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般人以为佛教的事业,无非就是诵经祈福,丧葬超渡;或是深入山林,农耕自足,过着离欲清净的生活。这是对佛教的误解,事实上,佛教寺院的一切活动都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

∵∵∵∵佛教自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各地寺院发挥了多方面的文化功能,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例如历代僧侣不畏辛苦,前仆后继地前往印度取经,设立译经院译经;藏经的开雕,使法宝流传至今;寺院的建筑、雕刻、书画等多种艺术精华的结合,使寺院具文化教育的意义;僧侣的博学、对佛理的深入钻研,以及活泼的讲学方式,培育造就了大批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们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佛教的寺院在社会中予人道德因果的观念,其功能就是一种社会教化、慈善福利的事业。

∵∵∵∵佛教之所以能予人“慈悲之教”的美誉,其原因即是自古以来,佛教僧侣本着宗教家牺牲奉献的精神,努力的从事地方公益事业,诸如:兴办义学、筑桥铺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凿义井、养老育幼、普施济贫、义冢义葬,乃至提供旅宿、建僧只户、设养病坊等,在在处处都是积极热诚地在为国家社会及广大民众服务。

∵∵∵∵此外,为了因应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变迁,佛教事业的层面更是不断的改善和扩大,以努力净化现世生活。从历代祖师大德所兴办的各种利生事业里,证明佛教重视现实社会的人间事业;从不同的时空角度里,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佛教在教育、文化、慈善、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等福国利民工作上的多方面贡献。

∵∵∵∵∵∵∵第一篇∵∵人间佛教的文化事业

∵∵∵∵佛教的发展延续,文化事业于其中具有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影响力,诸如经典结集、翻译、刊刻、雕像、着述、书画艺术、科技文学等,均功不可没。

∵∵∵∵∵∵一、经典结集

∵∵∵∵佛陀在世时,直接由佛陀为弟子们释疑、指导等,佛陀入灭后,为了防止佛陀遗教佚失,及为教权之确立,因此佛弟子们集会于一处,将口口相传的教法共同诵出,并加以整理编集,称为经典结集。

∵∵∵∵从佛陀入灭之年,在阿闍世王的护持下,五百罗汉聚集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北的七叶窟中,以大迦叶为上首,由阿难诵经、优波离诵律,举行第一次结集始,至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卫塞节,缅甸佛教在国家赞助下,于仰光北郊艺固山冈上举行三藏结集,佛教共历经六次的结集,使经典更加完善,亘古至今而不变的佛法真理更广泛的流通于各种族、各国家中。

∵∵∵∵∵∵二、译经刻经

∵∵∵∵译经:印度各种方言流传的经、律、论三藏,被整理为梵语、巴利语的原典,及至佛教东传,遂逐渐将之译成各国语言。现今的汉译佛典有直接由梵本译出,亦有由西域之胡语重译者。

∵∵∵∵在我国古代的译经,大多由官方护持,设置译经院以完成译业,罕有独自一人完成者。因译经事业不易,除由学问广博,精通梵语之僧人主译外,大都一边翻译一边开讲,介绍新的经典,研究最新的佛学理论,以培养佛学人才从旁协助译业。因此译场很大,人员众多,形成一股庞大的译经事业。如:鸠摩罗什在姚兴的护持下,于长安逍遥园、西明阁,与僧肇、僧严等从事译经工作,先后译出《般若》、《法华》、《大智度论》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玄奘大师于唐贞观十九年自印度取经返抵长安后,为太宗、高宗所钦重,从其志,助其译经工作,建长安译经院。玄奘与弟子窥基等人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译经,凡十九年,共译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大毘婆沙论》等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此外,如安世高、支谦、竺法护、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义净、不空等,亦均为汉译佛典的重要翻译家。由于历代僧侣的从事译经事业,推动佛经在中土的传播,使佛法能在中国发展和弘扬。为因应时代的需要,星云更自一九九一年成立“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小组,结合海峡两岸学者,从百部佛教经典中,择取菁华,译成现代白话,开创中国文化的殿堂。

∵∵∵∵刻经:佛教东来之后,佛经以抄写、石刻、竹简等方式大力传播,以中文大藏经来说,其刊行地域并不限于我国,如朝鲜、日本等皆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近千年来,中国佛教陆续刻印藏经,从我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四年(∵972)宋太祖敕刊在蜀之益州开雕的“蜀刻”始,乃至洪杨以后,江北、金陵等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的相继倡导刻经,以及***播迁来台后,星云成立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对佛教文化发扬,贡献殊大。

∵∵∵∵中国藏经的开雕,版本多达二十余种。其中有官方护持敕命开雕的藏经,如:开宝藏、契丹藏、弘法藏、洪武南藏、北藏、龙藏等;有僧人为免大法湮没而发愿刊刻的私版大藏经,如:房山石经、崇宁万寿藏、思溪圆觉藏、思溪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径山藏、佛教大藏经、佛光大藏经等;有佛教居士劝募刊刻的百衲藏、普慧藏、中华大藏经等。此外,日本所开版的有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续藏、日本大藏经、大正藏等;朝鲜高丽王朝开版的有高丽藏。非汉文系统的藏经则有:巴利(∵pali∵)语藏经、***藏经、蒙古藏经、满洲藏经、日译南传大藏经、日本国译一切经以及今日欧洲所译各种经籍等。

∵∵∵∵除了历代祖师大德的刻经事业,今日的电脑大藏经,更为经典的刊刻开创新纪元,使佛法的流传益复普遍,利益广大众生。

∵∵∵∵∵∵三、学术论着

∵∵∵∵隋唐以来,由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祖师大德、学者专家们的创作和独特的见解,产生了中国文化的风格。他们所撰述的佛教典籍、学术论着,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不可或缺的资料。

∵∵∵∵历年来影响后世人文思想、学术创作的重要撰述有很多,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有提到的,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顗的《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大乘法苑义林章》,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錍》,慧能的《坛经》,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普济的《五灯会元》,僧挺守赜的《古尊宿语录》,延寿的《宗镜录》,契嵩的《辅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着。

∵∵∵∵此外,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唐道宣的《广弘明集》、《法苑珠林》,也都是极为重要的佛教思想资料。又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赞宁的《宋高僧传》,更是研究中国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四、出版杂志

∵∵∵∵佛教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广被四海,文字般若的传递,功不可没。尤其佛教要现代化为时代所认同,要大众化为社会所肯定,要国际化为全世界、全人类所共信共行,则佛教文化之积极开拓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推展。在民国谛造后,中国最早发行的佛教刊物为《佛学丛报》,继之有《海潮音杂志》、《觉生月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月刊》、《菩提树杂志》、《觉世旬刊》、《狮子吼月刊》、《普门杂志》等,接引了广大的信众进入佛门,也教育了为数众多的信徒深入佛法义理,使他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获得了扎实而又安稳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佛教杂志的出版,为佛法的弘传贡献甚多。

∵∵∵∵∵∵五、佛像雕刻

∵∵∵∵佛像,是指佛的形像。广含有菩萨、罗汉、明王诸天等像。我们由礼拜佛像,可以使内心产生一种景仰的心理,这是佛教艺术的教化功用。此外,透过观赏佛像造形,可以明了其与当代社会思想的关系,有助于探讨追寻文化发展的脉络。

∵∵∵∵有关佛像的起源,据《增一阿含经》的记载,佛陀在世时,优填王与波斯匿王曾各以牛头栴檀与紫磨金雕制佛像。佛陀涅盘后,佛教徒多以金刚座、菩提叶、***、佛足、伞盖等为膜拜对象,直至大乘佛教的兴起,佛像雕刻始渐流行,因此诸大乘经典中有甚多关于造像因缘及其功德的记载。

∵∵∵∵佛像雕刻有各类材质,传于后世者,以石像为最多,印度犍陀罗、摩菟罗、波罗奈之故址皆有石像出土。其他如柬甫寨的安哥窟、爪哇的婆罗浮图等,皆有雕造精湛的石雕艺术。在我国,东晋戴逵以雕画佛像着称。至南北朝时代,造像风气已大为盛行,梁代僧佑即于弘律之外,大力雕造佛像,北朝在平城武州山、洛阳龙门山等地皆有石像之形态。现今敦煌千佛洞中,犹存有六朝以下历代的雕像与壁画,为我国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六、书画艺术

∵∵∵∵佛教艺术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寺塔、石窟、绘画、书法、文学、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种类繁多,不一而足。例如开凿于西元前二世纪的印度阿旃多(Ajanta)石窟,素有“东方艺术之宫”的美称,其壁画艺术以规模宏大、笔致精妙、保存完整而着称于世。

∵∵∵∵我国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其在唐代,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之殊遇。着名的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于阗国的尉迟乙僧,被誉为初唐第一位佛画家,擅用阴影法,使画面具有凹凸的立体感,作品有长安慈恩寺的千臂千曼殊师利菩萨像、光宅寺七宝台后的降魔、净土经变等。此外,我国禅僧的水墨画,至今仍被画界所重视,此类仅藉上墨色来表现宇宙风范精神之画风,可视为禅宗特有之风格,亦为中国艺术之奇葩。

∵∵∵∵自宋以后,大型壁画的独特画风逐渐衰微,代之以禅宗祖师像、罗汉像,又在禅僧指导下,墨画与书法因而发达,着名的禅画代表者牧谿、梁楷、石涛、八大山人、渐江、若芬等,其绘画技巧特出,气概壮大,予画界极大的影响。其中尤以石涛最具代表性,其“一笔画”之绝创,为我国禅画最佳之写照。日本十五世纪室町时代即集我国宋代墨绘之大成。

∵∵∵∵佛教界擅长书法者,如:唐代僧怀素,善草书,尤以“狂”草出名,对后世开草书的脉流、书法意境上的启发,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所流传于世的自叙帖、千金帖、藏真帖等十余种书帖,人称瑰宝,是后世学习书法者最好的临摹范本,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唐末贯休禅师,为诗人、画家,又善草书,时人将他与怀素相比。

∵∵∵∵∵∵七、文化交流

∵∵∵∵佛教僧侣为了求法取经和弘传佛法,经常有中国僧人西去和异国僧侣东来,他们除了求取佛典以外,也附带携来当地的珍异植物或佛教文物。例如唐代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往返十九年,行程五万里,“所见所闻,百有三十八国”,其中“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大大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并为佛教在中土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鉴真大师,于天宝十二年(∵753)应日本遣藤原清河等人邀请,第六次启航,赴日本传戒并开创日本律宗。随船带去了大量的佛教经像法物、药物与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医学、雕塑美术、建筑皆有相当贡献,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西域僧侣的东来,输入西域的医药学、绘画方法,促使中国与西域医药学的相互吸收融合,及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此外,经由寺院的活动,引进了西域的乐曲、舞曲、舞蹈、乐器演奏和各种杂技项目等,这些都是佛教在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贡献。

∵∵∵∵∵∵八、科技文学

∵∵∵∵古代的佛教徒,对于社会科技以及文学的造诣均有很大的贡献。

∵∵∵∵科技:佛教天文学是经西域摄取自西方天文学知识,再经由汉译经典传至我国、日本。其中较重要的是二十八宿之设定,如《摩登伽经》上记载有印度的二十八宿。其次,于占星、历法上,地位较重要的是十二宫。密教发达后,佛教徒乃将十二宫与二十八星宿重新组合,如《宿曜经》即载有密教占星法的构成。

∵∵∵∵唐朝密教高僧一行,不仅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五行,更被及天文与人文之二大科学领域。我国向来所使用的麟德历常与日蚀相违,玄宗乃于开元九年(∵72)请一行整理历法,完成《大衍历》。其后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一百五十余颗恒星的位置,并算出子午线的长度,得知子午线一度之长为三五.一二七里。比西元八一四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早九十年。一行对于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在我国历史上,可说是难得的人才。

∵∵∵∵文学:佛经如简洁金言集的《法句经》、故事性浓厚的《譬喻经》、《本生经》,或构想雄伟瑰丽的《维摩》、《法华》、《华严》等大乘经,均属富于文学色彩之圣典。唐代诗人王维、白居易等,留传许多佛教诗词。居于始丰县天台山国清寺寒岩中之奇僧寒山,遗有《寒山诗》三卷,可谓句句皆具独特之风趣。至宋代,禅僧辈出,杰出之诗作不胜枚举,其中以雪窦重显禅师的诗风,被誉为具有翰林学士之风。

∵∵∵∵此外,举凡中国的文学小说、戏剧、音乐、国音字母等,都受到佛教巨大的影响,譬如《西游记》、《红楼梦》、《老残游记》,这些不朽的古典名作,全都充满浓厚的佛教思想,甚至现在的拳术、剑术、花道、茶道,都寓含着佛教的精神。佛法丰富了文学的生命内容,也提升了文化生活的层次。

∵∵∵∵∵∵∵第二篇∵∵人间佛教的教育事业

∵∵∵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教育家。佛教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是道德的教育,是超凡入圣、解脱苦恼的教育。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以四圣谛、六度、八正道、十二因缘开示离苦得乐的法门;三藏十二部经中,以长行、重颂、譬喻、本事等作为教化众生的方法;从鹿野苑度化五比丘始,至毘舍离之普会讲堂、只洹精舍七十二座讲堂、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到临涅盘前娑罗双树下的最后遗教,佛陀对国王、宰辅大臣、学士文人、商贾旅人、老人、妇人或儿童,乃至六道众生,其说法开示,观机逗教,举喻说事,都是深入浅出的教育例证。∵

∵∵自古以来,佛教的丛林寺院就是提供十方衲子、学士文人参访修道的学校;因此,培育人才就是佛教寺院的功能。佛教的教育事业大致可分为四类:学院禅林、佛教大学、社会义学、传授戒法。

∵∵∵∵∵∵一、学院禅林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那烂陀寺为七世纪时古印度规模最为宏大之佛教寺院,亦为佛教最高学府,僧徒常达万人,主要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明、术数等。大乘有宗的论师,如护法、德慧、胜友、戒贤、智光等人,都曾先后在此讲学,或担任住持。此外,远自我国的玄奘、义净;新罗的慧业、阿离耶跋摩等人,皆曾于此就学,发表论着、培育僧材、教化众生。这是寺院具备教育

功能及培养僧材的实例。

∵∵∵∵自从佛教东传以来,唐朝的马祖道一禅师创建丛林,其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则制订丛林清规。丛林教育的精神,是要人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不是在口头上谈玄说妙。因此,过去丛林,规划很完善,无论从建筑结构、人事组织,甚至于寺院供奉的佛菩萨圣像,处处都表现着完美的教育。又丛林寺院活泼讲学的风气,对于社会知识份子的影响极大,如宋元明清四代书院都仿照丛林寺院的学风而设立。北宋开创理学的大儒,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学思想的启发,就是在讲学的风格与人格教育规范上,也因受到丛林制度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采取静坐、讲学、实践等方法。

∵∵∵∵民国以来,佛教界所兴办的佛学院,是新式佛教教育机构,其教育方式异于传统丛林。大体与新式学堂的教育方式类似,唯所授之科目内容则以佛学为主,以世学为辅。民初以来的着名佛学院,有法界学苑、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等校。***迁台以来,在***创办的佛学院先后亦有寿山佛学院及东方佛教学院等数十所,培育造就了许多弘法人才。

∵∵∵∵∵∵二、佛教大学

∵∵∵∵民国以来,倡导新式教育的佛学院日增,以大学为名者有上海爱俪园华严大学、扬州长生寺华严大学院等。***迁台后,佛学院亦纷纷设立,相当于大学学制者,有佛光山丛林学院。此外,中国文化大学设有印度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所,均为专门研究佛学之机构。

∵∵∵∵日本自大正(92925)以来,各宗派纷纷创立综合或专科大学,如真宗本愿寺派之龙谷大学、大谷派之大谷大学、日莲宗之立正大学、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学、曹洞宗之驹泽大学、净土宗之佛教大学,及天台、真言宗丰山派等联合创办之大正大学,此外另有种智院等十余所大学,而一般公私立大学亦大多设有佛学课程。

∵∵∵∵欧美一般大学,如美国柏克莱、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威斯康辛、西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亦皆设有佛学科系,或长期之佛学讲座。

∵∵∵∵此外,如印度之梵文大学、那烂陀大学、维湿瓦巴拉迪大学(∵Visva∵Bharati)、韩国的东国大学、泰国的皇冕佛教大学、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及高棉在沦亡以前的佛教大学(Preah∵Sihanu∵Raja)、佛教研究院(∵Buddhist∵Institute)等,均为推动当代佛学研究,培养僧伽人才的重要学府。

∵∵∵∵∵∵三、社会义学

∵∵∵∵历年来,佛教在各地设立义学,***教育贫穷人家失学的子弟。如上海南翔义学、镇江焦山六圩义学、南京普德中小学、栖霞中学等,均为社会庶民提供了教育服务。寺院又***为莘莘学子提供了读书的场所,因此曾经寄读于寺院,日后进士及第,位居卿相者甚多。如唐开元进士杨祯、大历进士李端、贞元进士王播、武宗宰相李绅、懿宗宰相徐商、昭宗宰相韦昭度等人,都是着名的例子。又像宋朝的要臣王安石、范仲淹、胡瑗、吕蒙正,年轻时代家境贫寒,都曾在寺院挂单苦读而成功;就是当代的先总统蒋公中正,也曾在浙江雪窦寺读过书;梁漱溟因投考北大落第,于寺院苦读,研究“印度哲学概论”有成,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所青睐,破格获得北大助教职位与荣誉。今日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的青年学子,到寺院埋首用功。

∵∵∵∵另外,佛教界亦兴办多所社会中学、大学,嘉惠学子,造福人群,如宗仰中学、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中华学校、泰北中学、佛光大学、南华大学等,总算起来不下百数十家。尤以今日佛教教育蓬勃发展,儿童有星期学校、夏令营;青年有青年会、大专社团;信徒有信徒共修会、信徒讲习会、都市佛学院、抄经班;还有为信徒及一般社会大众所开设的各种技能训练班、才艺班等,都为社会提供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教育功能。

∵∵∵∵∵∵四、传授戒法

∵∵∵∵佛教为端正僧俗七众弟子身心,增益佛教徒戒定慧三学,时常举办传法授戒,以戒法来规范行为道德,培养圆满崇高的人格。

∵∵∵∵历年来,佛教启建戒坛,为出家僧尼传授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为在家居士传授五戒、八戒、菩萨戒,并举办短期出家等,以增进在家佛弟子的信心、道念,为净化人心、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第三篇∵∵人间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为怜愍娑婆世界众生的种种疾苦而应化世间,并宣说种种离苦得乐的妙法,谓:“贫穷者教以大施,病瘦者给予医药,无护者为作护者,无所归者为受其归,无救者为作救者。”佛教徒本着佛陀此一慈悲济世的本怀,在人间推动实践各项慈善事业。

∵∵∵∵∵∵一、赈饥施贫

∵∵∵∵西元前三世纪,中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世阿育王,为了兴隆佛法,在四边城门设置药品仓库,***施予僧众、百姓医药,使人民免除贫病的威胁。每日并以一千钱供养塔像、一千钱供养上座比丘、一万钱供养僧众、一万钱添置药品等。同时在道路两旁遍植林荫树木,广凿口井,以便往来行人消暑休憩之用。

∵∵∵∵隋朝的法纯法师,住大兴善寺,心怀“人饥己饥”的菩萨情怀,遇人民饥苦,常脱去僧装,换上俗服,默默的潜赴市里为人做工,把赚来的工资分赠给贫苦的人;遇有道路崩塌,便自动自发的担起筑路的工作,所得报酬则布施给穷苦的人。

∵∵∵∵唐朝京师会昌寺德美法师,常惠施贫困,每年都行大布施,赈济穷人。梓州通泉寺慧震法师,常大开山门斋僧,对于远自四方齐聚而来的贫穷人等,也都一一施舍,从未怠慢。荆州开圣寺法云法师,常把所获得的施物,立即转施贫病。京师弘福寺灵润法师,则常在京里施设千僧会,出了京便对贫穷之人广施救济;晋州大梵寺代病师,凡属荐饥,必力募设食以济众,后于赵州设立施食道场,前后有八次之多,救济了无数饥民。

∵∵∵∵唐朝兴国寺昙选法师,终年在寺前放一口大锅,每逢灾荒,便亲手煮粥赈施饥民。汉州开照寺鉴源法师,每逢讲经则设千人粥分施饥民。山西省蒲州仁寿寺的志宽法师,不但常替乡人医治疾病,遇到饥馑之年,即煮粥让饥民食用,因而博得地方人士的爱戴。元代佛光大师志德和尚,每逢饥荒之年,必煮粥赈济饥饿民众,蒙他救助的多达数万人。明朝时,德清禅师住山东劳山(牢山)那罗延窟,曾以慈圣皇太后敕赐的三千金赈济灾民。

∵∵∵∵清末民初,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国人饱受内忧外患之苦。忠诚体国、悲心救世的佛教徒||戴季陶先生,自民国十九年起,即在自宅南京五台山孝园内施医济药,每到冬天于湖沙、广汉、洛阳、长安等地施放米粟寒衣;遇地方水旱天灾,则捐款赈济。因此,佛教历年来的赈饥施贫,对安定社会民心有很大贡献。

∵∵∵∵∵∵二、养老育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贫苦无依的老人与失怙弃养的孤儿,一直是佛教所致力救济的对象,因此,佛教寺院有的创办养老院、育幼院,有的协助***展开养老育幼的工作。例如绍兴元年徽州太守徐谊创建的居养院,绍兴三年吴兴知州王设置的利济院,都是由法师负责。严州淳化县的安养院,由了勤法师捐仁寿乡田五亩、四向院支久法师捐太平乡田十亩支持,岁收由***催缴,而由传教寺师亮法师负责财务的收支。此外,嘉定五年黄公度在建康(今南京)创养济院,景定时在城南城北并置二所居养院,都由法师负责。南宋宁宗以后,地方设有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专门收养抚育弃儿和贫儿。如嘉定十年真德秀设慈幼庄,由蒋山寺、保宁寺、清凉寺、天禧寺等四寺,每年轮流派僧侣主持。

∵∵∵∵上述的居养院、育幼庄等,都是由寺院协助官方经办。民国以来,星云创设老人精舍、仁爱之家、育幼院等慈善事业,将佛教的爱心广泽于贫苦无依的老弱无依者。

∵∵∵∵∵∵三、创僧只户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人民要仰赖上天吃饭,遇有天灾,农作物欠收时,人民的生活就成问题。

∵∵∵∵北魏年间,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昭玄都统昙曜曾奏请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只户”的制度。所谓僧只户是:每逢丰收年,由人民以谷物六十斛(唐制为三千六百升)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今的佛教总会),以备饥荒时赈济饥民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为“僧只户”,其所缴的谷子则称为“僧只粟”。这些僧只粟储存下来,若遇荒年,可供赈灾之用,待丰收年时,再归还寺院,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资助平民的金融。这是为救济饥民而设立的制度,类似现代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在当时甚受社会大众的欢迎,这是佛教对现实社会的一项慈善创举。

∵∵∵∵∵∵四、设无尽藏院

∵∵∵∵从南北朝开始,寺院内不但设僧只户,也设其他金融事业,称为寺库。在《续高僧传.僧稠传》即有“寺库”的记载:“北齐文宣王,敕送金钱和衣服与僧稠,令在寺中置库以纳,使之供为寺中常费或其他。”而在隋、唐、宋朝时期,此寺库的施设仍继续流行着。宋朝时,曾改为“长生库”,及至元朝,则称为“解典库”,即是将百姓拿来质押的典当品,收集纳之于寺库,类似今日的“当铺”。

∵∵∵∵“无尽藏院”和这些寺院金融机构相类似,它是用以资贷财物,供人民周转之需,为唐朝化度寺信行禅师所创设,其设置目的有三:救济贫民;社会经济的流通;寺院中修道资粮的储备。无尽藏院里金钱借贷的情形极为频繁,手续非常简单,不必填写借贷字据,也不另加利息,甚至不需要抵押物品,到期自然偿还即可,纯粹是一种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五、行医救人

∵∵∵∵佛陀是大医王,善于疗治众生的身心疾病。自古以来,佛教许多僧尼也都精于医术,他们在弘法的同时,也为人疗病。例如:东晋的佛图澄,巧于医术,又善持神咒,受其疗病而恢复健康的人,不计其数。再如师事佛图澄的竺法调,亦是医术精湛的医僧,医术远近驰名。东晋中叶,竺法旷于疾病流行时,游行各村落,发心为病患疗疾。北魏道人统师贤,亦以医术知名。

∵∵∵∵唐朝雍州梁寺法喜法师,精于医术,有人生病,不论认识与否,一定亲自探视治疗,必要时也会详察病人的尿、屎、脓、痰等物,作为诊断的依据,这种不避污秽的精神,深受远近道俗的敬重。晋州大梵寺的代病师,发愿代人受病,解救众生之苦。其住天台山国清寺时,经常到各处巡医。

∵∵∵∵∵∵六、设养病坊

∵∵∵∵唐朝初年,洪昉禅师在陕西建立龙光寺,并于寺内设置病坊,收容病患,其数常达数百人之多。北齐文宣帝时,那连耶舍在汲都的西山建立寺院,并在寺中收容疠疾患者,给予医护与疗养。唐初蜀地福成寺道积、石头城智严等,都曾建病坊以收容病者,甚至亲自为病患清除污秽、洗涤恶臭,乃至为他们吸脓疗病,这实在是佛教最早的慈善医疗事业之服务。

∵∵∵∵此外,在南北朝时代,由南朝齐武帝的太子文惠与其弟竟陵王子良所设立的“六疾馆”,其功能与唐代的养病坊性质相同,都是为救护染患一切疾病穷人所设的收容所。北朝北魏的宣武帝,在永平三年(∵50)也设立了疗养所,把京畿内外的病患一起收容在此,加以治疗。

∵∵∵∵∵∵七、戒杀放生

∵∵∵∵佛教的慈悲心,是普及一切众生的,所以杀生被列为佛教的根本大戒之一。而放生更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心体现,对今日社会大力提倡的“生态环保”,有其正面而直接的助益。

∵∵∵∵常以佛教徒自居的梁武帝,着有︿断酒肉文﹀,并曾颁行禁屠诏令;以佛教精神统治天下的隋文帝,在开皇三年诏示天下:“正、五、九三月为长斋月,以及每月六斋日禁杀一切生命。”唐高祖在武德二年也曾诏示:“庶民须习佛制,今后每年之正、五、九月及月十斋日,一切人等不许执行刑戮,杀害动物,捕杀鱼贝,此禁令即为国制。”由于帝王崇佛,使体现慈悲精神的戒杀运动能普及于全国。

∵∵∵∵天台四祖智者大师,曾居住在南方沿海一带,每日见渔民们罗网相连,横截数百余里,滥捕无数的鱼虾生灵,心中不忍,于是经常购买海曲之地,辟为放生池,共遍及全国八十一个地方。开皇十四年,他应请开讲《金光明经》,阐扬物我一体的慈悲精神,感化以渔、猎为业者,共有一郡五县一千多处,全部止杀而转业。

∵∵∵∵宋初天台的义寂法师,常应村人邀请,浮舟江上,一面放生,一面讲《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唐代译经僧法成法师,曾在长安城西市疏凿一大坑,号曰“海池”,引永安渠的水注入池中,作为放生之处。唐初杭州天竺寺的玄鉴法师,常以爱物为己任,将寺前通往平水湖的河流作为放生池,并得到太守的批准,禁止人们在六里内捕鱼。

∵∵∵∵明朝莲池大师撰︿戒杀放生文﹀以诫害物,并在云栖寺设置放生场,寺里的僧众则自减口粮节约两百石,用来赎换鸟类,将其放入放生场中。唐末五代永明延寿禅师,未出家前,曾任华亭镇将,督纳军需。因私用官钱买鱼虾等生禽放生,事后被判处死刑,在押赴市曹行刑时,面无戚容,典刑者追问其详,他坦然地回答:“动用库钱是为了护生,自己并没有私用一文。”后来,被无罪释放。

∵∵∵∵由于佛教僧侣们“以爱物为己任”,广行放生,不但拯救无数生灵,且蔚成社会善良的风气。

∵∵∵∵∵∵八、义冢义葬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的过程,儒家认为生养死葬是为人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孝道。但是对于贫苦人家,生养固然不易,死后无力埋葬者,更不乏实例,因此古来民间即流传许多卖身葬父的感人故事。尤其在战火离乱、旱涝灾荒的年代,更可见遍野尸骨无人收埋的悲凉景象。

∵∵∵∵宋代以后,发展出“漏泽园”的制度,这是由官方出钱,僧人主管义葬流民的制度。如孝宗淳熙九年,郡守赵雄置漏泽园,请开如、真如二寺僧众主掌安葬饥民的事务。

∵∵∵∵然而漏泽园有一定的程规和管理办法,弹性少,遇有兵灾时疫,较难发挥功能。因此,为因应需要,漏泽园外又有所谓的义阡、义冢,二者也是由僧人负责。如建炎二年,金兵南下,建康(南京)遭蹂躏,死伤无数,在官方召募下,华藏寺、能仁寺、保宁寺、清凉寺、寿宁寺的僧众,共筑义冢八所,掩埋数万具遗骸。

∵∵∵∵建康除义冢外,还有义阡,如真德秀于宁宗嘉定八年,在南北两门外设置南北义阡,南义阡设立之初请道明法师主掌,后来改由邻近的殊胜寺派僧人管理。

∵∵∵∵另外,还有称为普同坟的,一般民众也可以利用,与义冢、义阡性质相同。绍兴十一年福州怀安县所建筑的即是普同坟,是当时丞相张浚请芙蓉寺法师主持的。

∵∵∵∵以上所提都是官方出资主办,而由僧人实际负责,也有僧众自动自发出钱出力,如绍兴初年,金兵渡江,尸骨遍野,便是由丹徒县金山龙游寺净信法师与其他僧众二十人,亲自收尸掩埋。宗华法师也在官方委托下,负责养济院死者及外地流浪死亡者遗骸的掩埋。建炎绍兴年间,日智法师埋葬罹兵灾者,多达十万人。万历二十六年,广东雷州瘟疫流行,死尸相枕藉,憨山德清禅师恻然悲愍,亲率徒众、村民掩埋尸首,以免瘟疫泛滥,并广荐超渡法会,消解疠气。今日佛光山万寿园公墓也为孤苦无依者,***提供一“最后的归处”。

∵∵∵∵∵∵∵第四篇∵∵人间佛教的社会公益事业

∵∵∵∵《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七载,有五施令得大福,即:造作园观;造作林树;造作桥梁;造作大船;与当来、过去造作房舍住处。佛教徒一向秉持佛陀此布施利众的精神,长期以来积极从事公益事业,举凡植树造林、筑桥铺路、水利等,都不辞辛劳,出钱出力,利益社会大众。

∵∵∵∵∵∵一、植树造林

∵∵∵∵植树除有经济上的效益外,还可以绿化环境、清新空气、隔绝噪音、涵养水源,尤其有利于水土保持,对山坡地的维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古以来,寺院都很注重植树造林的工作。我国晋、唐时期,全国各地大小寺院普遍植树,尤以在都会和名胜之地的大寺院,其种植业的规模都很大。如:长安中兴寺,北周末隋初于昆池之南置庄,“梨枣杂果,望若云合。”京邑清禅寺,在唐代“竹树森繁,园圃周绕。”北魏洛阳法云寺“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梁代建康南涧寺“列植竹果,四面成荫。”五台山中台大孚寺,“寺南有花园,可二、三顷许,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状同舒锦。”衡山金轮寺,唐末时“环寺杉松数万”。泗州开元寺“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凤翔法华寺有梅谷、竹林、药圃、庭橘。洛阳大福先寺有桃园、竹苑、莲池、桂树。

∵∵∵∵寺院遍植林木,不仅美化寺院周围的环境,同时还能收到保持水土、防治自然灾害之功。如淮泗间原来地卑多雨潦,岁有水害,唐代泗州开元寺明远大师与郡守苏遇等,谋于“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由是僧与民无水灾之患。

∵∵∵∵佛教寺院不仅于植林贡献甚多,就是对山林的维护亦力尽其责。如唐代南岳玄泰上座,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木烧畲,为害滋甚,乃作︿畲山谣﹀,远近传播,达于皇帝耳中,遂有诏禁止。

∵∵∵∵∵∵二、垦荒辟田

∵∵∵∵佛教在印度,原本是以托乞食为主。到了中国禅宗,而有“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开始了寺院自己垦荒辟田,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是典型的例子。

∵∵∵∵寺院的垦田,通常以山田和海涂田为主。如商州福寺的清弁法师,于后唐末帝清泰年中,重新修葺寺宇,开垦山田,兴造水碾,经过十四年的努力,终于有桑有蔬、有圃有园,僧徒的给养,没有匮乏之虞。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住持永净法师,曾经开垦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

∵∵∵∵唐代元成宗大德五年,佛日普光禅师住持广利禅寺时,发动僧信劝募,得款三万缗,购买余氏海涂田一千多亩,着手建筑岸堤,芟芜除棘,命名为广利庄,每年收入有千斛之多。东南第一禅刹的天童寺,也因为大量开垦海涂田,岁入倍增,曾经岁收三千斛,而赢得第一禅刹的盛名。余如南宋愚谷佛慧禅师,理宗宝佑年间住持鼓山西禅寺,曾开垦海涂田,筑成大宁庄和长乐大泽庄。松江府延庆讲寺思恭法师,自理宗开庆元年主持寺务,即开辟废田,每年增加租课。有需禅师开创兴化府仙游县的万安院,就靠垦田的收入,养百余徒众。∵∵∵∵以上各寺院的开荒垦田,不但让寺院自给自足,增加收入,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的建设与繁荣。

∵∵∵∵∵∵三、凿井施水

∵∵∵∵古代的饮水以井泉为主,寺院每于需水的地方修筑井泉,提供给民众汲饮。如杭州吴山之麓,有一大井,是吴越时德韶国师所凿,井水泓深寒冽,淳佑七年,发生旱灾,城中所有井水都枯竭,惟有依赖此井维生。唐朝李泌曾在钱塘开凿六井,因为靠近大海,水质苦咸。后来陈述古为郡守,于询问民间疾苦时,民众请求重濬六井,郡守便请子珪、仲文二位法师负责浚南井,解决水质问题,嘉惠民众。

∵∵∵∵唐初京师弘福寺的慧斌法师,为报父母恩,发心在汶水之滨开凿义井;华严寺的澄观法师也在江甯的普惠寺中凿井供众。

∵∵∵∵∵∵四、兴建水利

∵∵∵∵佛教对地方公共设施的贡献,最具代表性的,除了筑桥修路,就数水利建设。

∵∵∵∵福州常乐县绵亭洋,在宋祥苻元年,由维溪法师经过九年的努力,截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丈,设置斗门四处,可以灌溉的农田有四十顷。同为长乐县的香严上下洋,则于宋天禧二年,由师振法师发起劝募,集合僧俗之力,筑堤九百余丈,设置斗门三处,泥门五处,经过十一年完成,灌溉的农田达二十余顷。

∵∵∵∵黄蘖郑渚田,于天禧初年,由履元法师筑堤,长三百二十丈,斗门有二十四处。灵德县的赤鉴湖,于元佑四年,由里人林圭与灵泉寺养誉法师修建泗洲桥,长三十丈,又筑堤长二里,宽二丈,并设置斗门二处,可以灌溉农田三百多顷。

∵∵∵∵其他如泉州晋江县的烟浦埭,全县三分之一的农田都仰赖它灌溉;靖康元年防水的土堤损坏,绍兴六年守令洪元英委任祖派、体柔二位法师负责修筑,历经三年完成,施恩百姓,功劳很大。

∵∵∵∵∵∵五、筑桥铺路

∵∵∵∵筑桥铺路,自古以来即被视为善行义举,不仅利济行旅,而且有促进地方繁荣的功能。佛教的僧侣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胜枚举。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五说,持地菩萨往昔在普光如来时,为一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碍车马行走的地方,都一一建造桥梁或平填修补

。凡是一切公益建设,造福人群的事,他都义不容辞地为大众服务。

∵∵∵∵筑桥:南宋道询法师,广建桥梁,造福乡梓,深受漳州、泉州人士所爱戴。所造桥梁有:晋江县的回龙桥、清风桥、盘光桥;惠安县的青龙桥、獭窟屿桥、南安县的通郭桥、弥寿桥等二百多座。普足法师,一生募造桥梁,以渡往来。所建桥梁有:从龙桥、谷口桥、双济桥、清水桥、通泉桥等数十座。

∵∵∵∵宋代了性法师,建安溪县的龙津桥、万石桥;晋江县的安济桥、甘棠桥、棠阴桥、龟山桥、石笋桥等,不计其数,造福了不少人。其弟子守净法师,秉持师训,继续建造桥梁,所建的桥梁有:金鸡桥、青龙桥、石马桥、龙济桥、可渡桥、安利桥等。

∵∵∵∵铺路:句容县位于万山之中,舟楫不通,商贾都是靠车毂在各地运输。宋英宗治平初年,明庆法师曾劝募民财,砌筑县城的街道,并铺上砖石。后来,因轮毂日夜交驰,砖石路面逐渐碎裂,兴教院的觉先法师便于理宗淳佑六年,率领徒众募款修路,共修筑街面二百四十二丈长。

∵∵∵∵嘉兴崇德县从东兴到沙渚,多为田地,每遇到风雨冰雪,便成一片泥泞,教人寸步难行,演教寺的思齐、蕴常法师于是率先筑成三里石路,剩余的二十多里,则请崇胜寺的道琛、文达法师,率同僧俗一起完成。此外,长沙县的通衢大道,街面虽铺有砖石,但是历时久远,已经颓坏不堪,车马往来相当艰难,由于愿兴法师的担泥负土,才使得道路平坦。

∵∵∵∵粤西全州湘县西边,两山峙立,悬崖峭壁,下面则是飞泉水瀑,道路险阻,虽为湖湘往来的要道,行旅之人却视为畏途。唐朝时虽曾凿石构木为桥,但也因年久而损坏;以舟船渡人,则由于水流湍急,常常人船沈溺。徽宗大观二年九月,永玦法师化缘募工凿山,建筑木桥二十座,并砌石路,让人行走方便,政和三年完工,前后共花费了五年的岁月。

∵∵∵∵唐武宗时,东都洛阳附近有着名的黄河天险龙门潭,其中包括八节滩与九节石,船舶每次航经这个地方,十次有八九次会覆舟翻船。尤其寒冷的冬天,罹难者在水中挣扎,饥寒交迫的呼救声,更是令人不忍听闻。当时道遇法师看到这种情形,便伙同白居易等,发愿誓必打通此县险路,于是劝导两岸的民众,贫者出力,富者出钱,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将此自古以来的险津彻底消弭,促进交通的便利,也使得当地民众的生命有了更大的保障。

∵∵∵∵从寺院僧侣们热心投入筑桥铺路的工作里,可以看到佛教对地方的开发、建设与发展的贡献。

∵∵∵∵∵∵六、经营碾磑∵∵∵∵中国人是以米为主食的民族,舂米便成为民间重要的劳务。在工业未发达的时代,农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费时又费力,尤其大丛林人口众多,人工舂米常常供不应求。唐宋时丛林便开始附设碾米工厂,这是因为丛林大都建在山川之间,水力运用方便,因此得以大规模经营碾米业,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磑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宁宗嘉定七年,陇石麦积山瑞应寺重建胜仙寺、崇果寺,也都有水碾磑的设置。不仅长安、洛阳的各大寺院,在敦煌地方也有利用水力的水碾磑的经营,作为寺院收入的主力财源。

∵∵∵∵此外,也有寺院与碾户相互扶助,从事油类的制造。这些都是寺院的经济来源之一。由于寺院拥有碾磑设备和制造油类的设备,不但方便了寺院本身,也嘉惠当地的民众,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

∵∵∵∵∵∵七、利济行旅

∵∵∵∵佛教在衢道路旁搭建凉亭,让羇旅在外的行人有避雨休息的场所;佛教在村野荒郊施设茶水,让风尘仆仆的乡客可以解除饥渴;佛教在幽暗的曲径,点挂灯火,为迷途的游子指引光明。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发达,行贾在外的商人,或应京赶考的考生,常常借宿于寺院中,因此自古以来寺院即对行旅路人,提供莫大的贡献。

∵∵∵∵《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唐宪宗元和三年诏敕,科举考试经常进行到夜晚,对无法返回寓所的考生,则以光宅寺为其宿舍,而监考和执事人员以及考生带来的随从等人,因需俟举人考试完毕,因此将他们安排住宿于保寿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五台山路的普通院是为朝山的香客们所准备的寺院,供人休息与投宿。

∵∵∵∵∵∵八、急难救助

∵∵∵∵每当国家遭逢战争,兵荒马乱之际,寺院往往成为军队驻扎的场所,难民栖止的避风港,为急难中的军民伸出援手。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的皇觉寺曾收容国军两师军队;南京栖霞寺志开上人等每日收容难民达二十万人,寺院里的师父们每天为了煮稀饭给二十万人吃,就忙得不可开交。

∵∵∵∵佛教解决了士兵、难民们的生活问题,安抚动荡不安的民心;佛教慈悲包容使许多遭受刀兵劫难的人免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佛教虽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对于保民养息的利行,却发挥了极大的功能。

∵∵∵∵∵∵九、设置浴室

∵∵∵∵《增一阿含经》载,佛陀告诉诸比丘,造作浴室有五种功德。即:除风;病者得差;除去尘垢;身体轻便;得肥白。并说若有四部之众欲求此五种功德者,当求方便造立浴室。因此,在佛陀时代就有造浴室利众之举。

∵∵∵∵古代的中国,亦普遍缺乏浴室设备,因而古代寺院颇多附设浴室,供众沐浴除垢,袪病疗疾。例如五代常觉法师,于汴京建立普净院,并设置浴室,每月八、十八、二十八日开放给大众沐浴。自后唐天成年间至后汉干佑年,每月须花费一百三十六万钱,耗费之钜,可想而知。

∵∵∵∵此外,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法师,也曾施设浴室供众沐浴,一年有七十余会,一浴则远近都集二三千人,可谓利益大众。

∵∵∵∵∵∵十、设佛图户

∵∵∵∵北魏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曾奏请文成帝设置“佛图户”。这是藉着佛教的教化与督导,使那些叛乱重犯、俘虏和投降者的劳力,提供寺院的清扫或寺田的耕作。此举不但增加寺院的人力,同时狱囚们在寺院里接受佛法的熏陶及僧尼的感化之后,常能痛改前非,达到净化人心的效果。此一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奴隶的解放运动。

∵∵∵∵佛图户的建立,不仅安抚齐民的怨叛,也解决了国家社会、佛教的经济问题。

∵∵∵∵∵结语

∵∵∵∵自古以来,寺院就是代表传法、办道的地方。有寺庙、庵堂就有法在,就能办道,寺院也往往因而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结合在一起,也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因为寺院本身慈悲为怀,方便为本,所以贫苦时可以向寺院求援;生病的时候能住在寺院治疗;寺院也对民众有物质救助的功能。中国的交通史上,对于寺院提供百姓住宿,更是无法抹灭的贡献之一。

∵∵∵∵佛教为人间提供各种医疗救济、社会公益、教育、文化等事业,造福人群不遗余力。今后,只要能对国家民生、对社会大众、经济利益、幸福快乐生活有所增加的事业,佛教徒都应该去做,这才是普济群生。

∵∵∵∵其实人间佛教的事业,不光是文化教育、慈善、社会公益而已,建立现代化的人间佛教,其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报纸、电台、公司。所谓工农商等,佛教寺院可以鼓励信徒设立,僧信合作,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福利,为人间佛教树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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