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生活
我在留日刚满一年时，曾于一九七○年的三、四两月的《菩提树》杂志（第二○八及二○九号），写了一篇〈留学日本一周年〉。此后虽然经常于***的《海潮音》、《狮子吼》、《菩提树》，香港的《香港佛教》、《佛学双周刊》、《内明》，南洋的《无尽灯》、《慈航》，日本的《天声》等杂志及报刊之中，发表了长篇的著作、译作和单篇的论文，但却很少提及我自己的生活情形。因此，有些关心我的师友，盼我再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免得让人乱猜，我在东京，除了写稿著作之外，还做些什么活动。
正如我已在数篇报导文字之中所说的那样，近代的日本佛教，是在世俗化和学术化的环境之中，向前推展，尤其在已成为世界最大都市的东京这个地方，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新花样，都可很快地在东京找到它们的样品。因此，若依比丘的律制，住必兰若和行必头陀的尺度来衡量，可以说，我是没有一天不在破戒犯戒！
正因为我想保持中国沙门的本色，所以无法住进日本的寺院。目前住在一个四个半叠榻榻米的亭子间里，与俗人仅隔一层板壁而居，虽然已是比丘生活之所不许，但却比起住进日本寺院更清净些，至少，尚能有我自己的行持原则。好几位初到日本的人，到我住处访问之时，总有一些觉得意外，他们以为我已换了西装，蓄了长发，不喝酒，也该会抽烟，不吃大鱼大肉，总也不致仍和国内时那样的谨严。其实，我是让他们失望了。
▲作者初抵日时摄于宿舍佛堂前
有一些人士，对于出家人的要求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出家人的生活，依旧保持常住山林的禅修标準；另一方面又希望出家人深入社会，普济人间的疾苦。当出家人与普通的社会接触之际，觉得出家人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环境；如果出家人也和俗人打成一片之时，又认为失去了出家人的本分！这是比丘的律制和现代社会的抵触之处。正因如此，就有部分人士主张：出家人的责任，在以精勤的修持，住持僧团的寺院佛教；至于随俗的宣化和接引初机的工作，应由居士们来承担。
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居士承担接引工作的要求，今后当越来越感迫切，但在出家人方面，除了修持，同样要负教化的责任。因在释尊的当时，游化人间、接引初机的工作，是由比丘、比丘尼僧承担起来的。所不同的是，释尊依据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为比丘、比丘尼僧所制的戒律条文，用之于今日的社会环境，自有其不能融通之处而已。以至到了明末的蕅益大师和民国初期的弘一大师，便觉得比丘戒是无有一人可以持得完整清净的了。事实上，在佛世的印度社会中，要把现传的比丘戒持好，并非一件困难的事。若以原始佛教的比丘律制，行之于二千五百多年以后的今日社会，怎么能够没有问题？由于今日的中国僧制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我也不想在此加以深论，唯愿一般人士不要用其一己之见，来衡断出家人的生活标準就好了。
二、可贵的出家相
当然，我是主张学佛应以持戒为基础的人，这也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佛教徒如果不持佛戒，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二致了。佛戒的基本是从五戒十善推广而成的。作为一个中国的僧人，对比丘、比丘尼戒，虽然无法如文受持，至少也和俗人所持的五戒十善，在深度和幅度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坚守男女之间的一定距离，保持出家人的形相，不与俗人共同生活，不去歌舞等的娱乐场所，不做有失威仪的运动和游戏。若从这样的角度，作为衡量比丘生活的最低标準，我来日本之后的这段期间，也当获得六十分以上的最低成绩了。这是值得告慰于自己的事，但我不敢直下自称是清净的比丘，乃是毫无疑问的事。如要标榜持律，也就不该跑到日本这个不谈戒律的国度里来了。
在东京，乃至日本的乡村，除了各宗大本山之外，平日很少能够见到以僧装出现的僧侣，唯有春天的「彼岸」及秋天的「御盆」，在这一年两度的日本民间祭祀祖先的季节中，可以看到许多穿起了僧服的僧侣，在大街小巷的人丛之间穿来插去，赶着为信徒家去诵经应酬。如在平时，那只有谁家死了人，僧人才会以僧装去信徒的家里。因此，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位朋友，找不到门牌号码，问了路旁小店的店员，他竟以为我是找丧家念经去的，回说：「最近好像没有听说附近有谁去世了呢！」经我说明之后，始向我道歉，并且告诉了我所要找的门牌位置。由此可见，日本自己把他们的寺院佛教，称为「葬式佛教」，固是讽刺，也是事实了。
但是，大多数的青年人，对于佛教，既不积极地追求其信仰，也不反对和歧视。他们从教科书以及各种的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杂志，尤其是电视和电台之中，知道日本的文化和佛教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从事佛教文化之研究和传播者，又几乎是青一色的佛教的僧侣学者，虽然佛教的教化工作，在此工商业时代的物质文明之中，所起的功绩，无法用电子计算机求出它的体积和数量，佛教的崇高伟大，乃是谁也不敢否定的。所以，像我这个终年穿着僧服的人，虽有可能被人误作去为亡灵超度的「坊样」（出家人），但也从未遇到过鄙视厌恶的情形，有些老年人，还会合十问讯。自然，如果对我的服装略加注意，就可知道我不是他们日本的僧侣了。
相反地，由于我的僧相，倒使几位日本的青年产生了信佛学佛的兴趣。有一个立正大学法学部的学生，经常见我在校内进出，始终不敢向我打招呼，后来我在图书馆里一连坐了好几个星期，几乎每天都会见他在我桌前走两趟，结果我向他笑笑，他才说：「对不起，我可以打扰你的用功吗？」我说：「我太累了，正想有一个人来谈谈，轻松一下。」接着他告诉我，他对于高僧们的事迹，都很崇仰，从今以后，如有高僧出现的话，一定不是日本人，纵然是日本人，也不会在日本国内成为高僧，因为，例如立正大学佛教学部的学生，大半是僧侣，但在平时除了我是僧侣之外，要想指出谁是僧侣、谁是俗人，就太难了。所以，他想信仰佛教，现在这样的日本佛教，却不能引起他深切的信心。后来我劝告他，佛教在衰微的时代中，只要有乃至一人警觉起来，不论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以身自许，为了挽救佛教精神生命的危亡，来做全力的自我实践，那么，此人即可成为一代的高僧，整个佛教的慧命，也会由于通过此人的宗教生命，而为人类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温暖。我又进一步地告诉他，佛教的本质，不是批判主义的，乃是实践主义的。能够具有批评现实的知识，是好的，假如具有批评的能力而放弃批评的行为，直接以自我的实践，来求证其所持立场之是否正确，那才是最好的。
这位青年听了我这番话，他的眼睛似乎亮了很多，并说：「原来是这样的，今后我要多看一些佛书了，至少我要认真地把它当作自己的信仰了。」
上一个月，我到东洋大学的图书馆，一连查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其间，也遇到了两位日本青年，他们拿了一部《碧巖录》的日文讲义，跑到我的位置来，开口就说：「好不容易，有机会见到一位以和尚的姿态来研究学问的人。」
我告诉他们：「你们看错了吧，我是中国人唷！」
「对了，我们就是要请教像你这样的中国僧人。」
结果我把这两个青年，约到外面的休息室中，展开了半个小时的宣化工作。其中一个告诉我，他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搭乘公共汽车去学校的途中，一落座位之后，便把自己忘掉了，既不是睡着了，也不是昏迷了，乃是清清楚楚地、痛痛快快地，把空间和时间的存在忘记了，也把主观的身心和客观的景物忘记了，直到汽车过了他的学校，到了终点时，才被司机将他叫醒了。从此之后，连续又有好几次，发现他自己站在他的面前，因此而使他开始了宗教信仰的追求。当他进了东洋大学，便从一位教授处，得到了要他去读禅宗公案语录的指示，他也的确已从禅宗公案之中，似乎理解到了一些什么，又觉得什么也没有理解到。他很希望在高中时代把自己忘掉的境界再度出现，等了几年也没有等到。因此，我告诉他，忘我的境界，不是靠盼望和等待所能得到，高中时代的那种经验，是在无心思的情形下出现的，那仅证明他具有修行的宿根，如要求得随心所欲地随时出现那种状态，那就非靠修持禅定来达成其目的不可了。至于近人的《碧巖录》讲义，那是从文字的表面而给语录所作的解释，并不能够深彻祖师们的悟境，悟境却在表面的文字之后和之外。不但后人无从解释，纵系语录的说出者，也从来用不着另加解释，因为，语录本身并无特定的意义，祖师们只是用来点破当机者之疑情的工具而已。
于是，那个青年硬要我教授他们参禅的方法。苦以我不是禅师，同时也没有参禅的道场，无法满其所愿，只好劝他们利用暑假，去禅宗的大本山，跟名师学习。虽然我也知道，今天日本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参禅行事，不过是例行的佛事，由禅开悟的，尚未见闻过哩！据我所知，修大乘禅不得效果，转而去锡兰、泰国、缅甸等地，修习小乘禅观的日本僧，倒是有过几位了。
那个青年又告诉我，他虽未断肉食，但在吃到肉类之时，总觉得是吃着自己的肉一样，很不是味道。听说我是素食者，而且知道素食是中国佛教的基本要求之后，这使他对于中国的僧团生活向往起来。可惜，当大陆佛教灭亡之后，希望仅存的***佛教，尚无一处可以供人集体参禅的道场哩！
另外一位，因为家庭是佛教的，所以生来就是佛教徒，但对佛教的看法，和他所了解的佛教，可说尚在佛教的门外，唯其由于种种人生的烦恼，使他追求信仰，而又不得其门，同时也对信仰的功效有着很多的疑问。例如信佛之后，仅对信仰者个人有益，还是对于信仰者所处环境中的他人也有益？信仰是精神作用的安定力，是否也能解决物质文明带来的种种危害人类身心的难题？假如信仰无法解决物质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祸，那么这种信仰，至少在今天的人类，便当暂时放弃宗教的努力，而将全部的智慧和能力，都放到物质环境的改造上去。可是，事实证明，信仰不能主宰一切，物质文明的改造，也绝不能解决人类的烦恼。所以他很觉得困恼！
后来我告诉他，致力于物质环境的改造，只能解决问题于一时，所以，永远无法一劳永逸，永远都是做着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治标工作。至于佛教的信仰，是教我们以釜底抽薪的办法，逐渐减少欲望之火的火势，直到欲望之火完全熄灭之时，他虽依然处身于物质世间的人群之中，人我之间与物我之间的种种身心的活动，所谓喜怒哀乐、利害得失等的感受情绪，便会逐渐地平静而达于澄澈的智慧境界，那便是转烦恼而成菩提的工夫。因此，信佛学佛的动机，就一般而言，应该是为了自身，信佛学佛的目的，则当兼为他人了。所以，信了佛教的人，他当为了他人的幸福而鼓励物质环境的改善，同时为了达成改善环境的目的，除了物质的，更当着重于精神的安定，唯有安定了现实环境中所有人群的精神生活，才能真正促成环境的改善。因此，凡是信仰佛教的人，如果他是信得虔诚恳切的话，除了作为一个正常而积极的普通人，也必然是一个热心于佛教信仰之传播和佛教教义之宣扬的人。
那个青年，很显然地是初次听到这样的道理，所以感到很高兴地和另一个和我谈话的青年约定，要去认真地信佛学佛了。
这是我的僧相所发生的一点作用。可是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经常穿着僧服，也确有许多的不便。
三、僧装与素食
此间，常有各种集会、聚餐、研究旅行等的团体活动，往往由于僧装和素食，只好不去参加。有时非得出席不可的场合，纵然主办者设想周到，也得要放弃一些应享的权利。
比如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同学会，以及华侨界为了庆祝国家的重要纪念日，举办的酒会、舞会、歌唱会、电影欣赏会等，每次接到了招待通知，照例要大家携同眷属或好友前往。我却照例向字纸篓里一丢了事。否则，如我应邀届时前往，恐怕就要被人当作「欣赏」的对象了，尤其是酒会与舞会的场面。
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可以结识很多新的朋友，能使一个人的生活面向外延伸，扩大互助合作的范围，这就是现代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交活动，从佛教的立场而言，亦即是「同事摄」的一种方式。然在比丘律的原则上，这是无能为力的事，否则他便脱离了出家人的立场，而流于俗化了。别说比丘律制，即使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来，僧人穿插于男男女女之间，也是一种刺人眼目的怪现象，更不用说相拥而舞了！
因此，当在必须出席的会议之中，尽可能地开完了会我就离开会场，不参加余兴的活动。然在各种学术性的论文发表大会之后，无一不举行联欢性质的「恳亲」餐会，与会的会员们，便在餐会之间，进行私人的个别接触和恳谈，能使年轻的新会员们，有机会直接认识许多大学者和名学者，并且在这样的餐会中，使得大家融融洽洽地打成一片，除了是友谊的，也是提高集体研究精神的一种方法。可惜，因我无法和他们举杯相碰，也不能和他们进用同样的食物，故也放弃了这样性质的所有机会。
去（一九七一）年冬天，横滨有座高野山派的寺院兴建落成，请去了旅居东京的好几个国家的比丘，不限于留学生，包括了中国、韩国、越南、泰国、尼泊尔的比丘，参加典礼。事先早已说好，为中、韩、越三国的比丘，特备一桌素菜。结果搬上桌来的，竟然没有一样是真正的素菜，原因是一般日本人所说的「精进料理」，除了家畜、野兽及禽类之外，水中的鱼类及贝类均可列于素食之内。纵然是由寺院经营的素食之中，虽不吃鱼、贝，仍把鱆鱼放在精进料理的食谱之中。这是什么原因，我尚没有弄清。因而，不用说，我在那天只好空着肚子回到了住处。
另在我们的学校里，每年有一次新生欢迎会、一次毕业生的送别会，又有论文指导会和旅行研究会。负责主办的人，固然希望每一个在学中的大学院同学都能参加，负责指导的教授们，也无不盼望大家尽可能地参加。可是每次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第一，我要吃素。第二，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向教授和同学们敬酒。第三，日本人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随口唱出好几首歌来，在这种场合，就像自我介绍似地，每人至少均得唱出一首歌来。如我不是比丘，倒很可以唱一、两首中国民谣来应景的，晚近的中国比丘之中，虽然也有不拘这种小节的人，可是，比丘歌唱俗曲，毕竟有失大雅，所以使得他们扫兴。
有一次参加研究旅行，主办人在列车上为每人买了一盒午餐便当，不用说，列车上不会有素食便当的，邻座的同学对我说：「你不吃肉，饭总可以吃的吧？」我说：「饭当然是能吃的，只可惜一块猪排和一块鲸鱼肉的味道，已和米饭混成一片了。」自从军中退役，再度出家以来，又有十多年和荤腥绝缘了，不说要我吃，嗅到鱼肉等荤腥的气味，也会恶心反胃。所谓但吃肉边菜不吃菜边肉的方便，对我而言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日本国内，除了少数几家寺院，以「精进料理」作为吸引游客的号召之外，根本没有一家素食馆，素食的人在外面的饮食问题也就相当的困难，除了牛奶和面包之外，大概仅有紫菜饭卷和放在竹笼上的冷荞麦面，是纯粹的素食了。因此，我无法去小馆子里吃包饭，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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