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日文著作
去（一九七五）年一年之中，是我出生以后，最富于表现性的一段日子，有一位蓝吉富先生在一篇介绍我的文章中，说我在去年一年内破了三项记录：1.中国比丘循学院训练而取得博士学位；2.中国比丘以日文著作的学术论文在日本出版；3.中国比丘以海外学人身分，受***邀请，回国出席国家建设会议。我承认，这在以往，都是未曾有过的事，但也不是突然产生的事。
去年八月出席国建会后，即回到东京，为了论文的出版事宜而忙，除了忙于校对，同时也忙于筹措出版费用。在日本，凡是博士学位论文均可向文部省申请出版补助费，否则出版商就不肯承受，因为学术性的论文过于专门化的结果，除了少数从事相同或相近问题之研究的学者，一般的读者是不会买的。看的人少，销路不广，出版的部数自然减少，如无***补助，必定是蚀本生意。可惜，外国留学生无权向日本的文部省申请补助出版费。要使论文公诸于世，唯一的办法，便是自行筹款。我日本的老师和朋友们，分头代我接洽了京都及东京的好几家出版社，条件都很苛刻。结果，与东京大学赤门前的山喜房佛书林洽谈成功，由出版家和作者各自负责一半经费，也各分一半出版物。我的论文共印初版五百部，其中的二百五十部，归我处理。由我付出的费用是一百六十万日圆，折合美金是六千多元，这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数字。很多人以为我是出不起的，有人劝我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可是我相信，既然已经写了出来，必定有龙天护法，使它在日本出版，否则我用日文写成的一番苦心，除了取得一纸文凭，便无意义了。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向国内外的僧俗大德们发出求助出版费的信件之后，很快地得到了热烈支持的反应，比如印顺老法师、南亭老法师、白圣老法师、道安老法师、悟明老法师、慧岳法师、沈家桢居士、沈嘉英居士，以及其他的法师和居士等，都给了我大力的资助。去夏回国期间，除了接受由周宣德居士为美国佛教会代颁的博士论文弥勒奖金一万多元新台币之外，也收了一万数千元新台币的果仪。这样凑起来，出版费用，便有了着落。我要在日本出版该书的最大理由，倒不是因为我是花了四年的时间在那部书上，而是希望读不懂现代汉文的日本佛教学术界，知道现在的中国僧人之中，也有人在从事于佛学的研究工作。因为在日本的佛教学术界，除了极少数人，尚知道有过太虚大师其人之外，连印顺法师的名字，也绝少有人知道。所以把近代的中国佛教忽视了。其实，在日本佛教学界，固然人才辈出，若谓中国的近代佛教界中，一个人也没法和日本的著名学者比较，那是很不公平的。我们的最大弱点，是未能用外国语文来撰写，以致外国的学者们由于不了解我们，而忽略了我们。也许有人觉得，有没有外国学者了解我们，跟我们努力弘扬佛法于中国的环境中，无关紧要。事实上，处身于今日的世界，如果与外界隔绝了的话，不唯不幸，而且相当危险。平常，你得不到新的营养，到了紧要关头，你也得不到应得的援助和协助。所以，我虽花了一大笔来自师长同道们的钱，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并不觉得是桩浪费的事。同时，我也应该在此，向诸位资助我出版该书的僧俗大德们，致无上的敬意和谢意。
▲作者与印顺法师合影。
二、到美国的因缘
本来，当我于去年三月，通过了博士论文的口试之后，即可离开日本，为了论文的修改和出版，直到去年十一月十日，始从东京飞来美国。因为我的那部书，到十二月一日，才由出版社完成了书的样子，送到我的手里。
我在学成之后，应该回国为祖国的佛教教育及文化事业努力。我的已故世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博士也曾几次提示我，中国的近代佛教之所以衰微，原因很多，未能有现代化的高级人才之培养的设施，也是原因之一，当我完成了学位之后，希望我回国去在这方面有些建树。当我出国之初是抱着这样的弘愿，当我决心先来美国住几年，也是抱着这样的弘愿。
可是，我为什么不先直接回国，竟然跑到离祖国更远的美国来了？这可说是因缘的巧合，促成了我来美的事实。当我博士课程第三年（一九七三年）时，由香港的洗尘法师，转来一封侨居加拿大的詹励吾居士的信，那是一份印刷品上加写了我的名字，告诉了我詹居士曾经大病，并有一大愿心未了，他发心对其自置的一块农地，施舍作为世界性的佛教道场，他将那块土地命名为龙山，但因年事渐高，不能亲躬其劳，建筑规画，均需另外找人。我和詹居士未尝有过谋面的机会，然在十多年前因编《人生》月刊，曾与之书信往返。我在***山中掩关期间，尚通过信息，出国之后，便相互失去了联系。由于辗转接到一信，便恢复了书信往返。他希望我能为他的龙山提供意见，假如可能的话，也盼我承担这个道场的筹建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不是虚云老和尚那种祖师型的僧人，创立大道场，更非我的能力所逮。但是詹居士仍盼我能去加拿大做一次访问，并且为我在多伦多大学安排了邀请我去演讲的节目。如果觉得可以，不妨先在那里的大学中担任教职，然后相机发动筹建龙山国际佛教中心的工作。我为表示报答他的美意，故于学位完成后，即进行赴加国的签证手续。结果因为加国与我国无邦交，直接签证颇不容易，若先取得了美国的旅游签证，加拿大的签证便容易了，因此，给美国的沈家桢居士写信，商请以他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出一纸邀请书，先到美国做数月的研究访问，再去加拿大。沈居士的回信，则建议我一开始便办宗教师移民的手续，到了美国，留去自主，比起短期的旅游签证，可称一劳永逸之计，而且也没有一到美国，便无法离开的顾虑。同时我也考虑到，以我的英文程度，也不可能一到英语社会，就有担任教职的能力。就这样，我便办了来美的手续。加拿大方面，本该早些去拜访一趟，迄今尚未成行，至迟明（一九七七）年，我是一定要去看看詹居士的。
为什么我不先回国，而要先来美国？这是很难解答的问题，我在取得学位不久的时候，曾给好友幻生法师写信，说我好比处身于没有汽车可开的环境中，虽从外国考到了驾驶执照，也等于没有一样。很明显的，假如我从日本直接回***，我想我能选择的，只有再找一处深山的寺院，掩关自修，及阅藏著述的一途而已。当印顺老法师，知道我将暂不回国的消息之后，给我来信，表示因我不能为国内做些贡献而遗憾！家师东公老人，尤其感到失望，他老人家满以为我在学成之后，即可回国继承他的道场，在他老人家的策画之下，做点佛教事业。另有好几位比丘尼大德，愿将她们的寺院，交给我来住持。可是，以我自己的考察及考虑所得，目前回国是不切时宜的，也是无法做出任何像样的事业来的。不如趁我尚有一股求学热忱的时候，再到美国住几年。纵然美国的佛教环境，不会比***更好，我只是以留学僧的心理準备，到美国学几年英语，将来的我，不论在东方或西方，在国内或国外，最起码的英语能力是必须具备的。在国外磨鍊数年之后，再回祖国，那时的力量也许会大些，至少不会比一个刚毕业就回国的留学僧的力量更小。
三、我在日本的朋友们
在日本，一共住了六年又九个月，除了结识了不少已成名的学者之外，也结交了不少年轻一代的日本僧侣及学者朋友，其中如高野山真言宗的杉原俊孝，比叡山天台宗的堀泽祖文，日莲宗本门派的音羽隆司，新兴宗教大乘教的森正行，日莲宗不受不施派的小林智纯，日本山妙法寺派的巖田良三等人，都是我的知交。我在日莲宗创办的大学就读，结识日莲宗的青年僧侣，当然更多，比如身延山的林是晋，中伊豆的渡边信胜，千叶县的三友健容，长野县的清水要晃，九州的松尾义隆，东京都的桐谷征一、山口晃一夫妇。以上所举的诸人，我都在他们的家里作过客，并且过夜至少一次以上，他们待我如亲兄弟，不像对于普通的客人，更不像招待一位外国客人（普通的日本人招待客人，不轻易在自己的家里，尤其不会使你和他们家人打成一片）；对我的接待都是例外的，毫无隔阂地把我视同他们家里的人一样。当然，由于我的素食，也为他们的母亲或夫人增添了一些麻烦，同时增加了一份趣味。其中有几位日本友人，甚至对于我的日常生活也很关心，过几天不见面，便会打电话来问我的近况如何？
▲作者与三友健容先生合影。
因此，当我毕业之后，好多朋友劝我留在日本，因为他们不希望我的离开而少了一位朋友。日本的「空寺」或「无人寺」，各宗派都有很多，如我愿意接受的话，手续极其简便，只要取得他们宗派的僧籍，便可根据两条路线，去选取一座合意的寺院。此所谓无人寺，有两种性质：一是原来的寺主死亡了，或离寺另谋生活了，即成了空无人住的寺院，此需由各该寺院的宗派所属的本山宗务院物色人选，派往接受。实际上，青年人愿意终身住寺院做僧侣的不多，如果生为寺主的长子，不得已而继承父业之外，在家人去出家的固然极少，一寺之主有两子为僧的更少，所以，这种性质的无人寺，颇有越来越多之势。另一种是寺主虽然蓄妻，却仅生女而未能育子，同时也找不到在家人的男孩做他们的徒弟，一旦寺主故世，他们的妻女也就不得不搬出寺外。像这样的寺主，为了顾全他们妻女的生活，就设法找到无寺的青年僧侣做他们的所谓养子，实际上即是我国的赘婿；所不同的，中国的赘婿往往大权旁落，以妻为主；日本的养子，虽或有例外，原则上是实权的继承人。日本的友人告诉我，像第二种性质的无人寺，当然不会被我考虑，若以我的资格，将能在第一种性质的无人寺之中选到条件最好的一座，有檀家及信徒的护持，不用为生活问题担忧，修行、研究或在大学里担任一职，均可由我自主。可是，我到日本留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婉谢了他们的好意。
我在日本期间，也有几位中国朋友，对我帮助很多，比如清度法师及张可炳先生，不但交往六年多，尤其在我办理来美手续的阶段，因为人在日本，无法取得台北中国佛教会的身分证明文件（即使取到了恐怕也无大用处），清度法师的亚洲佛教善邻会正好帮上了我的忙，他给我出了僧侣身分以及佛教传教师资格的证明，使我顺利地取得了美国驻东京领事馆的移民签证。各种英文文件的处理，则由张可炳先生代劳打字填写，而且陪我到美国领事馆走了两趟。张先生原在***中兴大学担任商业英文的讲师，后来留学东京明治大学，专攻工商管理。他是湖北的世家出身，英文好，汉文的古诗文及书法也好，他和他的日籍夫人，虽都是天主教徒，最初由于***的实业家张伯英居士的介绍，和我往还很密，甚至放下他的公事来帮我的忙，是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友人。
从一般而言，我的赴美签证是相当快的，前后不过三个月，其间尚由于我一时无法提出有关出生证明的父母姓名的有效文件，而耽误了一个多月，否则的话，当可更快一些。美国佛教会给了由其会长敏智老法师签署的聘书，以及其副会长沈家桢居士寄到的生活保证书之时，我的赴美即成了定案。虽然我对美国的佛教环境所知有限，我却抱着与初去日本时同样的沈重的心情，从东京乘华航班机离开了日本。那是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下午六点十五分。闻讯赶到机场为我送行的，有我的日本友人：立正大学的助教授佐佐木孝宪、讲师久留宫圆秀、三友健容、仲泽浩祐、巖田良三，东大的三友量顺，《法华Journal》的社长山口晃一及其夫人照子女士，另一位在立大研究室服务的田岛弥生女士（她出生在满州，能说中国话），也到了机场。立大的同学，也是我初到东京时期的日文老师古河俊一氏，已有数年不见面，也突然到了机场，使我感到惊喜。杉原孝俊氏特别为我送行而从他的家乡山口县，远道赶来羽田机场，盛情至为感人。为我出版论文的山喜房佛书林的老板浅地康平氏和他的助手吉山君，专程开了他们的汽车到我的住所，把我载着送到了机场。一位正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的韩国比丘法印法师也率领了他的信徒史夫人等，到了羽田机场。中国友人：则有清度法师、西定法师、达和比丘尼、张可炳、章霖、钮南雷、陈泽桢、谈海岑及其夫人，尚有一位为了见我一面，特地从巴西赶到东京的廖秀梅小姐，也加入了为我送行者的行列。她曾数度给我写信，要求我为她剃度，我因没有自己的道场，无法负起教养她的责任，所以拒绝了她的请求，并劝她去***依她的皈依师台中的妙然尼师剃度，因此，现在她已是达彦比丘尼了。当时，我看到几位女众的眼角噙着眼泪，我真感激她们对我的友谊。人生就是如此的悲欢离合的一局一局的场面串连起来的。从不认识而相识、相知、相倾慕、相离别。也有从相识、相怨、相仇恨、相聚再相聚的。此即所谓爱别离苦及怨憎会苦的写照。我在日本六年多，得到一个学位的虚名，更珍贵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友谊。
年长的教授们，虽也知道我将离日赴美，但未告知他们离日的确切日期。很显然地，我可断言，以上所举的年轻一代的日本友人，不论在宗教界或学术界，十年、二十年之后，无一不是领袖人物。假如我能为中国佛教的延续和发扬继续努力下去的话，谁说没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相互交往与彼此合作的可能呢？
四、旧金山与纽约的佛教界
因为经过了换日线，十二月十日下午自东京起飞，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竟然是同一天的上午。无形中使我把时间倒流了一天。
事先有人建议我，经过夏威夷、加州，然后到东海岸的纽约，这样可以一路看过来，对于中国佛教在美国的现况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中国佛教在美国有寺院的地方，只有这三个州。发展的历史，也是由夏威夷、加州、纽约的次第而来。最早是知定法师的华侨佛教会，其次是泉慧法师的中华佛教会，均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一九六二年，妙峯、宣化、乐渡三位法师，相继到达加州的旧金山，第二年妙峯及乐渡二师再到纽约，其中以妙峯法师为到达美国本土的第一位中国比丘。结果宣化在旧金山创立中美佛教会，妙峯在纽约创立中华佛教会，乐渡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可谓美国本土的三个中国佛教的立足点。谈到美国本土的中国佛教，有三位居士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旧金山美洲佛教会的梁民惠，纽约美东佛教会的应金玉堂，纽约美国佛教会的沈家桢。中国比丘之能到美国本土，多半跟这三位居士的邀请及护持有关。目前在美国的中国佛教，虽仍不出这三个州，寺院已超过二十五所，规模均不大，住的人数，多则三十多位，少则四、五位，多数的寺院则为一寺一人。看起来并不壮观，但在短短十数年间，能有如此成绩，已可告慰于祖国的有心之士了。
我为赶到纽约过阳历年，所以未经过夏威夷。我预先有信给旧金山的智海及宣化两位法师，他们两位都答应到机场来接我。下机后，见到智海法师在玻璃壁外，写了一张纸条「是圣严法师吗」向我招呼，我点点头，说话是听不见的，只好相互合掌笑笑，继续向检查口的海关方向走。我有三件蛮重的行李，海关官员是华裔的一位女士，说一口标準的中国话，问了我几句，没有细查，便让我出了检查台。智海法师和他的一位信徒，正在门前出口处等着，随手接去了我的行李，上了那位居士的车子。我很奇怪，宣化法师怎么没有派人来接我呢？好在已有智海法师来接，住宿不成问题，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智海法师虽然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且有如见老友的亲切感，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之能来美国的远因，即是由于他曾向沈家桢居士在数年之前提起过我在日本求学的情形，从那以后，沈居士开始与我通信，直到把我请来了美国。这大概是因我写了几本书，又常在佛刊中发表一些文章，结交了一些文字朋友的缘故。所以，我虽初见智师，智师已见我多年了，不是老友又是什么呢？他由香港到美国，曾在美国佛教会代理会务及寺务，后来转至旧金山，创立一栋三层的楼房，名为般若讲堂，目前，信众人数增加，渐有不够宽敞、不敷应用之感，不久当可见其另外构筑寺院的新址。他善说能讲，待人和蔼，为人纯朴而谨慎。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他陪我访问了邻近的一闻法师的显密圆通寺，宣化法师的金山寺。
宣化法师怪我为什么不通知他抵达旧金山的班机时间，突然去拜访他，使他感到意外，甚至有些不乐意的样子。我说我是写了信的，与给智海法师的一封同时寄出的，他说并未见到。不管如何，我已安抵他的金山寺，这已不是重要问题。直到过了一个多月，我从东京寄给宣化法师的信，又从东京的朋友处转退到了我纽约的现址，始知宣化法师没有故意不迎接我，的确是信件的邮递之误。
▲作者与宣化法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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