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物流失内幕

我国文物流失内幕

□∵《21世纪》∵2009年第05期

业内人士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

一位业内专家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

“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于2月下旬在法国拍卖一事一直备受社会广泛关注。北京律师刘洋、李兴锋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追索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诉讼律师志愿团”,但尴尬的是,此前一直没有一个机构、组织或个人站出来当原告……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记得当年的“鬼谷子下山”,2005年7月,佳士得公司在伦敦拍卖一只产自景德镇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家孙子的师父,图罐所绘即是他被请下山,以解燕国被强兵围困的故事。这只从数月前就开始巡展,据说全世界仅存7件的元青花,最后拍出了折合2.3亿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有人估计,“鬼谷子下山”让中国的收藏大军增长了至少三成。吴树记得,当年年底,各路人马云集内蒙古四子王旗,疯抢各种“元青花”,到最后连赝品都供不应求,不少人掘地三尺,把荒地翻个底朝天,而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连刚入门的新手,都敢血拼“元青花”,一位教师不惜用一套房子去换取一个元青花小罐。国内的拍卖公司自然相机而动,轮番上阵拍卖元青花,仿佛没有元青花,就不叫拍卖会。

出海

如果把文物的流向视作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方向自然是市价最高处,不过由于中国的法律禁止倒买倒卖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文物,于是文物的流动形成暗河——熟客介绍熟客的关系网。“好东西谁会摆出来卖啊!”潘家园的一位商贩说。一般是几经转手,通过种种办法“洗白”。

“手法非常多,以拍卖公司而言,就可以把出土年代往前推,说是建国前出土,那就算传世文物,可以拍卖了。”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负责人透露。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流失发生在清末民初,据统计,这一时期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这一浩劫之后,中国文物又经历三次“流失浪潮”,一次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多受过相关的教育,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加以保护,然后再集中起来用轮船运往日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市,就带去了很多的中国文物。

一次是改革开放前,文物专家潘深亮曾对公众回忆,“那时,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政策规定乾隆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却允许大量出口,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被当成仿制品卖了。”

最近的一次,则属1980年以后的走私潮,并由此形成了以港澳为跳板,从内地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原站长许勇翔说,1990年以后***部门都经商,出去的集装箱基本免检,所以集装箱走私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这些不可能携带的东西,只可能是集装箱运出去的嘛。”

洛阳之痛

叶鹏是搞文学出身的,洛阳当地的名人,妇孺皆知。

叶先生是站在如今洛阳城最繁华的“东周王城广场”的建筑工地上老泪纵横的,这里四周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化的都市景象。彼时,广场工地上的推土机轰隆作响,尘沙飞扬;就在这简单机械的推土、填土过程中,东周天子陵墓的车马坑从此销匿。几个月后,广场建成。

2002年,洛阳市高层决定在中心城区兴建一个集行政、文化、商业、游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广场,并命名为“河洛文化广场”。谁也没有想到,在前期的考古发掘中,东周“天子驾六”遗存横空出世。这个惊动世界的重大发现,让古城的文物工作者兴奋不已,也让当年的洛阳决策者们头痛不已。

时任洛阳文物考古队一队队长的叶万松清晰地记得,当年出土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南北长42.6米,东西宽7.4米,葬车26辆,马68匹,犬7只,人1位,车呈纵向,东西两列摆放。而其中驾马六匹者1辆,驾马四匹者8辆,两匹者15辆。西列车队从北往南,第二辆车的车辕两侧共置六马,排列规整有序,清楚表现出此六马驾一车的关系。洛阳,从此找到了自己作为数百载大周故都的物质载体,不再仅仅依存于史料。

作为广场雕塑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叶鹏联合12位专家向洛阳市委写信,请求放弃城市广场的建设初衷,完整保护周王陵系列车马坑。

在人大代表、国家文物局和媒体的干预下,洛阳市做了一定的妥协和退让:保留一部分车马坑,其他全部回填。回填很容易,一周即告完成。

“河洛文化广场”即更名为“东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博物馆坐落在广场地下。

龙门在呻吟

赵川和叶鹏同龄,他画了一辈子的龙门石窟。老人说自己想把石窟都留在纸上,“哪天石窟没了,后代还能从我的画里找到石窟的影子。”

赵川画中的龙门石窟,是洛阳城的宝贝。石窟位于城南13公里处,这里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远观似一座天然的门阙,古称“伊阙”。至隋,炀帝登临洛北邙山,看到伊阙后大喜,随即下令在洛阳建东都,将皇宫大门正对伊阙。从此,“龙门”的名字流传至今。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悠悠400年。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龙门全山造像11万余尊,以卢舍那大佛规模最大。与此同时,山间碑刻林立,是中国最为盛大的古存碑林,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为魏碑体和唐楷的传世典范。

按照地图标识,东山宾馆的位置正处于“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圈”的核心保护范围内。作为特殊地区兴建的现代化设施,龙门石窟管理局当年给国家文物局打报告,称“需改建东山一处康复中心,申报世界遗产时就已纳入改建计划,现在宾馆面积已由原来占地6000多平方米缩减到5000多平方米,改建中没有违规扩大面积”。而事实上,东山宾馆的占地面积达500亩,超过“报告数据”几十倍。

龙门石窟是洛阳最大的一件文物。风雨侵蚀、人为盗损和过度开发,已使得这件稀世珍宝不堪重负。1907年和1935年,这里曾经遭受过两场劫难,西方文化强盗与利益驱使下的当地人联手,在龙门大肆开凿,成批量的石窟佛雕从中原输出,流向西欧、美国和日本。如今的龙门石窟,已发现被盗走佛像、菩萨像262尊;毁坏其他雕像1063尊、龛楣8处、说法图浮雕10幅、本生故事浮雕2幅、本行故事浮雕1幅、礼佛供养人浮雕16幅。

这一数字,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王振国统计了3个月,共调查破坏严重的重点窟龛96个。王振国痛心疾首:10余万尊佛像现在完整的不到1/10,很大一部分被盗卖到国外,除了有64件知道其下落外,绝大多数踪迹难觅。

直到现在,龙门的保护还远逊于开发。

盗在北邙

3月9日,白发苍苍的原洛阳古墓博物馆馆长、古墓研究专家余扶危走上邙山三十里铺。在前有公路、侧有工厂的一块不起眼的田地间,巨大的土丘岿然屹立,土丘之上枯木遍地、荒草丛生。由于攀丘之人众多,一条小径已绵延其上,直达顶端。当我们行至高处时,余扶危重重地跺了几下脚,带着一种复杂的笑容,撂下话来:咱们踩踏的,便是汉安帝的皇陵!

三十里铺是邙山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众多类似汉安帝陵形状的土丘。东汉刘秀的原陵、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等均在附近分布。

事实上,在邙山厚葬的远非汉代一个王朝。在海拔256米、面积750余平方公里、地跨洛阳所属7个区县的邙山之上,长眠着自东周直到明清历代无数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名流显要,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陵墓群遗址、最大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墓冢数量之多、面积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世界罕见。

“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余扶危用这句流传甚广的古语解释“邙山多墓冢”的独特人文景象。邙山是中国古代官民向往的终极归宿,大小墓葬总计数十万,“几无卧牛之地”。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邙山也成为盗墓者的最大乐园。现在考古工作者广泛使用的挖掘工具洛阳铲,最初就为邙山盗墓者所发明。

“邙山之上,十墓九空”是洛阳人对北邙盗墓之盛的形象化描述。在20世纪初,邙山盗墓已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集团化。其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盗墓基本得以遏制。但1980年以来,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邙山盗墓死灰复燃。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毛阳光博士介绍说,如今的盗墓者大部分都会选择重新进入已被洗劫一空的墓穴,探访上次盗墓后的“遗珠”。盗墓背后有一条复杂而又完整的链条:盗墓者、中介、赞助者、商人,缺一不可。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是邙山盗墓仍“薪火传承”。当地不少农民颇懂盗墓之术,并采用多种方式加以掩盖,如在墓边盖房,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或修造假坟,暗中掘地盗宝等。资料显示,人为破坏因素已导致邙山墓葬群50年来减少一半,并且仍在继续减少。绝大多数国宝,从邙山流向北京、上海和香港;而文物一旦输入香港,90%都会在极短时间内流向世界各地,从此下落不明。

邙山墓冢惨遭盗空,封土和陵园、古墓遗址大肆被毁,各种工厂、筑路公司、铁路、垃圾场分布其中,甚至有的高速公路穿墓而过、将坟冢一劈为二。目前得见的古墓,四壁盗洞迭出,有不少还是近年来所为。大量古墓及四周被农民逐渐开垦,或改建为烧砖窑。更有甚者,一些大型陵墓被挖成窑洞居住。千年邙山,满目疮痍。

始建于1984年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已更名为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也是迄今为止,建在邙山数不胜数的墓葬群中唯一的一座博物馆。

由于地势偏远、宣传力度不够,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微乎其微,完全依靠***拨款。博物馆的正常运转举步维艰,更不要谈其他。

在药水味浓重的“壁画修复室”里,几名身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正在修复汉代出土壁画。王爱文介绍,邙山墓葬群出土的壁画数量庞大,但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这项浩大的工程一直勉强维系。

兴曾几何,废又几多

谈及中国的文物保护,洛阳终究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这座如今不甚显眼的中原地级市,却跨越了3000年历史。在洛河两岸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夏、商、周、汉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13个王朝,105位君王曾于此“问鼎”,形成过“五都贯洛”的恢宏壮烈。

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百姓,都无法否认洛阳存在的一个矛盾。这也是中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存的矛盾,要文物保护,还是要城市发展?现实证明,洛阳选择了后者。

尽管洛阳当局一度以自身“既发展现代城市,又重视文物保护”而自喜,自诩为文物保护的“洛阳模式”;然而2003年,河南科技大学发表一项名为《洛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经验与教训》的研究报告,坚决否定了所谓的“洛阳模式”。

专家认为,洛阳建国以后一开始的规划就是错误的,“将西工大遗址区作为洛阳市中心区来规划,绝大部分地块都规划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造成了周代王城和隋唐东都城遗址被破坏的沉痛教训,是一个失败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