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下）——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下）

——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

邓子美

三、赵朴初对“人间佛教”理论的解释及其运作

赵朴初（1907—∵）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就读时，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经关?之介绍，进入中国佛教会工作，由从事佛教社会公益事业而开始实践佛法根本之一的慈悲。在上海，他结识了太虚法师，并受到器重。赵朴初曾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抗战中以负责上海难民的救济收容工作成效卓着而闻名全国。抗战胜利后，太虚为维护佛教利益，创“议政而不干治”之说，遭某些人嘲笑攻击，佛教徒中也颇有非议。赵朴初挺身而出，针对这些议论，激愤地说：“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担当起弘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戏论。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转引自文杰《太虚大师在重庆》）赵朴初的这番话，是他多年从事佛教公益事业横遭有关方面阻挠，历尽艰辛之后的肺腑之言，也表达了他对太虚一生事业的由衷敬仰，对太虚提倡的人生佛教的服膺。1947年3月7日，太虚在圆寂前十日，特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即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赵朴初《挽太虚》一诗补注）事隔四十年，这个补注才作出，可见赵朴初深切怀念太虚而不得已的心情。从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至1966年该会被迫停止工作，赵朴初实际上都是该会工作的主持者。他从未辜负太虚的嘱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尽力护法。直到1979年后，现代化建设重新起步，中国佛协工作也得以恢复，和平统一成为海峡两岸共识，赵朴初终获机会提倡人间佛教。那是1981年，他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首先在《法音》上发表，其最后一节即《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然而那时仍只能用“前人”代替太虚之名（该书页110）。1983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所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获得通过，该报告提出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获得广大佛教徒的拥护。综合赵朴初历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言论，他实际上把太虚的不少提法作为自己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前提。如判教基本同于太虚的五乘共法，根源性的依据也直仰佛陀与大乘教典。他比较明确地继承太虚思想表现在以下几点：1、提倡菩萨行。赵朴初说，“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其思想基础则是佛教无常的世界观与菩萨行的人生观。（《佛教常识答问》页112）2、出发点一致。他认为，学佛要从五戒十善做起，由四摄六度扩充，进而得大解脱、大自在，达到永远常乐我净的境界。这里的中国味与太虚同，而跟印顺稍异。3、目标一致。“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同上，页113）赵朴初还承认，“中国佛教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局限”，提出要“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同上）由此可见，他虽然没有正面提出佛教革新，但意蕴中已有。总之，赵朴初的主张倾向于太虚的因势利导，但比太虚更温和。这与他曾长期和圆瑛共事分不开。赵朴初当时对人间佛教作如此的解说，有其特殊的背景。那时，大陆佛教刚从一片劫灰中苏醒，仍面临着社会对宗教的非难，提倡人间佛教虽有助于纾解视佛教等同于迷信的压力，但同时百废待兴，亟需佛教各宗派协力携手，不宜明言人间佛教所含教义现代化内涵，以免徒起纷争。以为大陆提倡的人间佛教缺乏深刻内涵与创意的见解，乃不了解大陆的实情，不能体谅提倡者的苦衷。

尽管存在着客观上不得不然的因素，然而又十多年过去了，对赵朴初与太虚、印顺提倡的人间佛教之间的歧义当可分辨，以适应新的形势。其不同一，《佛教常识答问》在词语上似把人间佛教等同于世间法（页110），而印顺认为：“有的人（可能）因误解而生疑难；行十善，与人天乘有什么差别?这两者是大大不同的。这里所说的人间佛教，是菩萨道，具足正信正见，以慈悲利他为先……这与人乘法着重于偏狭的家庭，为自己的人生福报而修持，是根本不同的。”（《人间佛教要略》）太虚的人间佛教理论也指出了超凡入圣之路，与人乘法的区别虽不如印顺指出的那么清晰，但趋向一致。赵朴初的提法虽稍模糊，但实际上也提出了菩萨行为人间正行，只是因一般人觉得菩萨道高企难行，又恐当时社会对“成佛”横加非议，故加了句“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八十年代初）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页113）其不同二，赵朴初的提法甚为简明平易，别无惊人之处，与太虚的镜涵万流、印顺的滔滔雄辩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其实，赵朴初只是提出了太虚人间佛教理论丰富内涵中在当时能够被世俗容忍、被佛教各宗派都接受的一部分，即人间佛教最基本的内容，其余太虚见解多在不言中。如人能躬行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再进一步就导向了关怀社会、净化社会。赵朴初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换言之，他是把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倡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对太虚、印顺的整个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原则上是肯定的，唯有些内容在那时阐发之机尚未成熟，有些内容尚不切于大陆最紧迫的需要而已。其不同之三，赵朴初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指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友好交流。（同上）正果法师的说明则也把这三大优良传统纳入人间佛教体系。（《人间佛教寄语》）征诸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等文，这应当说是符合他本意的。虽然他对太虚与印顺的分歧未予置评，处在他的需要协调国内佛教界各种不同意见的位置上也不可能置评，但从发扬中国佛教传统这点看来，他似乎是倾向太虚的。不仅如此，赵朴初的最大贡献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由此也进一步触及了太虚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问题。此点赵朴初虽未明确，但论述中的含义是有了。强调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也就是让各宗派自行感受，自愿接纳，勉强是不明智的。河北佛协提倡的“生活禅”实质上应属人间佛教的禅宗化。***有人认为人间佛教缺乏独特的修行方式，这实属对人间佛教的误解。人间佛教决非特殊教派，而是以人为出发点（反对崇拜鬼神）的适应现代社会（反对执“死方”治变症）、提升现代社会（净化世间）的佛教理念。这三点上太虚、印顺、赵朴初都一致。任何佛教宗派法门，只要赞同这三个要点，实质上就是认可了把人间佛教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当然，作为信仰人间佛教的个人是应有修证的，但其修行方法随自身根器、年龄而有所不同，也可参用、改用更适合自己的法门。如太虚早年参禅，后期改打弥勒静七。赵朴初的修行则是早晚拜佛，诵念《心经》数十遍，寒暑无间。这些修证确实不“新”，然而正是他们把人间佛教理念注入传统宗派，给各佛教宗派带来活力，推动各宗派与时俱进。各宗派的修行特色不但不能泯灭，而且应发扬。它们的信仰取向由原先的偏于出世转换为出世即入世，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证，就是人间佛教的成功。故而，赵朴初主要是个实干家，他把人间佛教理念付诸指导大陆佛教恢复与弘扬的实践。

1983年以来，中国大陆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已成为中国佛协各级组织的共识。这不仅香港佛教做不到，***佛教也未必能做到，而且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浅显地说，也就是在大陆提倡佛教现代化已处在名正言顺的有利地位。第二，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佛协在培养能继承发扬人间佛教的人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在创办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佛教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普及人间佛教理念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三，在“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即回报与关怀社会方面成绩显着。（参见《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无可讳言，由于大陆并未厘清“人间佛教”与“人乘”的界限，不少佛教徒依然把信仰人间佛教所作的利他行为视作只能得低层次福报的“有漏行”，赵朴初强调的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尚未得到真实体现。人间佛教理念也未能深入渗透到各宗派的教义、教法中去，多数地区对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仍停留在口头上、书刊上，实际上则各行其是。尤其是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内核宣传阐发非常不够，使得未来将担当建设人间佛教重任的学僧们对此都认识模糊，有的甚至望文生义，误以为“人间”就是世俗，提倡人间佛教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庸俗化的理解在***也有，贻害非浅。还有的则流于另一极端，对“人间佛教”指导方针置若罔闻，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思使佛教与现代社会适应协调。如此，今后佛教也不过多修建些寺院等外表而已……。不过总体而言，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方针指导下，十多年来，大陆佛教恢复和发展的速度仍相当惊人。

四、道并行而不悖

太虚、印顺、赵朴初分别对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诠释，可以说各有千秋，大同小异。就佛教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途径、佛教关怀社会的作法等而言，应鼓励标“新”，允许立“异”，各抒所见，百家争鸣，才能推动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丰富发展。就弘扬人间佛教理论内核，提倡作用于社会的佛教伦理规范而言，应趋同并求同存异，才能避免初学佛者与社会广大的同情佛教的人们摸不到正法正信正见。这应是人间佛教的异同统一观。这种统一观还要求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时机与场合分别强调人间佛教的不同侧面。例如针对已有一定佛学或修持造诣的对象，在比较高层次的佛学刊物上，可强调“异”。对一般佛教徒，在普及性刊物上，宜强调“同”。太虚的理论建构博大，包容性强，初步奠定了人间佛教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印顺立“异”，赵朴初趋“同”，他们对整个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各有贡献，而且可相互补充。就佛教现状而言，由于极端世俗化倾向明显，似应强调三位大师的“同”的一面。这一面就是人间佛教理论中经过20世纪历史考验的内核，亦即他们三人之“道并行而不悖”，他们各自认识到的真谛相通的一面。其首要的一条即为净化社会，引导社会向上，建设人间净土。对世俗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应坚持佛教正知正见，进行批评、揭露而决不能随俗。这是他们的共识之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是从属于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的，是手段。然而从步骤讲，却是只有先办这些事业，适应社会需要，使社会认可佛教，才谈得上引导世俗社会，建设人间净土。从太虚、印顺、赵朴初的又一共识，即关怀社会、服务人群来看，人间佛教服务人群的物质手段——上述事业也仍是外在的，世谛层的。佛教关怀社会、服务人群的精神手段——对社会而言是提高道德水准与国民文化心理素质，对佛教徒而言是由菩萨道成佛，才是内在的，吻合佛法真谛的。因此，无论是太虚、印顺、赵朴初，还是任何一位人间佛教的真正提倡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没有讲过允许人们借佛敛财的话。当然，佛教办社会事业需要钱，但净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合情合法、主要通过精神方面的服务来获得，如果信徒与社会上倾向佛教的人们深信，佛教的弘扬能够造成他们的“资生事业”发达的有利社会环境，佛教的信仰与修持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康乐，他们自会自觉自愿地捐赠。当然，也提倡僧尼实行农禅、工禅并举，不排斥由僧尼经营素餐业、旅游业、文化出版等事业而获取净资。至于有人借入世化的大旗，干营私的勾当，这恰恰为人间佛教所极力反对。不能把这盆脏水泼在人间佛教的提倡之上，也不能因此而不敢提或少提人间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