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与“圣域”

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领域，共生都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各个部分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功能也不同。对此，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曾提出所谓的“共生三领域”。根据他的分析：“第一个领域是普遍的领域，有共通项、共通规则”；“第二个领域是中间领域，有不确定的变化的共通项”；“第三个领域是圣域，有不可理解的领域”。

将这“三领域”运用到民族关系之中，可以将“普通领域”理解为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公共领域”，也就是各民族在“共生”结构中所共有共享的公共活动领域。

黑川纪章特别强调“中间领域”和“圣域”，将其规定为“共生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关于“中间领域”，他解释为“在明显对立、被极端化、合理化的两极之间，设置一个哪一极也不是的‘中间领域’”。这既是空间上的，也可能是观念上、理念上的。例如两种对立理念之间的中间地带，即所谓的中间道路。对此，黑川纪章写道，“人世间存在着许许多多从对立的两个主流中，被遗忘、被舍弃、被忽视和被省略掉的‘中间领域’”。不同民族在共生之中不断发生接触而出现的“中间领域”，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同化现象主要发生在这里。在这里，个体和局部的同化不仅客观上广泛发生，在原理上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也是仅此而已，不能以此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上的被同化的依据。这是因为，在共生的三个领域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即“圣域”。

“圣域”是“共生”有别于“同化”和“融合”的关键所在。首先，在文化上，“圣域之所以是圣域的条件，并不适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和国际上通用的规则来加以评判，而是由于其中包含着不可理解的神秘领域，存在着自我禁忌的根源和称之为文化自尊心的根源”。对此，黑川纪章以主权国家为例指出，“圣域中编制着该国的生活方式和自尊心，成了与宗教和语言有着强烈关系的文化传统基因”。文化是民族的核心，圣域也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因此，尽管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民族之间的相互渗透始终发生，“这种看法，确实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通用。然而，在文化领域中是绝对不行的。我认为文化与遗传基因一样，是历史性积蓄的成果”。

其次，圣域是民族生存和尊严的最后底线。特别是在那些民族聚居地域，黑川纪章说道：“对于地域、民族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步，‘圣域’一旦失去的话，就会丧失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对‘圣域’的尊重，不正是保证创建世界的共通平台、扩大全球化顺利发展的关键吗？”面对这种圣域论，有人会问：“若是文化的灭亡和强势文化的生存，不也是自然淘汰的规律，没有办法吗？”黑川纪章予以坚决的否定，强调“这是一种与支撑现代主义的达尔文进化论和自然淘汰法则相符的看法”。

最后，“共生的意义在于相互承认圣域”。纵观当今世界各个多民族国家，凡是各民族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能够共生共荣的，都是以这种承认为前提条件的。这在各国的制度层面上，往往表现为各种类型的“自治”。“自治”也许是一种对特定民族，特别是那些人口较少民族圣域的承认与尊重的制度体现，也正因为如此，“自治”正在成为各国处理一些聚居少数民族事务的越来越普遍的制度选项。

当然，圣域是开放性的，并在动态中不断变化发展的。一方面，不能将“圣域”理解为排他性存在。一方面，共生“承认不同的文化、对立的双方、异质要素之间存在着‘圣域’，并对此表示尊敬”，但“仅从民族的相对个性来考虑‘圣域’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封闭的地域保护主义，都不符合共生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各样的文化传统当中继承下来的圣域，也不是那样原封不动地永久保存下去，它会随着时代而消失，或者发生变化”。当然，对民族圣域的变化与发展能够说三道四，能够有所作为的只能是该民族自己，对此，他们应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这也是承认和尊重“圣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