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三）

三、后百丈式佛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时期

纵观历史，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当中国封建文化达于鼎盛时，它八宗竞秀并完成了中国化；随着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全面衰落，佛教也由盛入衰了。

宋以后佛教的发展趋势大致是三教合一与世俗化。新儒学重兴，三教关系日益密切，佛教信仰借三教之力更加深入普及，但儒家的成分及民间信仰的氛围也日益浓厚，佛教与民间信仰及民众现实需要的结合更为紧密。

佛教教育日渐衰落，僧团素质日趋下降。经过封建宗法制度的浸染，长期实行的丛林清规制度也逐渐变质，染上了浓厚的封建性色彩。“丛林之内层级鲜明，上下关系微妙紧张，各为私利，互相争斗，致使丛林制度早期的民主和合精神丧失殆尽，也失去了百丈清规之大公无私的品格。又有丛林僧众良莠不齐，住持执事品德下降，失于严正公平，难孚众望，丛林也失去了领导核心。”[8]但即使是染污变味的清规制度，在封建社会后期佛寺中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地实行，废毁非常严重。

同时，佛寺的经济基础及生活方式在历经社会剧变、战乱频仍之后，与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包括自身劳动和租佃地主经济两方面）和乡村文化（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更加融合。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为香火、经忏、募化、租息等，所以寺院的礼仪、崇拜、宗教服务和经济功能日益强化，相应的建筑内容则日益畸大、发达、复杂。佛寺的构成和性质向礼制化、实用化、世俗化、鬼神化的方向迅猛发展。

在经历数百年演变后，佛寺布局逐渐形成一套稳定和通行的“中轴纵深式”布局模式：设置一条深长的中轴线作为整个佛寺建筑群的主轴线；沿佛寺（通常面宽小、纵深大）的纵深方向依次排布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自宗所尊的佛殿、其它佛或菩萨殿、法堂、藏经阁等主要建筑，形成中路佛殿区；在中路东西两侧附设寺院内部生活区及后勤服务区（图8）。这是一套为人熟知的佛寺布局模式，其影响之深之远，即令许多当今的新建佛寺仍在现代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现代技术和材料情况下顽强地延续着这一做法。

图8∵灵隐寺现状总图。来源：调研自绘

习惯上，我们仍称此种佛寺为“丛林”，其组织和管理制度也仍常称“清规”。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佛寺模式是否有着“百丈式”丛林纯正的血统？是否真正承继着百丈等祖师的教育思想及建筑规划理念的内核？为便于比较研究，我们且称之为“后百丈式”佛寺吧。

仍以灵隐寺为例（图8），便于比较说明。作为一座全国著名的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它既作为宋代禅宗著名的“五山十剎”之“灵隐山”而蜚声海内，又在之后数百年成为一座较典型的具有“中轴纵深式”形制特征的明清佛寺。

与百丈时代的“灵隐山”相比，明清之后的灵隐寺具有如下特点：

1、中路区域增加了许多礼仪和崇拜性佛殿，教育和信仰趋于二元化。自天王殿（兼作山门）始，之后依次是大雄宝殿、药师佛殿、藏经阁（兼法堂）、华严殿；此外该区域还有济公殿、五百罗汉堂等佛殿，堪称“不重法堂，唯树佛殿”了。在这些殿堂中，恐怕只有大雄宝殿略具学修意义（僧团早晚课诵）；但大殿中佛像占空间较大且居中，为人服务的意义被削弱。法堂虽设而常关，讲法传法活动稀少。藏经阁本为图书藏阅的教育建筑，但明清之后逐渐失去其实用性而更具象征意义了。

佛殿区西侧的“五百罗汉堂”值得关注。这座殿堂平面作右旋卐字形，规模很大，室内塑像千姿百态，表达了五百罗汉解脱自在的状态；但内部空间狭窄、人来人往，除了观赏、供祭、礼拜，无法进行真正的学修活动。该殿堂正好处于宋代灵隐山“千僧堂”（大僧堂）的位置；从活泼泼的学修空间变成泥塑木雕的世界，实在是很有意味的转换。

从目前寺院建筑的使用情况来看，具有较浓厚学修内涵的恐怕只有念佛堂和禅堂了。在同一寺院中禅净兼有，明清佛教禅净合流的特点突出。并且，这些学修建筑的规模比起百丈时代来要小得多了，至多能容纳百人许。一方面是因为僧团规模小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学修功能的萎缩。

2、中部崇德报功的“佛区”和两侧为学修生活服务的“人区”界定得明显。“方丈”也离开了寺院的中轴线，离开了全寺的“首”的位置，僻处寺院的东北一隅。这也是非常不同的一点。人从中央区域撤离，是百丈时代以人为本、以师为尊的精神的失去，也是佛教衰落期思想上人佛二元化的结果。另外，方丈不靠近法堂，也是讲法传法活动冷清的佐证。

3、从“十字轴线中心式”的横宽格局演变为“中轴纵深式”的狭深格局。建筑群中轴线越长，院落“进”数越多，越容易让人产生宏伟壮丽、等级尊崇的感受。灵隐寺的众多主要建筑沿中轴线纵深发展，依山就势、跌宕起伏，可以更好地表达寺院的威权和富贵，更能迎合礼仪和崇拜的需求。这种礼制化的、写仿帝王宫殿的做法是三教融合、佛教世俗化和民俗化的结果。因为中部佛殿区过于庞大深长，阻隔了东西两侧功能性的内部生活区之间的联系，造成了大量流线交叉和僧俗互相干扰，在功能上不甚合理。

4、大雄宝殿、禅堂、念佛堂、五观堂等学修建筑分布分散，使用起来不甚方便，可见这已不是寺院布局所考虑的主要出发点了。僧人寮房也分了四部分：出家时间短的僧众主要住在寺院的西南角、出家时间中等的僧众住于西北角、老年僧侣住在东部会客厅的二楼；接待行政后勤部分的执事僧则就近住在工作区域附近。一寺之中，念佛的念佛、坐香的坐香、经忏的经忏、应酬的应酬、过日子的过日子，各忙各的，相安无事。“百丈式”佛寺中集禅修、用餐、起居、议事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僧堂，在明清灵隐寺中被分化为禅堂、斋堂、寮舍等不同建筑。“百丈式”僧团那种共修共学、共进共止的集体主义生活和严格的準军事化管理难以为继。

5、寺院的接待、礼仪、宗教服务、经济功能比百丈时代是大大强化了。整个中路“佛区”，设有许多为游客、香客、信众服务的空间，游人如织，香烟缭绕。

通过对于百丈时代和后百丈时代寺院空间格局的研究，我们体会到，无论从思想内核抑或建筑载体上，“后百丈式”佛寺事实上都和真正的“百丈式”佛寺模式渐行渐远。百丈时代那纯正的“不二”精神和百丈式僧团以教育为中心、革命性、单纯性、团结性、民主性和平等性的共产主义式僧团风范，日渐一日地消弭于甚嚣尘上的礼仪、崇拜和经济活动的袅袅烟云之中。佛教最终蜕变为一种世俗性、民俗性且精神内涵模糊的庶民信仰。

四、结∵语

佛陀传承正法有二：一曰教正法，一曰证正法。总体来看，“道宣式”佛寺和“百丈式”佛寺皆属比较强调教育功能的寺院，两种佛寺模式都出现于我国隋唐时代，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健康向上、佛教信仰理性的大背景是不可分的。“后百丈式”佛寺的礼仪、崇拜功能相对超越了教育功能，教与证两方面的内涵都大大萎缩；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渐趋衰颓的后期，是佛教信仰日趋世俗化、鬼神化的产物。从“道宣式”、“百丈式”到“后百丈式”佛寺，我们可以看到佛寺建筑空间格局的巨大变化，这确实是三类从形态到旨趣都相差甚远的佛寺模式。当然，这三类佛寺是不可能代表中国佛教的几大历史分期中曾出现的全部佛寺类型的。本研究用意也并非叙述历史，而是尝试从中提取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1832—1917）定义“文化”为一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在内的复杂总体[9]；其中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三大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也形成了文化的三个层面：表层是物质文化，为技术系统；中层是制度文化，为社会学系统；深层是精神文化，为意识形态系统。建筑文化也具有三大子系统及三个层面的构成特征[10]。本文对于佛寺建筑文化的研究就是循此线索进行观察的。

当我们理解到佛教寺院是实现“佛陀的教育”的一种教育场所、一个教育机构之后，我们对于佛寺建筑文化思想、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观察，也将被赋予一种教育视角，我们会提问：

∵以何为指导性的教育思想理念？教育的目标为何？

∵教育体系为何？学修模式为何？组织制度为何？

∵建筑载体内容为何？关系为何？

上述中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是佛教建筑研究中“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

佛寺也是一个小社会，要运转顺畅就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并为教育体系服务。无论组织管理制度还是教育体系，它们都是佛教建筑研究中“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荷担佛教事业的合格人才；有健全规范的组织管理制度，才能使教团成为和合共住的清净道场，为大众修行提供保障，为弘法事业建构平台。

作为人类营造活动的物质产品，佛教建筑属于“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是最表层和外显的，被以上两个文化层面所决定；但是作为物质载体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前二者。一座佛寺，其建筑群应有怎样的配置？各建筑的定位如何？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为佛教教育目标的达成服务，承载的正是其“学”与“修”的教育体系，诠释的正是僧团的组织方式及管理制度。

以往教界学界对于佛寺建筑的研究，或只关注“思想”文化、社会经济背景等宏观层面内容，或倾注注意力于“物质”文化层面内容，这样的研究常予人一种“气脉不通”之感。二者之间缺失的恰是作为中间关键节点的学修体系及组织管理等制度层面内容的研究（图9）。

从“道宣式”、“百丈式”到“后百丈式”佛寺，我们看到了佛寺建筑作为佛教教育与组织管理理念和功能的物化，是如何时刻与其所承载内涵保持紧密互动的。所以，本研究在提出的这一“建筑载体——学修体系——组织管理”视角，尝试使我们更精準地理解中国佛寺空间格局嬗变的“所以然”，并成为把握其规律的一把钥匙。（待续）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博士，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1]∵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工作简报.∵考古:1999:47。

[2]∵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傅熹年等.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日】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渡边海旭.∵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T45/882b。

[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

[6]∵丁钢.∵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90。

[7]∵张十庆.∵五山十剎图与江南禅寺建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8]∵王永会.∵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

[9]∵【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10]∵吴庆洲.∵建筑文化的传承、融合与演变//东方建筑遗产•2008年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40。

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一）

∵∵∵∵∵∵∵∵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