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平在中国的实践才更为可贵

邓子美：佛教和平在中国的实践才更为可贵

内容提要：“今天的人类依然为重重烦恼所困扰。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精神生态，都面临着种种危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仿佛比以前更加困难；核战争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赵朴初十年前语）进入21世纪，这些危机的迹象更加明显，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局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重重苦难……正因如此，佛教和平理念的熠熠光辉才更加夺目，并与世界各宗教的博爱宗旨相互辉映。本文从当代佛教史角度，以充分的事实阐明佛教和平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多种具体实践途径，强调作为消弭国际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问题的途径之一，各宗教应从彼此的共同态度——博爱出发，并由此入手展开深入对话，实现有效沟通，求同存异的重要性。这一途径在中国，赵朴初等早已开启。相对而言，佛教和平理念较为彻底，由此也应负起更大些的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的使命。

关键词：佛教和平理念∵当代中国佛教博爱∵慈悲∵国际暴力冲突

和平理念是佛教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佛教各宗派对待国际暴力冲突、战争以及反对当代恐怖主义行为的共同态度。这一态度与其他宗教相对而言，更具有彻底性。然而理念愈彻底往往意味着愈难变通，其践行更困难。正因如此，佛教和平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才更为可贵。

一、世界宗教对待战争暴力及其背后的国际政治之基本态度与差异

众所周知，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国际暴力冲突、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归根到底都是政治外交手段难以解决问题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在概述了世界诸宗教对待暴力与政治的态度的同时总结说：“（任何）宗教的爱的拒世主义以及任何合乎理性的伦理的宗教信仰，一旦一种宗教与政治的团体保持着距离，都同样尖锐地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以某种方式陷于同政治行为的整体矛盾之中。”换言之，宗教伦理的合理化——博爱，与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世界三大宗教对待暴力与政治的基本态度是相通的。

韦伯曾经通过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得出其间的差异。他认为，“十分普遍的经验是：暴力总是从自身产生暴力，到处都是社会的或经济的统治利益，与最理想的改良运动、尤其是革命运动结缘攀亲”。但“暴力反抗不义的最终结果，不是导致更伟大的正义的胜利，而是更强大的势力的胜利或者更精明者的胜利，这至少对于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的阶层来说，是无庸讳言的，因而又会一再重新产生仁爱伦理的最激进的要求：勿以暴抗恶，这是佛教和耶稣的布道所共有的。”换句话说，佛教与基督教有着和平主义的共同立场。

韦伯把早期佛教划为唯理智论的体现，他说：“仁爱伦理尤其是神秘主义宗教信仰的固有特点，因为神秘主义的寻求救赎是追求尽量少行动，把在尘世的默默无闻作为唯一的救赎的考验，这种救赎要求采取这种卑恭谦顺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而且在纯粹心理方面，它还必然会从它所固有的拒世的、毫无对象的爱的感觉中，产生这种态度。但是任何纯粹的唯理智论，本身都包含着这种转向神秘主义的机会。”∵在他看来，在中国得到发扬的大乘佛教就是其转向神秘主义的体现。但韦伯作为社会学家，总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对仁爱伦理即和平主义似并不欣赏。

韦伯接着说：“与此相反，（基督教新教代表的）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可能与政治的暴力秩序的存在结盟，它把后者视为对俗世进行理性的、伦理的改造和制服罪恶的手段。只不过在这里远不像同经济的获利的利益那样容易携手同行。因为真正的政治活动要牺牲伦理的——严肃主义的要求，它比私人的经济的获利更加无可比拟地要适应人的一般品质，妥协、狡黠，利用其他违背伦理的手段，首先是利用其他人，此外，还要考虑一切目的的相对化。这是十分显然的┅┅这类似于某些清教的教派，只把十字架下的教会即在无信仰者的统治下，视为宗教信仰的经受考验的真实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只能在殉道中经受考验的思想在作祟，另一方面是这样的原则性观念在发挥作用，真正宗教的美德，不管是毫无妥协的理性的伦理也好，也不管是拒世主义的仁爱也好，都不可能在政治的暴力机构之内，找到一席栖身之地。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指新教）与把国家行为减到最低限度的主张（原注：曼彻斯特学派）有亲和关系，其根源之一就在于此。”的确，新教伦理在西方，与分权制衡、法律（包括立法与司法）制衡、（市民）社会的非***组织制衡等方式一起，对国家行政权构成了有效的制约，但其对国际强权政治的态度却并非如此。

韦伯十分了解基督教与政治暴力的关系十分复杂，他概括了古今基督教各派的态度：

首先，古代基督教对国家与政治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包括1）彻底的拒绝现存国家（如罗马帝国）。2）彻底地对国家冷淡，即消极忍受暴力。3）疏远具体的政治组织，因为只要参与，就意味陷入罪恶。4）对***当局包括无宗教信仰的***作积极评价，把它作为一种在罪恶状态下必不可少的惩治罪恶的手段。

其次，中世纪基督教虽被承认为国教，但其早期并未真正跳出第4种原则立场，转向政教合一，例如在瑞士，是后来才发生的。

最后，现代的新教则进一步发展了古代的第4种倾向。韦伯说：当现代“政治以求实的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为取向，以实用主义和保持外在和内在分权”之时，“只有俗世苦行主义（的新教）的职业伦理，对于权力统治的求实化——及其潜藏着问题的理性的、伦理的保留——才确实会从内心感到（这）是适当的。”在现代，新教也确实比较好地发挥了宗教应有的对国家政权暴力扩张的制衡功能，但这也限于对国内而已。

然而，韦伯认为：“不管是佛教徒的虔诚也好，道教徒的虔诚也好，还是印度教徒的虔诚也好，都没有促进形成理性的生活方式论的推动力┄┄因为它（们）是彻底地在宗教上阐述‘有机的’社会的观点，而且无条件地为现存的权力和幸福的分配进行辩护。”韦伯了解一些印度教与佛教的重大差别，但显然没有充分重视其间的差异。佛教本来就是作为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异端和对立面而诞生的，如早期佛教要求的平等，显然是针对当时的种姓等级制度及权力分配，针对着婆罗门教为之的辩护，怎么可以与印度教的态度混为一谈？其实，就佛教对暴力及政治的态度而言，韦伯所概述的基督教具有的各种倾向，古今佛教的众多教派也差不多都有，或相当接近，甚至更加丰富。

首先，早期佛教就强调佛教徒应遵守国家法制，如戒律所言：“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居士）得失意罪”。其二，佛教教义富含有东方特色的民本思想，如《增一阿含》等经认为国王的责任是必须依法、依理治化，莫以非法非理；要高度敬重僧人。“以能依法摄护众生令安乐故，名之为王……王者得立，以民为国；民心不安，国将危矣”。其三，古印度僧人也参与政治。释伽本人曾多次向古印度诸国王进言，也有些建议被采纳。据传，释伽牟尼高度肯定古印度萨遮向严炽王进谏时提出的国王的征税权必须得到人民承认的观点。据《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记载，严炽王问：“国内人民，所应输王课调物者，为是王物，为是他物？”萨遮答道：“非王自物，亦非他物……彼众生等，立如是法，是故输至。”释伽后为萨遮进谏所积功德向他授记。这里还可见原始佛教对民主政治的肯定。当时印度非雅利安族（多属被统治民族）的国王也有接受佛教主张的，如摩揭陀国。由于佛教和平主义的影响，后来孔雀王朝着名的阿育王皈依了佛教后，更是放弃了暴力杀戮政策，派人四处传播佛教。

但中国古代与印度不同，与西方更不同，自战国时官僚制国家纷纷建立后，汉地的国家政权就很少受到限制。佛教传到中国后，被迫适应这一情况，因而佛教徒采取了两种基本政治态度。其一以北魏释胡果为代表，宣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其二以东晋释慧远为代表，慧远撰有着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僧人可以“外阙奉主之恭”。这表面上是礼仪之争，实际表明了僧人之间对待政治立场的分歧。前者事实上不否定僧人参政，其“黑衣（僧服）宰相”说的理论依据，即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佛教弘传少不了依附帝王、官僚。后者则主张僧人对政治应保持超然的独立态度。古代中国汉地佛教徒大体总依违两者之间，但在那时的藏族与蒙古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佛教作为全民信仰，多与地方政权结合在一起。不过以宗教间关系而论，尽管古代佛教与道教有些冲突，但佛教从未诉之暴力。宗教间的和平相处始终是主流。

近现代中国佛教徒大多仍或者对政治冷淡，或者完全顺从于行政权力。但思想间接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影响的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出于对当时时局的的回应，进而提出了“问政而不干治”的积极主张。他认为，佛教徒不问政治的态度，“遇政治与社会摧（残佛）教，易遭破灭；”依附某一政权“从政，亦随***而倒”；因而出路在于“议政而不干治。”这已含有佛教徒通过其代表参预议会政治，间接制衡行政权的思想萌芽。他明确承认，这一主张受孙中山先生之中西合璧的划分政权、治权的思想启发。当代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代表人物如赵朴初、星云法师等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佛教权益，也向***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赵朴初与星云法师还进而提倡宗教融和思想，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话，反对恐怖主义。有的佛教宗派则似对政治较为疏远。但坚决反对战争暴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是中国佛教徒的共同主张。

承接着古代传统，现代伊斯兰教在其教徒较少的地区，多保留着独立的政治态度。在其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与地区，多采取政教合一体制。唯有土耳其是例外，那里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影响较大。当然，伊斯兰教无疑还有其他与政治结合或调和或反对的方式。

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基督教而言，在佛教与其它宗教中，制衡国内行政权力的传统资源似显得相对贫乏，虽然这绝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在未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类似方式。尤其是中国佛教，历来虽对政治相对冷淡，对暴力造成的社会苦难却备加关注与救助。这也是佛教和平理念的民族表现形式之一。

二、佛教世界和平理念的彻底性

佛教世界和平理念的彻底性由其根本——缘起论与慈悲观——对世间苦难的关注而奠定。对此，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中国佛教领袖赵朴初（1907－2000）作了充分阐发，他指出“我们人类原来是一个因果相续、自他相依的整体！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他还着重指出：“特别是佛教所强调的慈悲、平等的精神，对于提高人类道德情操，促进人类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佛教徒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是佛陀平等护念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的体现。”

进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究竟在何处落实？”与古代比较而言，现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基础虽然已不受宗教价值观的支配，也不应受其干预。但实际上当代国际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文化冲突、种族矛盾等等仍受到宗教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世界和平局面只有被各大宗教价值观认同，才具有完整的正当性基础。在各大宗教的核心价值层面，求同存异仍然非常必要。所谓人心秩序，也就是宗教社会学之意义秩序最切合佛教的表述。当代世界意义秩序的整合，仍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赵朴初从最能体现佛教特色的净心观出发，认为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生活环境的净化是“互为条件、互相增进的。”而“客观环境的净化是以主观心灵的净化为前提的。道理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任何一方缺乏出自诚意的互助精神，真诚的友谊是无法建立的。”相反，“要彻底消灭战争，真正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从净化人心、改造人性入手┅┅当每个人做到了心平气和，家庭才能平静，家庭平静了，国家才能平静，国家平静了，世界才能平静，才能和平。”从这里可以看出，与有些人往往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佛教和平理念不同，朴老则从积极地改变战乱与暴力给人民造成无尽苦难的现实世界的角度阐发，因而给人以鼓舞，给人以无尽启发。

当然，佛教和平理念的彻底性只是与中国与世界其他宗教相对而言，如儒教以宗法家庭、家族伦理思想——“亲亲”、“尊尊”为其根本，儒教的“仁”也由爱其亲乃及他人之亲出发，因而从儒教看来，“爱有等差”，天经地义。后期儒家如张载的“民胞物与”的仁爱虽然博大，也与佛教的大慈悲相通，但从“胞”一字中仍能看出其源头有自。而佛教的“无缘大慈”是指无条件地无前提的慈悲为怀（不是否认构成事物的缘起），不管沾亲带故与否，显然较彻底。基督教的“爱”与佛教最为接近，特别是现代基督教各教派，都不同程度地主张普遍主义的博爱，但其唯一神论的信仰决定了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与无神论者仍然只是其拯救对象，“博爱”在此只是拯救手段，仍是有前提的。

祖国的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佛教友好交流也受到朴老终生关注，1984年，***佛光山住持星云法师与赵朴初在曼谷首次会晤，揭开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第一页。1988年11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在朴老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使得断绝了关系近五十年后，海峡两岸佛教组织正式恢复了密切联系。1989年，星云应赵朴初之邀，以“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名义，组团到大陆弘法探亲。该团一行僧俗二众共二百余人，在北京机场，受到赵朴初会长与北京僧俗的热烈欢迎。朴老与星云互有诗文赠答，表达了两岸佛教的同根情谊。朴老晚年接待的中国***佛教各宗派代表团难以胜数，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及***的故旧老友，心系祖国和平统一。

三、佛教世界和平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然而，佛教和平理念也从来就没有停留在话语层面上，中国古代各宗教之间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带有暴力的宗教冲突也很少就是证明，至少这与佛教的和平理念分不开。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仍连绵不断，各族人民为此遭受了沉重的苦难。这些，固然与佛教价值观在中国历来未居主导地位的历史状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缺乏有利于佛教和平理念实践的环境。这一理念的空前良好的实践环境，终于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降临了中国。

朴老领导中国佛教界对佛教和平理念的伟大实践具有普世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与丁光训主教等国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教外人士在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方面结成了真正的“同志”与朋友，他以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义工与平民百姓热诚投入，他推动建立与助成了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协调机构等许多组织，他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与号召中国佛教徒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甚多大事，他致力于佛教与各宗教间的对话与沟通，世界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亚洲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以及“中宗和”就是这样的平台。他在海峡两岸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南亚地区到处播下了和平的种子┅┅

在朴老卧病期间与朴老逝世后，中佛协领导人，特别是以一诚法师为会长的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成员对佛教和平理念同样有着深刻的领会，并继续投身于广泛实践。

首先，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世宗和’、‘亚宗和’等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有新的发展。”中佛协领导人先后出席了在斯里兰卡举行的国际佛教大会、在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领导人大会，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在泰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领导人和平峰会，在斯里兰卡举行的国际上座部佛教大会，在印尼举行的“世佛联”第22次大会等。2001年6月，世界佛教陀联谊会领导人代表团也来中国作了友好访问。2004年3月，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再次展现了中国各大宗教平等、和谐与团结合作的良好形象，并选举基督教协会丁光训主教为主席，中佛协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被选为常务副主席。

第二，中佛协开展了更为频繁的与各国家佛教界的友好交往。2002年、2003年10月，圣辉副会长先后两次在第五、第六届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作了基调发言，阐述佛教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倡导佛教慈悲平等理念，实现人类世界持久和平。仅2002年年中，中佛协热情接待了来自日本、韩国、朝鲜、泰国、斯里兰卡、法国等各国佛教代表团达39个，并组成“佛牙舍利护送团”，护送为各国佛教徒珍视的佛牙舍利赴泰供奉，接连派团出访了韩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地区，加强了各国佛教界的友好联系。2004年9月，应新加坡光明山普觉禅寺之邀，中佛协首次组成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传授三坛大戒，并顺道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第三，加强了与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的友好交流。中佛协组织的“佛指舍利赴台供奉瞻礼”活动，场面空前壮观，前来瞻礼的***信众达四百万人次之多。***法鼓山圣严法师也率领了人数空前众多的“大陆佛教圣迹巡礼团”，巡访了广东、湖南等六省二十六个寺院，极大加深了海峡两岸佛教界的相互了解。2003年7月，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在厦门南普陀寺隆重举行了“为降服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这是佛教大悲心的集中体现，也显示了全中国佛教界的团结合作。2004年5月，佛指舍利赴香港送迎团护持法门寺佛指舍利到香港供奉瞻礼，盛况空前。

第四，将中国佛教的和平之音与慈悲心传播于世界。2003年底至2004年初，大陆佛教音乐团和***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次联合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团，先在京沪演出，后赴中国***、澳门、香港，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演出九场，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使佛教祥和的音乐传遍世界。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后引发巨大海啸。28日中佛协闻讯即向受灾国佛教界致电，表示慰问，同时号召中国佛教四众弟子为地震海啸的遇难者和灾民举行超度、消灾祈福法会，并踊跃捐款捐物。2005年元旦，中佛协在北京西山灵光寺隆重举办海峡两岸百寺千僧救苦救难消灾祈福大法会，冒着严寒参加法会者近万人，现场捐款达993万人民币，全部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受灾国。200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七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一诚会长致辞，圣辉副会长的基调演说提出了“韩中日黄金纽带的新构想”，同时，与会的中国两岸三地八位高僧大德共同提出了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倡议。2005年4月，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在海南三亚召开，这一倡议开始得到落实。如今在舟山与杭州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必将把佛教和平之音的传播推向新的高潮。

十多年前，朴老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的世界“有不少迹象预示着人类社会深伏危机┅┅核军备竞赛、危险的军事冲突以及恐怖活动横行、种族主义的猖獗、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失调、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合理┅┅”“今天的人类依然为重重烦恼所困扰。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精神生态，都面临着种种危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仿佛比以前更加困难；核战争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进入21世纪，这些危机的迹象更加明显，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局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重重苦难……正因如此，佛教和平理念的熠熠光辉才更加夺目，并与世界各宗教的博爱宗旨相互辉映。我们在看到佛教和平理念当代中国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理念与世界其他宗教之间的共同点还强调不够。

其实，各宗教间博爱与和平的共识应远远超过差异。美国黑人宗教领袖，基督教浸礼会牧师马丁？路德？金曾说：“我不相信，人类只是生命长河中毫无价值的泡沫和浮屑；我不相信，人类只能生活在种族主义和战争的漫漫长夜，而不能迎来和平和友爱的黎明；我不相信，国家与国家间只能兵戎相见，最后陷入核毁灭的地狱……我相信，不执枪械的真理和博爱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辉煌的声音；我相信，人类将战胜一切磨难，到达美好的未来。”这些，充分表达了广大基督徒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对他领导的争取种族平等与友好相处的运动，毛泽东主席曾经发表声明支持，并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响应。

中国佛教领袖赵朴初从佛教的终极追求——涅盘寂静出发，强调：“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要解脱人类的一切痛苦和灾难，使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安享全面而彻底的无忧无恼的和平生活。”“我相信，只要各国宗教徒团结起来，各国宗教徒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争取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景。”我们也相信。朴老坚持不懈地为世界和平的呼吁与当代中国佛教对佛教和平理念的实践，终将获得各国佛教徒的热烈响应，获得各国宗教徒与人民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