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8日∵佛学研究网
一、关于禅宗立宗的根据与法统问题
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嵩山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并传授由求那跋陀罗翻译的四卷本《楞伽经》以“印心”。此后慧可（487～593）、僧璨（约495～606）、道信（580～651）、弘忍∵（601～674）、神秀（605～706）代代相传，他们被称为“楞伽师”，禅宗早期也称作“楞伽宗”。而以惠能（638～713）为代表的南宗提倡顿悟，专弘《金刚经》，真正意义上的禅宗才正式创立。由于惠能的弟子荷泽神会（686～760）北上弘扬南宗禅，奋不顾身与得到朝庭支持的北宗辩论，着有《南宗定是非论》，从而使僻居岭南一隅的南宗名闻天下，终被朝庭钦定为禅宗正统。菩提达摩被尊奉为禅宗东土初祖，惠能被认定为六祖。
当禅宗发展起来以后，不可避免面临自身立宗的根据与法统问题。于是在唐中叶以后，一种“拈花微笑”的公案故事在禅林广泛传播开来。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门不仅以这则公案说明禅宗传承的正是释迦教主“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还列出了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的传法世系和传法偈颂，说明禅宗是直承迦叶***之法的一脉单传。这一公案固然为禅宗的合法性提供了根据，但实际上也使禅宗陷入了相当的困境。
（1）关于拈花微笑公案，从各种灯录来看，几乎所有禅师都未提到或不知道它的真正出处，也不知道有《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这部经。据《宗门杂录》记载：
王荆公（安石）问佛慧泉禅师云：“禅宗所谓世尊拈花，出在何典？”泉云：“藏经亦不载。”公云：“余顷在翰苑，偶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三卷，因阅之，所载甚详。……此经多谈帝王事佛请问，所以秘藏，世无闻者。”
近代该经在日本被发现，它又名《问佛决疑经》，有二卷本和一卷本两种，收在《卍续藏》第87册。因其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亦不详，历代经录也全未着录，而且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多数学者视其为疑伪经典。从这则公案本身来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情理。首先，释尊将僧团交付摩诃迦叶统领，是因为迦叶***持戒严格，德高望重，能使戒幢高竖，僧团稳定，绝不会是因惟有他契悟佛道使然。事实上，迦叶***不仅高竖戒幢，巩固发展了僧团，而且还组织结集了经律论三藏，其作为与禅宗实大异其趣。若实有拈花传法之事，不应史传和大量三藏圣典中毫无记载，不应连达摩至惠能诸祖都只字不提。其次，释尊说法几十年，见道证果者不可数计，不可能仅因迦叶***契悟佛道而传法与他。同理，禅宗一脉单传之说也不能成立。
（2）关于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法世系，学界多认为不足凭信。印度古代是不重视历史记录的，很难想象有翔实、準确的佛教传承的付法记录。即使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载有若干祖师传承因缘，也只如迦叶***承继释尊教法一样，并非如禅宗所附会的那样是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承继的应是整个如来的教法。否则我们今天将看不到三藏圣典。其实，禅宗的伟大和魅力是与所谓法统无关的。如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就指出：
印度方面的传承，达摩门下早已忘了。那时，大抵引用《禅经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而提出印度时代的法统。禅者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非要列举祖统不可。那只有参考古典——引用上列三书的传承，或不免误会（如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或者发现有问题、就不得不凭借想象，编造法统。祖统，或者看作禅宗的重要部分，似乎祖统一有问题，禅宗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其实禅宗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凭这些祖统说而发扬起来的。如《宝林传》的撰造，当然曾给洪州门下以有力的支持，然《宝林传》还没有编成，西天二十八祖说还没有成为定论（如道一门下，还有引用五十余祖说的），江西禅法的盛行，已跃居禅法的主流了。祖统说的逐渐形成，是由于达摩禅的盛行，为了满足一般要求，及禅者传承的确实性而成的。
二、关于“不立文字”
或许因为禅味十足的拈花微笑公案的广泛传播，“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说大约在唐代中叶盛行起来，甚至被奉为禅宗的宗旨之一。《释门正统》三曰：“禅宗者，始菩提达摩，远越葱岭，来于此土。初无不立文字之说，南泉普愿始唱别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一说的盛行，将南宗禅的特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后世禅宗乃至整个佛教影响巨大，因此它也成为教界、学界诤讼、评说不休的一个问题。
佛为众生说法，流传、结集，离不开文字的经教。经教的闻思者，对于经教中高深的义理，实施的方法，如不引归自己，应用于自己身心，那与世间学问一样，只是一套空虚的知识，对学佛来说，没有多大效果的。惠能所传的特色，要人向自己身心中求；一切是自性——自性本来具足的。《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学法、求佛，不是着相的向外求觅，而是让自己本性显现出来，就是“见性成佛”。惠能不识字，却创立了伟大的南宗禅，这对多数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僧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了凸显与其它派别的区别，其弟子更以“不立文字”相标榜，形成了惠能后禅宗的一大特色。但“不立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惠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坛经·付嘱品》中对弟子恳切叮嘱：“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可见六祖慧眼独具，很讲中道，不希望弟子们在说法中走极端。可惜他的某些子孙置《坛经》殷鑒于不顾，不仅高唱“不立文字”，而且谤斥佛经，甚至呵佛骂祖。如《五灯会元》，僧问云门文偃：“如何是佛？”文偃答：“干屎橛”；又如，僧问归省：“如何是清净法身？”答：“厕坑头筹子”。德山禅师上堂开示云：“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佛亦无祖，达摩是老躁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大珠慧海在《诸方门人参问》中说：“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着佛求，毁于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着僧求。”即使他们只是称性而谈，对某些当机者可起去执悟道之效，但对于整个佛教和大多数信众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历史上有多少丛林和僧人因“不立文字”的误导，不习经教，或阻止他人看经研教，以致众多号为人天师表的僧人笼统真如、颟顸佛性，盲修瞎练，成为哑羊僧，贻误佛教，而被世人轻贱！后世不少人依样画葫芦，模仿禅师们呵佛骂祖之言行，助长世人轻毁佛教，实在是自害害他！
从禅史来看，达摩初祖不仅没有不立文字之说，而且强调“藉教悟宗”，并传付《楞伽经》以印心；六祖惠能虽然传说不识字，他也并非“不立文字”，不仅弘扬《金刚经》，自己还流传下来著名的《法宝坛经》；惠能后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传世的文字却最多。据统计，仅禅宗五灯留传下来的文字，总计150卷，达数百万言。为了绕出禅宗“不立文字”这一悖论，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可以说用尽心思，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用了多少笔墨，依旧难以摆脱由它造成的误区或困境！
三、关于“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之说，实际上是禅宗的一种判教，意在说明达摩传来之禅是释尊在通途佛教之外的一种秘密传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佛之心髓。这固然是高妙，殊胜无比，却将达摩禅、惠能禅推到了与整个有形的佛教教法和教团相对立的境地，从而使禅宗不得不走向极端，更加玄学化、神秘化和世俗化。其实，禅僧终身追求顿悟的那个别传心法，就是各种大乘经典和《楞伽经》、《坛经》所反复表述的“佛性”、“法性”、“实相”、“真如”、“实际”、“真性”、“佛心”、“自性”、“本性”、“心性”、“自性清净心”等等，对于如何修行，如何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上述经典都有详尽的指示。但此时禅宗宗师们已不便多作利用，只能另辟蹊径，开出机峰、公案、参话头之路。
按照宗门的说法，别传之旨或禅是不可说的。因为若说破，则弟子落于知见，落于经教文字，不能进入言亡虑绝的悟境，也就是说不能自己亲证，等于“说食不饱”。为了让弟子们不生分别拟议，不落言诠，当下悟取，宗师们无不“老婆心切”，采取种种方便，绕路说禅，为学人解粘去缚。如对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即别传之心法，此问灯录中记载最多，有几百处）等问题，宗师们各立山头，语势兼用，或答以反常语、无义路语、反诘语，或答以庄子所谓寓言、重言、卮言，或借境喻法，或以诗偈印证，或默然以对，或瞬目扬眉，或吹耳吐舌，或竖拂竖指，或作女人拜，或画圆相，极端的甚至棒喝交加，南泉斩猫、丹霞烧木佛、一些祖师呵佛骂祖，都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蔚为大观，这在世界宗教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景象。这叫做机峰。其中有些经典的对答，或有人因之开悟了，这类事例就被选为公案，单挑出来供更多的人去传、参、学。
从宋代开始，随着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记录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广泛流布，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的《颂古》，到圆悟克勤的评唱，到觉范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将文字禅理论化、系统化，“借言以显无言”。当时各种公案号称有一千七百多则，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参与，由此文字禅之风愈来愈盛，后期几乎成了文字游戏。禅是大道，而不是技艺。执指为月地在文字中讨禅，无疑是将大道堕降为技艺。于是临济宗人大慧宗杲创看话禅，曹洞宗人宏智正觉创默照禅，实质是对文字禅的一种再否定。看话禅矫文字禅之病，取公案作话头，作内省式的参究，意在摧破思量，扫蕩知解，在语言文字、逻辑推理之外，达到超越境界。利在激发创造性思维，弊在导致妄想卜度。默照禅主无言无说，忘情默照。默是为了照，默坐是形式，内照是内容。默坐、观照以明心见性，而至绝对超越境界。是向初传之达摩心如壁立、慧可了了常知禅法的复归，近则也可说是向曹洞宗法寂照虚灵、偏正回护之宗风的复归。
对于南宗禅的特点及其嬗变，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他说：∵
到惠能而日益盛大的南宗，如“以心传心”、“顿成佛道”，早在东山门下就如此了。这本是“一切众生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能德相”——如来藏说的禅门。成佛，佛有法身、报身、化身，而以法身为本。归依有佛、法、僧——三宝，而以如来常住（或无为性）为本。众生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以心为本。这都是人类所本有的，人心所本具的（这是印度晚期佛教的一般倾向）。而实现成佛的方法（除他力加持不论），以定、慧的修持，到“等定慧地”，明见真如或佛性，见性成佛。在学者，对三宝、三身，虽意解到是本有的，而总觉得：“佛”，“菩提”，“涅槃”，“般若”，“佛性”，“如来藏”——这些名目，是理想，是目的，是高高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修行并不容易。所以“是心作佛”，“是心即佛”，这一类词句，虽为一分大乘经的常谈，而在佛教界——法师、禅师，都看作崇高与伟大的理想，只能随分修学而已。《坛经》所表现的，就不然。三身也好，三宝也好，菩提、般若也好，都在自己身心中，直捷了当的指示出来。就在日常心行中，从此悟入。于是，佛不再是高远的理想，而是直下可以体现的。圣人，从难思难议的仰信中，成为现实人间的，平常的圣人（恢复了原始佛教的模像）。这是曹溪禅的最卓越处！从宗教的仰信，而到达宗教的自证。然惠能所说，不离经说，一切文句还是经中固有的。“菩提”，“般若”，“佛”，“定慧”，“三昧”……在学者心目中，极容易引起尊贵的、不平凡的感觉，成为自己所求得的对象（还是心外的）。于是继承惠能精神的，逐渐（不是突然的）嬗变，成为“慢教”一流。固有术语，尽量的减少，或加以轻毁。另成“祖师西来意”，“本分事”，“本来人”，“本来身”，“本来面目”，“无住真人”，“这个”，“那个”，“白牯牛”∵（五家分宗，连祖师也在被轻呵之列），这一类的术语。特别是：扬眉，瞬目，擎拳，竖拂，叉手，推倒禅床，踢翻净瓶，画圆相，拨虚空；棒打、口喝、脚踏以外，斩蛇，杀猫，放火，斫手指，打落水去——欢喜在象征的、暗示的、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语句越来越平常，也越来越难解。变为自成一套——说不完的公案（后人又在这里参究，说是说非），禅偈，与经论不同，也与《坛经》不同。其实，还是如来藏禅。所不同的，惠能从高远而引向平实，后人又从平实而引向深秘。
机峰、公案、参话头，至少在形式上迥异于达摩以至惠能的禅法，可以说开启了惠能之后最具特色的禅风，它们实与拈花微笑公案的广泛流传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禅风在禅内外、教内外影响巨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宗门大德已意识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存在问题，流弊不少，因而将“不立文字”解释为“不离文字”、“不着于文字”。并大力提倡禅教不二，禅教结合，既认同禅悟“不由经教”，又强调“藉教悟宗”，但都很难挽回“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所形成的总体趋势。
∵∵四、关于见性成佛
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具有种种名称，在法称为“法性”、“实相”、“真如”、“实际”等；在众生称为“自性”、“本性”、“心性”、“自性清净心”等；在缠称为“如来藏”、“藏识”、“本觉”，出缠称为“解脱”、“涅槃”、“菩提”、“大圆镜智”、“究竟觉”等。按照佛教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理论，它永恒绝对、灵明不昧，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源，是不朽的宇宙终极存在。它超越时空，本自现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体具万德，妙用无穷，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心思不及，言语莫诠，所谓“离四句，绝百非”。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缘于无明，迷失本心，认幻为真，妄生苦乐、得失。而一旦悟道见性，菩提非从外得。“真如佛性”说并不是惠能禅宗所独有，而是除三论宗、唯识宗之外其它各宗所共有的。但惠能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一观念强调到更加突出的地步，并把它同解脱论和修行观密切联系起来。惠能说：
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
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森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观身与佛不差别。
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禅宗的特点正是将诸法实相、真如之理，与众生的自心、本性结合起来，强调“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要求把本性、真心作为总源头，将修为方法看作是可以取之于己、不待外求的，从而提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口号。其意义，一是秉承《楞伽经》一切唯心、万法唯识的思想，直接吸取了南北朝以来教下关于佛性论、心性论的研究成果，而舍弃了繁琐的理论论证，凭借禅宗法统的象征意义和禅师实修实证的特点，赢得了人心；二是强调众生皆有佛性，具有本觉之自性清净心，佛性平等的理念，对于一向认为“人性本善”，重视主体和个人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处在极端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容易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三是拉近了众生与佛的距离，昭示世人若要解脱烦恼、成就佛果，应直接向自己内心加功用行，明自心，见自性，方法简捷而明快，使佛国的终极存在对现实苦难中的民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有亲切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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