了。
“那怎么行呢？”母亲不禁眼泪纵横。
“你这么小，怎么可以出家呢？德呀！不能走呀！”
“妈！”他嗫嗫嚅嚅地说：“我很喜欢出家修道哩！跟着王伯伯，还不是，还不是一样。妈。……”
其实，他这些不知从那儿涌来的勇气与决心，虽然舍不得父母，但是还是支支吾吾地安慰着他母亲，希望母亲让他走。
这时母亲从内房到堂屋，见到和尚，和尚便念念有词，说出家人如何如何高贵。一个人出了家，父母能得到多大福报，出家人海青一披，是如何如何地得到善男信女崇敬；而且出家后，仍然能读书、上学，要比一个老死窗下黯然无闻的乡愚强多了。出家人……和尚又滔滔不绝说些乡下人听不懂的话，而竟然把这个母亲的心说得平静下来了。
他说：“德，是个大有根基的孩子。”这句话使得“母亲”非常满意，虽然眼里还含着泪，对孩子要去做小和尚，也不表示异议了。
于是，在太阳落山之前，便要上路。
“我要收拾一点东西。”德说，同时又难舍难分的看着父母。
“不必了，出家人不必穿俗家人的衣服，将来到庙上，全换和尚衣服。～～天快黑了，就这样走吧！”
和尚就这么打劫似的，拉着他走了。
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都跟了出来。
就这么，一家人眼睁睁地，让和尚带他走进黄昏的暗影里。
和尚很坚决，连带着他也坚强起来。越走越远，直到父母的身影，隐没于夕照的尽头。
他跟王伯伯，这一晚，住在旅店里，此后，他们一直向西走，整整走了二十多天，一战船上悠闲地，过的是游山玩水生活。
等到了王伯伯湖北竹溪县西门外的寺院～～观音阁时，已是九月深秋了。
三、焚香念佛，残冬剃度
这是民国十三年九月初的事。
他在路上已改口叫他“师父”了。当他们到观音阁住定之后，这才知道师父～～能静和尚是一山的住持，那时不过三十多岁，当他未出家前，已经长斋礼佛，虔诚修道，因此弃官出家。他这次是朝五台山回来，顺道他们家看看他的老友，想不到竟然收下这个弟子。
他们竹溪的寺里，有两个师叔：能德、能安；两个沙弥；仁宽与仁宏。还有两个烧饭打杂的香火道人。这座观音阁，竟然是鄂西（与陕西交界）山城的一座形势优越的寺院。
初到寺里，师父能静先教他“沙弥的生活仪律”，还有打钟、念钟文、学大悲咒、唱赞、背心经；这些，在半个月之内全学会了。他虽是初住佛寺，因为从小便是光头，头发也用不着再剃，祗是换了僧衣。
这座深广的禅院，深深地吸引他。
每天，除了学功课，晚***父还教他拜一支香的佛。起先，是拜“观世音菩萨”，念一句圣号，拜一拜，在拜时，他默祷着：“观世音菩萨，请给我智慧，给我智慧，给我智慧……”心情在礼拜中安定下来。
除了早晚功课外，是拜佛、念大悲咒、静坐。静坐的方法，是能静和尚教他把十支香排列好，裁下了一个十五度的“锐角”，先坐最短的一支香，然后再逐渐地加长。久了，加到最长的一支。有妄念的，要凝视“香头火”，把心系于那一粒小小的火炭上。
这座山城寺院，平常的功课是：早晨五点起身上早殿，早粥后整理等务，中午学经唱赞，下午四时以后晚课，晚饭以后，拜一支香的佛，静坐。晚间十时许入睡。
他渡过三个多月的寺院生涯之后，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释迦成道日），师父说要为他“剃度”，这天早晨便陆续来了些客人，全寺闹嚷嚷地忙作一团，剃度礼开始时，大殿里挤满了人，师父披着大红祖衣，庄严地为他说“三皈依”，大众们同声念佛，唱赞，“三力已过”，他便成了佛家正式的沙弥，师父为他起的法名是：“仁恩”；号，便是出家五十七年来的“悟明”。
同时在民国十四年春天，寺里又正式设立起“学堂”，老师是一洋一古，洋的教“时说新论”，古的教“四书五经”。但不到一年，因为遍地匪患而结束，后来师父就在本寺创立“极乐佛学院”，这才进入佛学院研究佛学。
像这样，到民国十八年冬天，能静老和尚突然得病，渐渐脱去人形，拖延到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晚上，圆寂了。
从此，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悟明上人，在乡野佛寺传统的子孙相传的法则下，接任“观音阁”的住持。
由于这一年十二月初八，汉阳名刹归元寺要开坛传戒，他放下观音阁的职务，与师叔能安，便决心东下汉阳求戒，八月一日，大江以北，已是一片秋凉景象。
他们从竹溪开始第一站，背着背架，架上放着行李卷，走出千里行脚第一步。
四、归元受戒，上海流云
他们是阴历九月初到汉阳，在归元寺挂单，每日早晨上殿时，寒气逼人。到十月初，戒子陆续来斋，同戒比丘、比丘尼一千四百多人。
得戒和尚，是归元住持立明老和尚，当沙弥戒受完之后，因为生了一场病，幸得有值坛师本亮照顾，得以逐渐痊愈，参加二堂正授。等他病好，十二月初八满戒，五十三天的戒期终了，便移到“尊客寮”，戒子们分散了，他便与师叔能安，决定在民国二十年正月十二日离开汉阳，买舟东下，朝礼南普陀山。
这位云水万里比丘僧，在他的“仁恩梦存”一书中一再地详述他与观世音菩萨的因缘。
幼时，他们那份农村家庭，供的是“观世音菩萨”；十五岁他出家的寺院，是“观音阁”；他的师父能静和尚，传授他的是念观世音圣号和念大悲咒。
他对师父留下那份相当丰足的寺产断然放下，他说：“我虽胸无经纶，但对世间事，我倒认为没有一样可留恋的……我那种做法，并无意换取高僧的法名，作为一个弃俗的比丘而言，身外之物，何殊云水？”
民国二十年正月十二日，由归元寺值坛师本亮，带着五个出家人，从汉口上船，四天后直达上海。
他们先到上海老西门关帝庙“赶斋”。可是关帝庙的方丈说他们那里“可供赶斋但不挂单”。因此，他们便只好奔到南门的上海名刹“留云禅寺”（别名海潮寺）挂单。原来他有一位同戒永修和尚在上海有一位师兄，正在留云寺供职，他们便找到了这位名叫“真诚”的法师，“真诚”便欢迎他住下来，要朝普陀山，在上海太方便了，那天都可以去。
从此，他便住进“留云寺”禅堂，亲近方丈从善和尚。而他的师叔和其他几位，见到他住在上海不走，便各自朝山去了。
谁知，留云留客，一留就是一十九年。
他在这里经历了历史上的一二八、八一三，两次劫难；留云禅寺在民国廿六年八一三抗日战事初起，被炸成一片瓦砾，直到战后重建。
而这位随缘云水的大德，在留云十九年，除了禅堂坐香，便是观音圣号、大悲咒，如影随形，绝不中断。
在留云寺，从“悦众”开始，他经历了每一种职务，直到“监院”，辅助历任的方丈，像德浩、从善、大悲、志宽和尚。
在这十九年中，他也接任过“接引”、“法云”、江宁名刹“云居”三座佛寺住持，以及留云南下院弥陀寺。
民国二十四年，他听过太虚、慈航、圆瑛三位佛门大师讲经，与参见净土宗大德印光大师，那时这位莲宗大师已经七十六岁。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他二十六岁，忽接家书，母亲病故，到这年六月十九日他辗转回到故乡，才得省母亲坟墓。
在烽火连天中，又回到上海，两天后，便是历史上八一三事件上演。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在上海接引寺，他开办“佛教仁恩施诊所”，三十五年当选上海市佛教会理事，并创办“明仁慈善会”、开放贫民义诊与放领寒衣、米粮、兼办冬令“施粥所”，每日施粥二千人。由于绩效优越，“上海冬令救济会”要求合作，聘他为“上海第五施粥所主任”，办理济贫事宜，在留云寺广场施粥，每天供给二三千贫民早餐。三十七年，战事逆转，又在接引寺设立“过境部队特的约诊所”，为伤患国军官兵***供给医疗及药品。
他把所有精神，供献给佛教与中国贫民，随缘随力，兴悲布慈，直到上海失陷。
五、避秦宝岛，不住随缘
悟明上人，在上海撤退前夕，交卸了接引寺的住持职务，将寺方一切权契产物，交与退居大霖和尚保管，并向常住说明，他到***的目的，乃是共产主义政权下没有佛法立足之地，要走，他们也可以一同去；不走，也不勉强。他简明扼要地将寺务请“法融、全信”两位法师负责善后，他完整地交清一切，在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便与当时羁留上海的乐观法师，登上“大江轮”，换上边服，直达***。他们在五月二十日下午离船，到台北之后，暂时栖身“极乐殡仪馆”一间小屋，每天供佛、做功课，念大悲咒一百遍。
当时由大陆来台的出家人，暂栖在极乐殡仪馆的，有比丘、比丘尼十多人。后来，来台的法师逐渐多起来，彼此也都有了连系，才渐渐地有了安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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