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王剑平∵雷玉华

[摘要]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据记载，中国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最早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目前，国内出土的阿育王像实例只发现于成都地区。从文献的记载看成都地区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似亦可推溯到东晋时期。成都地区出土的形制古朴的阿育王像与同时期的其它佛像有着显着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除文献记载外，在石窟中也有一些实例的发现。龙门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层，有唐代净福寺比丘尼净命造一龛阿育王像，敦煌莫高窟323窟像即为阿育王像。四川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中，亦有一尊相似的造像，此像定名为阿育王像似更为准确。[关键词]阿育王像；高僧传；四川文物，犍陀罗艺术；佛像：文化遗产中图分类号：B94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9---0065--05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资助项目“绵阳地区佛教造像调查”的成果。

作者简介：王剑平，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8广元皇泽寺博物馆副研究员，四川广元∵628017；雷玉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成都考古所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

阿育王像是阿育王造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但长期以来由于出土实物的严重缺乏，不见有学者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关于此像的来源、特征及流传演变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本文试图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和部分出土实物，探讨阿育王像的来源、基本特征；以及在中国的流传经过和在石窟中的开凿情况。不足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文献记载

据记载，在中国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最早可以推溯到东晋时期[1]。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达》记长干寺阿育王像广昔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于张侯桥浦里，掘得一金像，无有光趺，而制作甚工。前有梵书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卷五《释昙翼》记荆州长沙寺阿育王像：“晋太元十九年（394年）甲午之岁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现于城北，光相冲天，时白马寺僧众，先往迎接，不能令动。翼乃往祗礼，谓众人曰：‘当是阿育王像，降我长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飘然而起，迎往本寺，道俗奔赴，车马口填。后厨宾禅师僧伽难陀从蜀下，人寺礼拜，见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时来此?’时人闻者方知翼之不谬。”卷六《释慧远》传记武昌寒溪寺阿育王像：“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此后，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九《释僧明》又续记前二像，并增益周静帝时，鄜州山谷出阿育王大像，帝因此立大像寺，并改元大像元年（579年）。卷二十六《释明驭》记隋仁寿中送舍利于济州崇梵寺，见寺中有阿育王瑞像。这些记载又散见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等书中。在众多的阿育王像中，长干寺阿育王像最为着名，而且流传有绪，兹录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相关记载如下：

东晋成帝咸和中，丹阳尹高悝往还帝阙，每见张侯桥浦有异光现，乃使吏寻之，获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并缺。悝下车载像，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径趣长干寺，因安置之。扬都翕然观拜，悟者甚众。像于中宵必放金光。岁余，临海县渔人张侯世于海上见铜莲花跌，丹光游泛，乃驰舟接取，具送上台，帝令试安悝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锡诣悝云：“昔游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于河滨，王路既通，寻觅失所，近感梦云：‘吾出江东，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远来相投，欲一礼拜。”悝引至寺，五僧见像，欺欷涕泣，像为之放光，照于堂内及绕僧形。僧云：“本有圆光，今在远处，亦寻当至。”五僧即住供养。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采珠人董宗之，每见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寻之得佛光，以事上闻。简文帝敕施其像，孔穴悬同，光色无异。凡四十余年，东西祥感，光趺方具。此像花台有西域书，诸来者多不识，唯三藏法师求那跋摩曰：“此古梵书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时瓦官寺沙门慧邃，欲求摹写，寺主僧尚恐损金色。语邃曰：“若能令佛放光回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诚祈请，中宵闻有异声，开殿见像，大放光明，转坐面西。于是乃许模之，传写数十躯，所在流布。至梁武帝于光上加七乐天并二菩萨。至陈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将向金陵，武帝命将沂流，军发之时，像身动摇不能自安，因以奏闻。帝检之有实，俄而锋刃未交，琳众解散，单骑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动容表之。天嘉之中，东南兵起，帝于像前乞愿凶徒屏退，言讫光照阶宇，不久东阳、闽越皆平。沙门慧晓，长干领袖，行化所及，事若风移。乃建重阁，故使藻画穷奇，登临极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晋迄陈，五代王臣，莫不归敬。亢旱之时，请像入宫，乘以帝辇，上加油覆，僧为雨调，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陈运否，亟涉讹谣，祯明二年，像面自西，虽正还尔，以状上闻，帝延入太极，设斋行道。其像先有七宝冠，饰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锦帽，至晓宝冠挂于像手，锦帽犹在头上。帝闻之烧香祝曰：“若国有不祥，还脱宝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脱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灭陈，举国露首，面缚西迁，如所表焉。隋高闻之，敕送入京大内供养，常躬立侍。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立。”本像送大兴善寺，像既初达，殿大不可当阳，乃置北面，及明，乃处正阳。众虽异之，还移北面，至明还南如初。众咸愧谢轻略，今见在，图写殷矣。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从中剔除一些神秘和传奇的因素，可以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文中记：西域五僧昔游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于河滨。又记此像“西域古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阿育王像的传播路线是白天竺经西域进人中原，然后流传江东。通过后面的实例还可以进一步验证这条传播路线。从文中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阿育王像历代在不断的完善，先是加上铜莲花趺，咸安元年（371年）加上佛光，梁武帝又于佛光上加七乐天和二菩萨。至德（583-586年）年间，又加造方趺，像上有七宝冠并加锦帽。隋文帝时，又根据立像形象造坐像。虽然造像增加了佛座、头光、背光和胁侍，但阿育王像“西域古制”的特征却一直保留下来。

二、阿育王像的基本特征

目前，国内出土的阿育王像实例只发现于成都地区。从文献的记载看，成都地区出现阿育王像的时间似亦可推溯到东晋时期。《释氏蒙求》卷二云：“昙翼学通三藏，为世推称，后游蜀郡，刺史毛剧依重之，忽获得阿育王瑞像一躯，日夕供养，其像每遇饥荒之时，辄见泪落如雨，似哭泣之状。”此昙翼和发现长沙寺阿育王像的昙翼是同一个人，显示出两地之间的密切联系。文献记载虽早，但实例已经到了南朝萧梁统治时期，其中西安路出土的一件时间为太清五年（551年），造像者杜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供养（图一）[1]。另外在万佛寺出土阿育王像共计7件，其中头像2件（图二），无头立像5件。这批造像现在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2]其余几件像的时代亦在南朝萧梁至北周这一阶段。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一批阿育王像，保留有许多古朴的特点：

1、硕大的束发状肉髻。

2、明显的八字形的胡须。

3、杏仁状睁开的双眼。

4、通肩袈裟，袈裟衣纹呈U字形。

5、通过造像断痕，可以推断左手握袈裟一角，右手施无畏印。

三、阿育王像的流传经过

成都地区出土的形制古朴的阿育王像与同时期的其它佛像有着显着的不同，这些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如献祗园浮雕、献草礼场景、佛陀和金刚力士浮雕、佛陀和苦行者婆罗门浮雕、单体佛陀雕像等，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图四）[2]。这些佛陀像有圆形头光，束发状肉髻，嘴唇上雕出胡须，通肩袈裟，一手握袈裟一角。在中国内地流传下来的早期金铜像中，也有表现相似的佛陀像，相传出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现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鎏金佛陀像，束发状的大肉髻，八字形的胡须，通肩袈裟，肩出火焰纹，双手于腹前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3]（P.105)。另外一件金铜佛陀坐像，[3]有圆形头光，头顶为束发状大肉髻，八字形胡须，通肩袈裟，左手握袈裟一角，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有研究者认为这两件金铜像属于十六国时期的作品，时间约在公元4世纪。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尊金铜佛立像，高15．8厘米，时代亦为十六国时期，束发状磨光大肉髻，嘴唇上雕出胡须，通肩袈裟，刻重叠的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袈裟一角，跣足，立于覆莲圆座上，“整体造型尚可见犍陀罗立像框架，那覆钵形的圆莲座和素面无纹的大覆莲瓣，似乎有印度西北地区佛座的手法。台座上，刻‘造佛九躯’数字，值得玩味的是大衣右侧衣褶分三组，底部褶皱做成三个菱弧形，这组衣褶明显是继承中亚地区佛像衣褶手法而来的。”[4]（P6）这三件金铜像束发状的大肉髻、八字形的胡须、通肩的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等特征与成都地区出土的阿育王像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京都的这件金铜佛立像，与成都出土的阿育王像在形象上更为接近，显示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有研究者已经指出，成都地区出土的阿育王像来源于建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长干寺阿育王像和荆州长沙寺阿育王像与成都地区出土的阿育王像三者在形象上应该是大致相同的。通过图像学的比较，很明显，阿育王像继承了犍陀罗地区创始期佛陀像的特征。这些佛像经过中亚、西域传人中原地区，后来流传江东，并沿长江水路传人四川地区。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又将长干寺阿育王像迎人长安大内供养，并根据立佛形象造坐像，而当时的大画家郑法士亦曾创作阿育王像[5]（P161）。从文献的记载看，唐初仍有阿育王像的雕刻。高宗显庆四年“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6]（P407）。阿育王像造得和皇帝一样的身高，可能在形象上也和皇帝相似吧?这和北魏时期法果提倡的皇帝即是当今如来、拜天子就是拜如来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是梁武帝、隋文帝等帝王崇奉阿育王像的原因——他们标榜以佛法治理国家，是现实世界中的阿育王，是现实世界中的佛。同时阿育王像的一些特征还见诸于当时文献的记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着衣法式》：“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说阿育王像为通肩袈裟，双手从袈裟下出，一手执袈裟一角向前。他翻译的另一部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二说：“衣总覆身，元不露骨（膊），双手下出，敛在胸前，同阿育王像。”一行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五“于东方初门中，先置释迦牟尼，……坐白莲花作说法之床。谓以左手执袈裟角，如今之阿育王像”，说阿育王像是以左手执袈裟一角。从以上的记载看，在唐代，阿育王像着通肩袈裟，或手执袈裟一角，或手敛在胸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中亦记阿育王像形制古朴，并且当时也有见存者。由于阿育王像是由阿育王造作的，时代久远，形制古朴，因此，后代的信仰者选择时代最古老的犍陀罗佛像的特征来表现阿育王像，并且代代流传，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阿育王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形制古朴的特征一直没有变。

除以上文献中的记载和出土实物外，石窟中也有一些实例发现。在龙门石窟西山中段唐字洞西壁的上层，有唐代净福寺比丘尼净命造一龛阿育王像。龛为圆拱形，阿育王像面部残，高肉髻，通肩袈裟，U形重叠衣纹，右手抚于胸前，左手于腰部握袈裟一角，跣足，立于覆莲圆座上。在龛的左下方有宽10厘米，高11厘米的造像题记，内容为“景福寺尼／净命为亡／和上敬造／阿育王像记[7]。这也是目前见于报道的唯一一尊唐代阿育王像造像实例，可以和文献的记载相互映证。另外，在龙门西山惠简洞右上方的崖壁上，有一横长方形大龛，在正壁两侧各开一龛，龛各雕一立佛。左龛立佛头残，通肩袈裟，U形重叠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腰间握袈裟一角；右龛立佛头部经过后代装修，已失去原有的风貌，亦着通肩袈裟，U形重叠衣纹，右手抚于胸前，左手于腰部握袈裟一角。此二像与前述比丘尼净命造阿育王像基本相同，亦应为阿育王像（图七）。

敦煌莫高窟323窟为初唐时期开凿的洞窟，在内室南壁有一组东晋杨都金像出渚的感应事迹壁画[8]（P252）。其中一个画面为：海中立一尊金佛像，放五色光。佛像束发状肉髻，面部特征不很清楚，穿袒右肩袈裟，腹部以下衣纹为重叠的U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放体侧，掌心向后。从榜题的内容可知，此像即为阿育王像（图八）。与内地的阿育王像不尽完全相同，可能敦煌地区有自己流行的粉本。

无独有偶，在四川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中，亦有一尊相似的造像，位于现编号83号龛中。龛为帐形龛，龛内造三尊佛像，时代为唐开元时期，中尊佛像坐在须弥座上，雕出双头，为分身瑞像；左侧立佛立于仰莲圆座上，左手上举指天，右手下垂指地，有学者认为是指日月瑞像[4]；右侧立佛圆形头光，火焰纹身光，螺发，面容丰腴，双眼圆睁，嘴唇上雕出胡须，上身穿通肩袈裟，U形重叠衣纹，左手施无畏印，右手前伸握袈裟一角，跣足，立于仰莲圆座上。过去的研究将之定名为“于阗海眼寺瑞像”[5]，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阿育王像特征，此像应定名为阿育王像似更为准确（图九）。

注释：

①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吴建业金像从地出缘”记：“吴时，于建业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即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卷一：“……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将阿育王像在内地出现的时间上推至西周初年，应是道宣的附会，本文仍以阿育王像在内地出现的时间为东晋时期。这也与中国内地发现的早期金铜像时代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相符。

②（英）约翰·马歇尔着，许建英译．《健陀罗佛教艺术》图版53、61、63、66、85等，***美术出版社，1999。

③季崇建《佛像》图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④⑤宁强《巴中摩崖造像中的佛教史籍故事初探》，《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关于左侧立佛“指日月瑞像”的定名似亦不妥，图中并没有雕出日、月。因此，关于此像的定名仍需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

[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J)．文物．1998（11）．

[2]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J]．文物．2001（10）．

[3¨寸田靖子着，金申译．佛像的系谱[M]．上海辞书出版利：，2002．P105．

[4]金申．佛教美术丛考·十六国时期的铜佛造像[M]．科学出版社，2004．P6．

[5]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M]．范祥雍点校。中国美术论着丛刊（修订本）[Z]．人民美术出版社，2叩4．P161．

[6]（唐）道宣．周岐州岐山南塔缘[A]／／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M]．大正藏五十二册[Z]．

[7]张成渝等．略论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J]．敦煌研究．2000（4）．

[8]马世长．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C]．***：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1．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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