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中的“三大”精神——从圆瑛大师《国民应尽天职》一文谈起

论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中的“三大”精神

——从圆瑛大师《国民应尽天职》一文谈起

释照诚

圆瑛大师《国民应尽天职》一文，是他1929年在福州时作的讲演，后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宣讲了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说明佛菩萨大乘愿行完全是积极的、救世的，并号召全体国民学习佛教这三种精神。在纪念圆瑛大师示寂5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大师这篇文章，觉得大师所说的“三大”精神，正是他自己一生修学行持的真实写照。今天，不但我们僧众本身必须学习这“三大”精神，而且还要象大师一样，号召全社会、全世界，人人都来学习佛教这“三大”精神。果能如此，人类的一切灾难，如战争、瘟疫、灾荒以及种种犯罪现象都将消弭于无形，人类就能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

一、大慈悲

圆瑛大师出家前是一名少年秀才，在他面前已有一条仕宦之途，家境生活也并不困难。他是抱着用佛法济世度生的大慈悲愿才毅然出家的。所以他曾自撰一联：“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出家后，他面对当时烽烟四起、连年战争、民不聊生、多灾多难的中国，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发大慈悲心，投身社会，创立种种慈善事业，同时兴办僧教育、国民教育。如1918年在浙江宁波白衣寺办佛教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200余人；1924年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慈儿院，收养孤儿300余人；1920年发起举办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1936年发起举办全国十六省水灾赈济会。在日寇侵华战争时期，1937年他组织圆明大悲会，为国内名山道场募化道粮；成立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后又成立上海、宁波、武汉僧侣救护队，救护伤员万余人；成立上海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万人；创设上海佛教医院，医疗抗战负伤官兵千余人；1943年又发起成立华北各省救灾会，募集捐款60万元汇寄华北灾区；1941年，圆瑛大师应北京佛教徒之请，在广济寺讲经，听经者众多，盛况空前，皈依者不计其数，收入供养数目巨大，但老法师全部捐作利生慈善救济金，直到圆瑛大师临终前一年（1952）秋，在上海圆明讲堂启建和平法会49日，所收供养达六亿（旧币）之多，除了正常的开支外，余下的三亿五千多万元（旧币）全部供给全国各大名山、十方丛林，帮助各地贫困穷苦的僧侣。这些都使当时亲闻实见的佛教四众弟子感动不已。

圆瑛大师毕生为兴办僧教育、国民教育奋斗不懈，这也是体现他大慈悲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1917年先后创办宁波善益第一、第二小学，安海职业学校，镇海僧立国民学校。1919年办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1927年办圆瑛古田小学，1929年办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1937年办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尤其是1945年至1948年于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和圆明佛学院，所起作用影响最大，培植了许多现代佛门杰出僧材。

大师的大慈悲精神不但施及僧界，而且泽遍全社会；不但利益人类，而且广被一切有情。这突出体现了佛教大慈悲精神中“大”的含义。他对于宣传、实行戒杀放生，不遗余力，见缝插针，时时为之。1935年他为皈依弟子顾莲成大居士集会放生，特作《放生缘起》一文；同年8月，又率兴慈、大悲、远尘等法师，以及赵朴初、王一亭、王涵之、丁福保、关炯之、江易园、袁希濓、汤住心、朱石僧、李经纬、姬觉弥、罗迦陵、黄健六、屈映光等人组织中国保护动物会，劝募放生基金，并亲自起草简章，这是我国近代佛教史上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创举；1942年，北京佛教界成立莲池放生会，大师受聘为名誉会长，并作演讲，慷慨陈词，言及“惟戒杀放生功德，乃为予之素愿”。大师提倡戒杀放生的一个特征，就是从大慈悲心的根本出发，事无巨细，均身体力行，见到别人戒杀放生就随喜赞叹，尽量支持。

1923年，圆瑛大师至***弘法。当时***新竹州某地有一小塘，名叫湖碑，这小塘虽水浅而小，但每年总要淹死几个人，十分凄惨。当地的绅衿恭请大师超度淹死的亡魂冤鬼。大师与他们约定：“全州人士必须持斋禁屠，以表示诚敬，如能同意此条件，就答允为之超度。”绅衿们与地方***商量同意后，发函邀请大师。大师刚到新竹州，就有车夫迎接上车，说：“菩萨到了，请登车。”大师很奇怪，就问原由，车夫说：前天夜里湖碑有几个鬼魂托梦，告诉他们自己的家属，说菩萨将来超度，因此才知。等到圆瑛大师到达湖碑，人群欢腾，超荐完毕，大师复去台南讲经。以后湖碑水塘再未淹死过人。

1926年，圆瑛大师在新加坡普陀寺讲经。该处有一条河水每年溺死数十人，听说大师在***超度有法，当地信众也请大师超度。大师与他们约法，要求他们素食。正好市场饭店里有一条大蛇关在笼子里，准备杀了做菜肴。大师就吩咐他们放生，并为大蛇说法，打开笼子放出大蛇，大蛇窜腾数尺，一跃而入河中，游出去后又游回来，昂起头向大师致意道谢，这样往返三次，观看者都大受感动。上述这两件轶事，都反映了圆瑛大师深广的慈悲精神。

至于从圆瑛大师的文章及讲演中流露的大慈悲精神，或勉励众生发大慈悲心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的演讲《和平与慈悲》；在南洋新加坡工商学校的演讲《佛法之精神》；在北京放生会上作《放生会演说》中提到：“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为本，大慈者，与一切众生以乐，大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在汉口市商会演讲《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在南洋麻六甲作《培风学校演讲》；在上海功德林演讲《提倡素食聚餐会》；在中央无线电台广播演讲《佛教大乘慈悲救世》等。阅读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大师在《国民应尽天职》一文中所论述的大慈悲思想。

二、大无畏

圆瑛大师的佛教大无畏精神突出表现在他的护教安僧、办僧教育、抵制所谓庙产兴学等一系列弘法活动中。1908年，大师辅佐寄禅长老，力拒日僧渗透，又与寄禅长老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华佛教会。近代的中国佛教可称是多灾多厄，教难迭起，几濒于毁灭。1912年秋，北京民国***开会，有清查全国寺产、销毁佛像之议。中华佛教总会闻悉，推选寄禅长老以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名义代表全国僧界，入京请愿。次年1月，寄老进京。时内政部礼俗司杜某正通令各省，清查寺产，分官、公、私三项。寄老先恳请收回成命，未允，遂与杜某力争，理不得申，愤愤回法源寺，当晚即卒。圆瑛大师在寄老以身殉教之后，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精神继承寄老遗志，团结僧众，护教抗争，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乃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佛教寺产赖以小安。1927年，当局又有灭佛驱僧之议，圆瑛大师至沪联络程筱楼、施省之、王一亭等人，组织佛教维持会，向当局呼吁。“时内政部长有改僧寺为学校之议，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有庙产兴学之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僧界大为震动。”次年5月，大师特为此赶至上海，组织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商议紧急应变之策。在寄禅长老进京请愿殉教后的第12年，圆瑛大师以大无畏的精神，进京请愿，陈明已颁布的《保管寺庙条例》不符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请予修正。当局遂改《保管寺庙条例》为《监督寺庙条例》，佛教财产赖以保全。

圆瑛法师在《国民应尽天职》一文中，论及“大无畏”精神时说：“我生斯世，自当尽我天职，但能福国利民，则虽肝脑涂地，皆所不惜，能存此心，自得大无畏。佛云，身如聚沫，形如芭蕉，本是无常不实之物，何必过于爱惜。……大无畏之精神，自可现前。”在他作这番演讲的第二年，他就用他自己文中提到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再次挺身而出，卫教护法，将中央大学邰爽秋等人的所谓庙产兴学运动促进委员会掀起的教难风潮挡了回去。他不以平息此次风潮为满足，再接再厉，于1932年7月亲赴南京，向国民党***要求办理中国佛教会人民团体组织登记证，获得了第一号许可证，为佛教组织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地位。1936年11月，教育厅厅长某某提议将全国寺产改为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教育会议通过，呈内政部备案。中国佛教又面临一次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圆瑛大师偕同大悲、明道法师，关炯之、黄涵之、屈映光等居士，同至苏州报国寺，与正在闭关的印光老法师商讨对策，然后偕同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入京请愿，据理力争，根据民国法律条文抗诉，迫使当局将教育会议此项议案撤销，又一次将劫难解除。在每次教难到来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圆瑛大师以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团结僧众，扭转乾坤，那么中国佛教近代史怕要重写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许多佛教名山古迹、珍贵历史文物也都将不复存在。

在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圆瑛大师满怀爱国热忱以同样的佛教大无畏精神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他携同弟子明旸法师两次赴南洋募化筹集抗战救灾经费。在新加坡，与华侨总商会组织“新加坡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藉讲经机会，积极宣传筹款救国，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踊跃捐献，募得大笔捐款汇回国内，供作佛教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的经费。

1939年秋，圆瑛大师第二次从南洋回到国内不久，上海已经沦陷，在圆明讲堂上供礼佛时，与明旸法师一起遭日寇宪兵队逮捕，以抗日分子罪名将两人押至北西川路桥堍的“日本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次日又解送南京日寇宪兵总司令部，对圆瑛大师和明旸法师严刑审讯，追查在南洋募集“抗日捐款”的“罪行”。圆瑛大师平静镇定，以佛教大无畏精神从容申辩，义正辞严。日寇还将手枪指着他胸前问：“你怕不怕死呀？”圆瑛大师昂然不惧，威武不屈。这时候的圆瑛大师正如他自己10年前在论述大无畏精神时所说的：“佛教所说大无畏者，不是不怕法律，也不是不怕因果，是不怕死。而能不怕死者，是得大无畏也。”又说：“况生死之中，还有不死者在，如能为国捐躯，名留青史，色身虽死，精神不死。”圆瑛大师由于平日修持功夫，深入三昧，定力功深，在狱中除了受审讯外，还连续打了三个“净七”，大义凛然与敌周旋，使日寇最后无可奈何将其师徒释放了事。

圆瑛大师的佛教大无畏精神也体现在他弘法利生、兴修寺宇、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等方面。如1932年12月，浙江宁波天童寺祖庭失火，大火焚毁天王殿、钟楼等9处及50余间房屋。两序大众悲伤万分，都说重新修复，非20年时间不可。圆瑛大师誓志重兴，亲自募化，以大无畏精神施工重修，未及3年，全部竣工，较前更为壮丽宏伟。

圆瑛大师还以大无畏精神对待自身疾患、病痛，乃至死亡。当他自知病已不治时，嘱咐明旸法师：“我们出家人，生归丛林死归塔，我决意要回天童，汝赶快设法。”在他留交赵朴初居士待他身后发表的遗嘱中，也只是平平淡淡地写道：“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

三、大无我

圆瑛大师的大无我精神是他大慈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的根本基础。

在《国民应尽天职》一文中专论“大无我”的一章里，圆瑛大师先从我字讲起，然后讲到无我，再讲到大无我。但实际上整篇文章都是以佛教的教理教义来破我执，破得非常彻底，讲得十分透彻。如云：

一切众生，无不妄认虚伪身心，执为实我。既执为我，必存爱我之心。贪、嗔、痴等诸不善心，无不因此辗转发生。

佛经云：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此根即生于我之一字……。

佛说无我观，即是彻底的人生观。

那么，怎样来认识圆瑛大师的大无我精神呢？翻开《圆瑛大师年谱》，综观其一生，从19岁出家到76岁圆寂，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圆满了一代高僧的辉煌篇章。他一生著述等身，着有百万余字的《圆瑛法汇》；先后担任全国十大著名寺院的方丈、中华佛教会参议长、宁波市佛教会会长、中国佛教会（1929-1934）一至六届会长、浙江省佛教教规委员会会长，以及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在所办的许多慈善事业、国民教育、僧教育院校中，也挂了不少院长、会长的头衔。在早年每次教难当头时，他用这些会长、参议长的名义到京城请愿说理，签名立约，一旦大功告成，教难解除，“会长”也悄没声息了。依然是一位老禅师、诗僧，也从不驻会办公。他在南洋和国内江、浙、沪、宁等地募化，筹集赈灾、救国抗日巨款，也都用一些“长”的名义，但也都是“事过境迁”，从不系怀。要找一个藏有扬名立万、有“我”字的圆瑛大师，丝毫没有踪迹可寻，使人有一种若有若无、忽隐忽现的感觉。正因为他具有这种佛教大无我精神，什么会长职务、权力，什么人事权、经济权等等，都被视为浮尘、羁绊，他是那样的洒脱自在、超尘脱俗，丝毫不为那些职称名分所累。在这一点上，后来赵朴初老居士和先师明旸老人，倒颇有其风范，大约也是相从密切，得其心传了吧。

我认为圆瑛大师的佛教大无我精神得力于他早年的参禅功夫，而表现在其事事处处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因此，他许多事业都能圆满成功。提得起，放不下，不行；能放得下，但提不起，也不行。提起千钧力，放下一点无，其关键奥秘何在？就在于一个“我”字，看你有没有佛教的大无我精神。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成立莲社，招当时的高贤隐士陶渊明参加，并且破例，方便开许他饮酒。陶渊明到莲社来，念了三天佛，皱着眉头跑掉了。他能放下名利、仕途，但不能奋勇提起学佛念佛、求生净土。只能放下，不能提起。诸葛亮晚年，食少事烦，责打20军棍以上案情都要亲自过问，临死还惦记着“蒋婉，费袆……”后继无人，谁来保住蜀汉江山?阿斗怎么办？这是能提起，放不下。我在灵岩山寺学习时，有一位净持老法师，他对我讲：佛说八苦交煎，我以为还有第九苦，就是“放不下最苦”。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学习圆瑛大师的大无我精神，就是为了能提得起，放得下，自在自如。这样，就能和圆瑛大师一样，为当代佛教事业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四、从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看“三大”

圆瑛大师提出的“三大”精神，是构成他佛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其一生的行持、修学，无不以此“三大”为中心，律己利人，济世度生。先师明旸老法师曾说过，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是有一个完整体系的，他追随圆瑛大师近30年，深深有感于此，每思将此研究整理成着，而终未如愿。明公老法师主持编撰《圆瑛大师年谱》及《圆瑛大师圆寂40周年纪念文集》就是为此作准备的。在1993年圆瑛大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全国众多佛教知名学者、专家，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分析精辟的论文。既有探讨圆瑛大师佛学思想的，也有对他论着进行评述的，既有对他禅净***表示赞颂的，也有对他解行相应进行综述的；既有对他弘法救世理念进行探索的，也有追随他多年的弟子撰述的纪念性文章。论文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很广，有很多独到见解。但是，还没有人提出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和对这个体系进行研究。现在，到了纪念圆瑛大师示寂50周年的日子了，10年之中，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我们今天再度召开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研讨会，希望能有一个崭新的、发展的角度，从如何认识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着眼，环绕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和各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争鸣精神，作坦率的讨论。

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并与他本人所处的当时动乱多难的近代中国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师早年即饱经人生忧苦，5岁时父母先后逝世，孓然一身，奋发求学，17岁考中秀才，不久患重病，濒危几死，本已顿悟人生、萌发出家之念的他，病愈后即出家为僧，时年19岁。“始修禅宗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这段时期，圆瑛大师参学游方，问道古刹高僧。先在福州妙莲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又往大雪峰崇圣寺，亲觐达本老人，修学苦行和威仪。21岁，随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习禅近5载，并与应慈法师成为同参好友。后至宁波天童寺依止寄禅（八指头陀）参修6年。其后复从佛门尊宿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修学，博采众长，深有所得。29岁，在宁波七塔寺接慈运老人之法，为临济宗第四十世。在禅修中，两度开悟，定境现前，慧业日增。这是他由儒入释、参禅奠基、求师访道的第一阶段。

圆瑛大师31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这时他与年青的太虚法师结为知交，辅佐寄禅长老主办宁波僧教育会，号召抵制日僧的渗透、招诱。应请兴修并住持宁波接待寺。他先讲《金刚经》于七塔寺，又讲《大乘起信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弘传序》等，并亲编讲义。追随寄禅长老筹创中华佛教总会，发布宣言，主张保教保僧，提倡教育，拥护中华民国。这是他在爱国诗僧寄禅长老直接关心教诲、熏陶下，奠定其学佛修持与密切联系社会、积极入世、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的第二阶段。

圆瑛大师从36岁至52岁，是他佛学思想体系发展形成的第三阶段。他在1913年36岁时，阅永明延寿禅师及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他在接待寺修筑讲堂，取名“一吼”，是将台、贤两宗教义，结合禅净***，同出于狮子一吼，因之自号“一吼堂主人”。他所作的《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演说》二文，文字虽简约，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所持佛教应积极入世、利益众生的主张。

圆瑛法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有一个特色，就是处处从实践中来。修学并重，行持与义理相结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他每提出一项理论主张，就是自己修学和社会实践的总结，而且自己率先认认真真地贯彻实行。他在52岁时作《国民应尽天职》讲演，是他总结了自己大半生学佛、修持、兴建寺院、办僧教育、办慈善利生事业等社会活动的实践心得。提出“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这三大精神，标志着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这是大师佛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光辉里程碑。这“三大”与其说是大师对当时福州军方教导团的官兵们说的，毋宁说是对社会上所有僧俗大众所说；与其说是对社会全体所说，毋宁说是大师自己对自己所说。因为此后的数十年光阴，直至圆瑛大师1953年示寂，他的一切都是身体力行，亲自在实践中发扬这“三大”精神。与圆瑛大师同代的诸多高僧，以及历史上所有卓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几乎都各有各的佛学思想体系，但就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生活环境来说，唯有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比较适合于我们修学，这也是因为他明确倡导的“三大‘精神，特别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三大”精神不仅概括了佛教的根本教理教义，也说明了佛教从释迦牟尼佛创始至今，在人类社会经千百年仍流传至今、历劫不衰的原因。

圆瑛大师“至60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在62岁时于上海圆明讲堂，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在会上宣讲新着《劝修念佛法门》，大受四众欢迎。此书由印光老法师作序，分12个专题详论念佛法门在末世之优胜，是圆瑛大师晚年专弘净土的一个标志。从1939年至1953年大师入寂，是他总结、发扬“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大精神的第五个阶段。

以上是从时间顺序上，也就是从纵的方面来看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如果从横的方面来看，对其思想体系形成影响最大的是近代佛教两位宗师和一部经典，即近代爱国诗僧、禅门宗师敬安寄禅和净土宗十三代大师圣量印光，与《大佛顶首楞严经》。

《楞严经》是一部很重要很珍贵的佛经，其中包含佛教禅、净、律、密的精华，而且对于指点学人修行方法、辨别正邪，都是直截了当，清楚明白。圆瑛大师对此经用功钻研精勤，毕其一生，不稍懈念。自24岁青年时代在常州天宁寺听讲《楞严经》，即发心研读此经。刻苦攻读修学8年，于1920年在北京广济寺第一次登台开讲《楞严经》，直至1945年在上海开办楞严专宗学院，前后共讲演此经13次之多。自1940年开始编写《楞严经讲义》至1952年完成。这部讲义是圆瑛大师50年钻研修学《楞严经》的总结结晶，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于今后研究圆瑛大师佛学思想体系有着重要的价值。

目前，我本人对于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体系认识还很肤浅，但对于他的“三大”精神是其思想体系之核心这一点却是确信无疑的。希望今后和大家一起继续学习，探讨研究，以期获得更全面完整的认识。

（注：本文为作者在“纪念圆瑛法师圆寂50周年暨近现代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