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江

哈伯和威廉史密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中华佛学学报∵第九期(1996.07.出版)

页次:12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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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商英护法的历史意义

∵黄启江

∵哈伯和威廉史密斯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提要

∵“护法”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佛教僧侣倡导或参与

“护法”,本为天经地义之事。然历代为佛教护法者,亦有儒家信佛

之士。此辈“外护”,兼习内、外经典,熟识前人护法经验,常以其

内、外二学之修养及兼容并包之态度,于比较儒、释理法教义中,自

觉能见儒家排佛、辟佛者之缺失。为使二教各得其所,遂倡儒、释并

存之道。其中或有会通儒、释或三教之意,实多以佛法为最优与最尊

。本文之旨即在探讨儒家人士护法之问题,以北宋儒臣张商英之护法

为例,说明其护法之历史意义。文中详述张商英为佛法存在价值及功

能所作之辩护,并客观讨论他积极翼赞丛林、提拔年轻僧侣、推荐其

有道者主持要刹、关心佛教之声誉及成长等作法。同时就其所着《护

法论》一篇,条陈其对排佛论者之批判。综观其议论,不仅见其承前

人护法之遗绪,对佛法益世之效用,予以较理性之申辩,且能就佛教

之经文,加以诠释,发挥其要义。他致力破除儒家排佛论之偏见,建

立佛者之尊严,与前人参杂佛儒之说,而名曰会通二教者,大异其趣

∵本文分为六段。首段界定“护法”之意义,指出宋代护法议论之

形成,颇受历来反佛者之“夷夏论”,及宋儒“儒官失守而佛乘虚而

入说”之刺激。张商英为回应此类反佛论之代表。次段略述张商英之

历史形象,指出其在政治上、宗教上所扮演角色的歧异。并揭出本文

之主旨在彰显张商英“护法”之历史意义及撰述护法论之多重目标。

第三段详细引述宋人笔记、方志及佛教史料,证明张商英同时以个人

及地方官吏之身分,对佛法及僧侣殷切之护持。并指出他对佛教社会

之恳切针砭。第四段讨论张以前北宋秀异份子护法之先声,并以龙昌

期为例,说明张承先启后之角色。第五段讨论张商英发愤撰述护法论

之由来,其文之内容与目的。此段将护法论分为三部份申论︰其第一

部份在驳斥欧阳修为首之儒家排佛论;第二部份在判三教之异同,及

强调佛教的优越性;第三部份在为若干流行的佛教信仰作较理性之解

释。第六段总结张商英“护法”在肯定佛教存在之正面价值,及其说

可能产生之教化作用。身为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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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儒官,张商英一方面反击欧阳修为主的辟佛论,一方面对徽宗之

毁佛进行抗争,∵对佛教界之鼓舞实可想而见。

∵总括全文,张商英认为三教都有其存在之价值与意义,而佛教超

于其他二教之上,为三教境界最高者,非政治、宗教之迫害可灭绝之

。他的看法不仅为后来崇佛的儒者所乐道,且为护法的儒佛之徒所依

傍;不仅为国内的护法者所景慕,且为日本、高丽僧侣提供一个抵御

排佛论之范例。

关键词:1.争议性∵2.认知论∵∵3.辩解∵∵4.诠释∵5.譬喻∵6.具体事实

∵7.正直∵∵8.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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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护法”一词,就佛教言,通常有两层意义︰其一是以行为或符

号之表现,护持佛法。包括以文字、语言、行动来保护、防护、拥护

佛法,或为佛法辩护其价值与功用。其二是表现此种护持行为的人,

包括僧侣、佛教徒众,及亲佛的学者、官吏、大臣、国王,有内护、

外护之称。本文述及护法时,皆用其第一义。其第二义则以内护、外

护分别称之。

∵在中国佛教史上,“护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因为佛教是

异方之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之后,就直接地与东汉以前形成的本土

信仰、宗教、价值观、及世界观发生□格或冲突而受到质疑与批判。

为证明佛教有益于世并与本土信仰无大差别,不致妨害风俗,或为宣

扬佛教教义,取信于知识份子,争取信徒,僧侣及佛教徒之博学有识

者遂出而为佛教辩护。于是有牟子(约在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

〉、□超(Ca.337~373)的〈奉法要〉、及孙绰(Ca.320~380)的

〈喻道论〉等着述相继出现。(注1)∵从三国到隋唐,有关护法的言论

无数,分别从佛教本质,教义内涵及僧伽伦理等角度,敷演佛法,羽

翼佛教。这些护法言论,累代递增,复为关心佛运者搜罗、记录、结

成文集。于是有梁僧佑的《弘明集》,又有唐道宣的《广弘明集》,

形成佛教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类总汇,为后来护法着作的典范。宋代

以来之有心护法者,与教外人士议论时,可以参考前人所累积之护法

经验,加以损益发挥,补其不足,无形中使护法议论更加理论化与系

统化,对佛教所面临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挑战,提供一大奥援。

∵宋人从历代累积的护法经验吸取灵感,助成其议论,可以北宋名

僧契嵩(1007~1072)对“佛为夷狄法而不宜中国”一说法之质疑为

例。契嵩曾于他所作的原教一文中说︰

∵今曰︰“佛,西方圣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国。”斯亦先

∵儒未之思也。圣人者,盖有道者之称也,岂有大有道而不得曰

∵圣人;亦安有圣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于夷

∵而然也,若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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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最近美国学者∵John∵Keenan∵着有∵How∵Master∵Mou∵Removes

∵Our∵Doubt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

∵Press,1994)一书,系翻译并讨论《牟子理惑论》之作。其书

∵强调〈牟子理惑论〉一篇其实不是佛教教义的辩解性(apologetic)

∵着作,而是儒家思想的诠释性()论文。其立论基础是牟子理

∵惑论一篇几无阐扬佛教教义之处,而实以藉儒说佛为主。个人

∵以为,这种以诠释儒家思想使儒、佛同一化的论述,亦为“护

∵法”之途径,因其目标在排除对佛教的敌视,以争取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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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绍行于中国。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注2)

契嵩所反对的“佛为夷狄法而不宜中国”之说,其实是老生常谈。自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以这种“夷夏之辩”来质疑、排斥佛教者屡有

所见。三国时牟子因而以同一命题,于其〈牟子理惑论〉中,假扥反

佛者“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之问辩难。并为怀疑他“舍

周、孔之道,更学夷狄之术”的人解惑。他认为以华、夷的地域观念

为判断圣贤教化之标准,忽略了“道德之实”。历代圣贤都居于夷狄

之处,而并未因此而减少其为圣贤之实。他说︰

∵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

∵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圣哲

∵,瞽叟生舜而顽嚣,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

∵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

∵未必为天中也。(注3)

牟子基本上否认华夏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是以反对华夏必胜于“夷狄

”的看法。换句话说,他认为一般所谓的“华夷”应是地域之别,文

化上或有差异,但孰优孰劣,并不取决于地理位置。佛教虽是夷法,

但仍代表一高层次的文化,与“尧舜周孔之道,金玉示相伤,精魄不

相妨,”所以他要“尊而学之”。(注4)∵牟子这种论调当然不可能被

华夏文化优越论者所接受。南朝顾欢(生卒年不详)着夷夏论一文就

强调“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注5)∵认为佛教属于夷

狄教化,自然不若华夏的道教为精。顾欢为华夏道士,当然认为出于

华夏的道教比出于夷狄的佛教为优,但他只是强调道教之优越,并未

刻意地排斥佛教。后来的道士、儒者就明显地大张旗鼓,以华夷优劣

论为他们声讨佛教的利器之一。唐初的傅奕(555~639)和唐宪宗时

期的韩愈(786~824)就是最有名的例子。傅奕是唐高祖的太史令,

雅好老庄,又尊儒术。在唐高祖及太宗之间,竭力反佛。曾于高祖时

上书十一条,清除佛教。武德七年(624)有疏谓︰“佛在西域,言妖

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扥。”(注6)∵他在所着的

─────

(注2)∵见契嵩《镡津集》(商务影印《四库全书本》)卷1,〈原教〉

∵,页10。

(注3)∵详见〈牟子理惑论〉,收于《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8。

(注4)∵同上注。

(注5)∵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页102。

(注6)∵见《广弘明集》(《大正藏》本)卷11,〈上废省佛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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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识传》里还称佛教徒“秃丁”及“胡鬼”。(注7)∵唐太宗贞观六

年(632),他又上疏指佛法为妖伪。太宗临朝时曾问他佛教报应之说

,屡有征验,为何不信。傅奕应声而说︰

∵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

∵皆是邪僻小人。模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

∵,于国家有害。(注8)

傅奕这种明指佛为夷狄之教,因而于百姓无补而对国家有害的看法,

屡见于唐代士大夫之言论。其中自以宪宗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说得最

为彻底。韩愈对宪宗谏迎佛骨,很直截地指出佛为夷狄。他说︰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不曾有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囗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

∵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注9)

韩愈以夷夏观点来立论,说明佛既为夷狄之法,与华夏风俗、国情殊

异;事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他说历代帟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

。”其中梁武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

更得祸。”(注10)于是断言佛之不灵,事佛无效。

∵韩愈之后,以迄宋朝,以夷夏观点来排斥佛教者仍不乏其人。尤

其宋初学者擅春秋之学,尊礼春秋,严夷夏之防。每论及佛教即以夷

夏之观来立论。仁宗时任太学教授的石介(1005~1045)就是个典型

的“佛为夷狄,祸乱华夏”论者。他不只三番两次地批判佛教源于夷

狄,而且挞伐其罪,像是韩愈复生。他曾说︰

∵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之教

∵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乱中国之言语

∵,罪莫大焉,而不诛!(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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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7)∵按《高识传》一书已佚,此语见于法琳撰《破邪论》(《大正

∵藏》本。)

(注8)∵见《旧唐书》(台北︰鼎文书局影印本)卷79,〈傅奕传〉。

(注9)∵《韩昌黎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影印本)页354~355〈

∵论佛骨表〉。

(注10)同上注。

(注11)见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

∵,卷6,页70~71,〈明四诛〉;又见卷5,页60~61,〈怪说〉

∵全文。

∵128页

事实上,石介师法韩愈之论相当明显,他曾引韩愈之语说︰

∵吏部不曰︰“释、老之害,过于杨墨,吾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使其道由愈而粗传。”盖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让也。(注12)

一如韩愈,他对佛教的结论也是“释、老之害,甚于杨墨,悖乱圣化

,蠹损中国。”(注13)他继韩愈之后,力倡夷夏之辩,鼓吹当道,齐

力排佛,曾对刘随(971~1035)有此说︰

∵而佛夷狄之人......则是公[按︰刘(工部)随]欲引夷狄之

∵人,加于二帟三王之上也;欲引夷狄之道,行于中国之内也。

∵......噫!非圣人书犹不可观,老与佛反可尊乎?夫佛之为患

∵,佛之悖教,佛之逆人理,佛之乱中国,唐则有姚元崇言之于

∵前,韩吏部言之于后,本朝如王黄州辈,亦尝亟言之。(注14)

∵石介的立场,最受他朋友欧阳修的支持。他们以文学、道义相交

,对佛教之见不谋而合,颇有吾辈不出,奈苍生何之气慨。欧阳修曾

说︰

∵呜呼!自圣人没而异端起。战国、秦汉以来,奇辞怪说,纷然

∵争出,不可胜数。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之徒起于中国,

∵二患交攻。为吾儒者,往往牵而从之。其卓然不惑者,仅能自

∵守而已,欲排其说而黜之,常患乎不力不足也。(注15)

当然欧阳修批判佛法,与石介之强调夷夏不同有其不同处。他虽然认

为佛徒来至西夷即为一患,但也承认佛教之得以流传,部份是因为儒

家的政治理念丧失,社会制度阙废之故。这就是他在〈本论〉里所谓

的︰

∵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

∵佛,无由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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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同上注,卷12,页134~139,〈上赵先生书〉。

(注13)《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3,页142,〈上蔡副枢书〉。

(注14)同上注,卷13,页153~154,〈上刘工部疏〉。按︰刘随初为

∵言官,以清直闻。官终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故称刘工部。见

∵《宋史》(台北︰鼎文书局影印本)卷297,刘随传。

(注15)《欧阳修全集》卷∵5,《集古录跋尾》(一),页178~179,〈

∵后汉公昉碑〉。

∵129页

∵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尤是

∵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

∵。(注16)

欧阳修坚信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

,但是因为祸患已深,不但去之不易,反而愈毁而愈炽。因此要斩草

除根,就要恢复三代的政治与社会理念,要从根本作起。亦即是︰

∵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

∵民矣。(注17)

可见欧阳修认定佛教为夷狄之法,于中国王政、礼义阙废之际,乘虚

而入,以致贻患千年。同时他也认为统治者对这种祸患之形成,有推

波助澜之效,强调佛教在唐武后之拥护下造成巨大的“流毒”︰

∵佛为中国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聪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

∵解者矣。方武氏之时,毒被天下,而刑狱惨烈不可胜言,而彼

∵佛者遂见光□于其间,果何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时

∵之盛也。......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盛也。

∵(注18)

∵欧阳修对佛教的批判,从夷夏论渐转移到对儒家政治、社会、历

史与文化的自我反思,与孙复在〈儒辱〉一篇中的“仁义不行,礼乐

不作,儒者之辱”的说法,如出一辙,都强调儒家士大夫不能坚其信

仰,排斥佛教生死福祸、虚无报应之说,而使佛教横行中国,造成流

毒。(注19)这种论调对儒家之信佛者,既为当头棒喝,亦有讥讽羞辱

之意,其笃信佛教者就不免忿然而起,与之周旋、辩难了。张商英就

是这种“外护”的典型代表。

二、张商英的历史形象

∵张商英(1043~1121)是北宋儒臣,历仕宋神宗、哲宗、及徽宗

三帝。徽宗大观四年(1110),他继蔡京之后担任宰相,以主持短期

的政治改革而名重一时。唯

─────

(注16)《欧阳修文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影印本)卷∵1《居士集》,

∵页125〈本论〉。

(注17)同上注。

(注18)《欧阳修全集》卷6,《集古录跋尾》(二),页14~15,〈唐

∵司刑寺大脚迹敕〉。

(注19)孙复的〈儒辱〉见《孙明复小集》(商务影印《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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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对他评价不高,《宋史》说他“以倾言皮之行,窃忠直之名,没

齿尤见褒称,其欺世如此。”(注20)南宋史家王□在《东都事略》说

他的受天下推重是因为“与蔡京异论”。又说他“诡谲不常”,曾在

元佑时作〈嘉禾颂〉,以文彦博、吕公着比周公,且作文祭司马光,

极称其美;而于绍圣时,乃追论二人之罪,以二人为负国。(注21)王

□之后的学者洪迈(1123~1202)对他的批评尤苛,把他比成“奸人

之雄”,深恶他的为人。洪迈说︰

∵张天觉为人贤否,士大夫或不详知。方大观、政和间,时名甚

∵着,多以忠直许之。盖其作相,适承蔡京之后。京弄国为奸,

∵天下共疾,少变其政便可以致誉;饥者易为食,故蒙贤相之名

∵。靖康初政遂与司马公、范文正公同被褒典。予以其实考之,

∵彼直奸人之雄耳。其外孙何麒作家传︰“为熙宁御使则逐于熙

∵宁,为元佑定臣则逐于元佑,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

∵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其言是矣,而实

∵不然。为御使时,以断狱失当,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报

∵之,三枢密皆乞去,故坐。及为谏官,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

∵,至比之于吕、武,乞追夺司马公,吕申公赠谧,什碑毁楼,

∵论文潞公背负国恩,吕汲公动摇先烈。辩吕惠卿,蔡确无罪。

∵后以交通颖昌富民盖渐,故又贬。元符末,除中书舍人,谢表

∵厉诋元佑诸贤臣。当元佑之八、九年,擢党人之二十辈。及在

∵相位,乃以与郭天信交结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誉,

∵则以蔡京不能相之故耳。(注22)

∵洪迈等人的褒贬,代表宋士大夫对张商英在朝廷中政治表现的负

面评价。他们都认为张商英任相期间获享不虞之誉,实际上是个没有

原则,善于沽名钓誉的人。不过,与洪迈等人持相反意见,而肯定张

商英的也不乏其人。譬如田楙(生卒年不详),曾作〈丞相张公祠堂

铭〉,其中述及华阳县衡山镇民为张商英在护国寺所立之祠堂,就说

“夫公之大节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勋德在生民。”(注23)田楙的生

平事迹不详,他为张商英写祠堂铭,有歌功颂德之意,不免溢美,但

是立祠堂事应为不假。唐文若(1106~1165),也撰有丞相张公祠堂

记,其中还说“使张仍在,宋不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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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宋史》(台北︰鼎文书局本影印本)卷351,〈张商英传〉。

(注21)《东都事略》(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102。

(注22)《容斋随笔》(笔记小说大观本)卷16,页4。

(注23)见《全蜀艺文志》(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卷44,页22。

∵131页

迫南都”一语,(注24)虽有夸大之处,却可见百姓为张立祠堂是确有

其事。

∵大致上张商英可以说是一个颇有争议性(controversial)的人物

,他所受到的褒贬,或许因任中央与地方官之异而有不同。在朝任谏

官或为相,立言行事涉及朋党利害,而有较“现实”之表现,因而受

议。出任地方官时,与民为善,泽及百姓,是以百姓为他立生祠。尤

其他信奉佛法,热衷三宝,支持佛教不遗余力,民间信佛者众,视之

为衣食父母,而立生祠奉享之,亦属人之常情。由于对张商英的褒贬

出现了两极化的现象,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对他予以重估。(注25)由

于与政治相关的资料相当有限,个人认为这种重新评估的工作极不易

讨好。另一方面因张商英是个佛教的“外护”,深受佛教徒所推崇,

宋人的随笔、文集、灯录、小说及禅宗史等对他的记录相当多,可以

藉以考查他在“护法”上的作为与表现,说明他护法的历史意义。

∵本文之主要目的即在以〈护法论〉为中心,讨论并证明〈护法论

〉的多重目标︰它不仅是针对欧阳修为主之反佛论者来为佛法辩护,

而且也是对徽宗朝压抑佛教的反响与抗议;它表面上主张三教一致,

事实上则比较三教优劣,而认定佛教最优;它在“护法”的同时,还

对佛教社会加以针砭,求全责备。近年来,日本学者如安藤智信及阿

部肇一,都曾作过类似研究,唯与笔者之目标不尽相同。(注26)

───────

(注24)见《宋蜀文辑存》(香港︰龙门书店,1971)卷50,页3。按︰

∵唐文若(1106~1165),字立夫,其父唐庚(1070~1120),

∵曾受张商英之荐,擢提举京畿常平,张商英罢相,亦受贬惠州

∵。唐文若作此祠堂记,因有人情因素在,比之于唐张九龄,其

∵语不免夸大。但其祠堂记谓“公尝嗜浮图学,谓其要与孔、孟

∵合”则为实录。

(注25)见∵Helwig∵Schimidt-Glintzer,∵"Zhang∵Shang-ying∵(1043~

∵1122)--∵An∵Embarrasing∵Policy∵Adviser∵under∵the

∵Northern∵Sung,"∵在衣穿强(Kinugawa,∵Tsuyoshi)所编之《

∵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Collected∵Studies∵on

∵Sung∵History∵Dedicated∵to∵Professor∵James∵T.C.∵Liu∵in

∵Cerelabration∵of∵His∵Seventieth∵Birthday)(京都︰同朋

∵社,1989),pp.521~530∵。作者于文中称张商英事实上为一

∵“廉洁”(incorruptible)的谏臣,而且在当时民众印象中是

∵“正直”(upright)的官吏。他并举《大宋宣和遗事》大观四

∵年(1110)条,徽宗与张商英的对话来证明这种正面的形象。

(注26)见安藤智信〈宋?张商英????──佛教关系?事迹?中心

∵???,《东方学》∵no.22;57~63(1961),〈张商英?护

∵法论???背景(《大谷学报》42.3︰29~40(1963)。又见

∵阿部肇一〈北宋?张商英?佛教〉,原登于《宗教学论集》收

∵入《中国关系论说资料》30(1980)︰210~219。

∵132页

三、张商英与佛教

∵如同唐宣宗时的宰相裴休,张商英是以宰相之尊为佛教外护,是

以他在佛教徒及佛教的支持者心目中,被视为英雄,备受仰慕。他们

对他在佛法上的修养,更是赞赏。元人吴澄(1249~1381)曾说︰

∵宋东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张焉,丞相商英

∵,侍郎九成也。(注27)

吴澄认为张商英为南北宋之际,“儒而最通佛法者”之一,当不无所

本。他虽然没有详细说明究竟张商英如何通佛法,但吾人考张商英〈

护法论〉及其所参考的佛教典籍,即可知其言之不差。而且除了〈护

法论〉之外,张商英还有其他有关佛学着作,充分表现他熟习佛教经

论如《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和《华严经》等

内典。(注28)事实上,在张商英的学术生涯中,佛、道之学占极重要

的一部份。吾人可以说儒学是他仕宧之工具,佛教、道教才是他兴趣

之所在。尤其他钻研佛学,深究佛理,与禅师们参禅论道,跟丛林建

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注29)

∵张商英与佛教关系至深,这可以从他与僧侣之交游、禅刹之兴革

、提拔丛林后进及对佛法之论述各方面来看。他与僧侣交游之例,僧

史、僧传中俯拾即是。这些书都称张商英之号“无尽居士”,或迳以

“张无尽”或“张天觉”之号称之。综合其记录,吾人可知与他交游

之主要僧侣,依时间先后,约略有︰照觉常总(1025~1091)、玉溪

慈(生卒年不详)、兜率从悦(1044~1091)、兜率惠照(1049~∵1119)

、玉泉承皓(1011~1091)、普融道平(?~1127)、圜悟克勤(1063

~1135)、大洪报恩(1058~1111)、丹霞德淳(1064~1117)、真

净克文(1025~1102)、觉范惠洪(1071~1128)、灵源惟清(?~1117)

、大慧宗

──────

(注27)吴澄《吴文正公集》(商务影印《四库全书》本),卷31

∵〈跋张丞相护佛论〉。

(注28)见《续藏经》册47(中华佛教会影印《续藏经》本),惠洪着

∵《法华经合论》及张商英〈护法论〉所引各经论。

(注29)考张商英之着作,除与佛教有关者外,还有《黄石公素书》、

∵《息诤论》、〈金箓斋三洞赞咏仪〉、〈金箓斋投简仪〉、〈三

∵才定位图〉等等,都是与道家有关之着作。除《息诤论》外,其

∵余皆存,皆收于《道藏》。参看Judith∵M.∵Boltz.,∵A∵Survey

∵of∵Taoist∵Literature,∵Tenth∵to∵Seventeenth∵Centuries

∵(Berkeley∵:∵Institute∵of∵East∵Asian∵Studies,∵University

∵of∵California,1987)∵p.50。

∵133页

杲(1089~1163)。(注30)当然,这些僧侣不过是他方外之交的部份

,有其老师辈,如真净克文及兜率从悦,也有其嗣法昆仲如觉范惠洪

、兜率惠照,亦有晚辈法友如大慧宗杲。他们与张商英的关系与论交

都不同,对张商英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都构成张商英在学佛参禅生

涯上相当重要的一部份。

∵根据大慧宗杲门徒晓莹之说,张商英“早负禅学,犹欲访宗师与

之抉择,”其僚属朱彦(字世英)推荐江西兜率从悦与之游,说他“

禅学高妙,聪敏出于流类。”是以元佑六年(1091)张商英漕江西,

按部分宁(在江西南昌府宁州)时,就集合五位江西名禅“顾问”。

结果从悦最获其心,遂相与夜谈,而尊为师。他在为从悦所写的祭文

上说︰

∵余顷岁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识于龙安山中,抵掌夜语,尽

∵得其末后大事,正宗显决,方以见晚为叹,而师遽亦化去。与

∵师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护之志。(注31)

可见张商英得法于兜率从悦后,更坚其外护之志。他的“外护”作为

之一,即是竭力推荐德高望重的禅师出主各地方要刹,同时也提拔后

起之秀。譬如他主江西漕运之时,闻灵源惟清之名,高其为人,遂檄

分宁邑官,三番两次劝请惟清出掌洪州(豫章)观音寺。时惟清住潭

州兴化禅寺,无意出世,投偈辞免。后来终以“禅林下衰,弘法者,

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颓跬可须也,”而应淮南之请,开法

于淮上之舒州太平寺,淮南丛林遂整齐而盛,临济宗风亦大振于斯。

(注32)然则张商英之重视名禅,优礼大德,实有以助之。又如他于神

宗时出任荆南提举,闻禅师承皓者号“皓布□”,在襄州鹿门任首座

,颇有人望,遂谒之于谷隐,因善其言而向郢州守推荐至

─────

(注30)本文所用之记录包括︰《罗湖野录》、《云卧纪谈》、《雪堂

∵拾遗录》、《先觉宗乘》、《林间录》、《嘉泰普灯录》、《

∵禅林宝训》、《石门文字禅》,及《人天宝鉴》。

(注31)见《罗湖野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卍续选辑》《史传

∵部》卌12)页972;《释氏稽古略》(《大正藏》卌49)页878

∵上。这五位名禅,究竟为谁,僧传并未交代。但考各灯录之记

∵载,知这五位名僧当包括庐山东林寺的照觉常总、归宗寺的真

∵净克文、及他从潭州请来住持洪州观音寺的灵源惟清。唯常总

∵不久即告迁化。

(注32)见《禅林僧宝传》(新文丰《史传部》册7)页563;《罗湖野

∵录》页971;《禅林宝训顺朱》(台北︰文殊出版社《禅宗全书》

∵册34)页395~396。又张漕江西时间,《罗湖野录》时而说元

∵佑六年,时而说七年,前后矛盾,应以元佑六年为正确。参看

∵下文注。

∵134页

郢州大阳。(注33)承皓拄杖往郢,竟先入住入院,然后参州郡官,郡

吏责其不知礼数,承皓答以“某山林人,谁知你郡县礼数!”乃还鹿

门。张商英复以书督郢守谓︰

∵皓有道之士,不可以世礼责,当再加礼请之,守如其言,皓至

∵大阳。

张商英后来与承皓颇相过从,延他至玉泉寺开法,又替他撰写塔铭,

使其名传世,可谓呵护之甚。(注35)

∵张商英对于丛林的后起之秀也加意提拔。譬如他在荆南时,有年

轻僧侣号觉华严者来谒。此僧在成都讲《华严经》,发其微旨,无出

其右,但自以未探禅宗,而出峡谒张商英于荆南。张推荐他至当时住

蒋山的圜悟克勤,致克勤信中略谓︰

∵觉华严乃吾乡大讲主,前遇龙潭,为伊直截指示,决成法器,有

∵补宗门矣。

经张商英之推荐,觉华严遂随克勤,参究五载,入潭州智度说法,以

扶宗振教为己任,使荆南禅林声势更壮。

∵最为丛林所乐道的是他的推荐大慧宗杲给圜悟克勤。大慧宗杲是

丛林新秀,曾于灵源惟清处参学,颇为灵源所重,说他“全似我晦堂

老和尚”,又说“宣州杲兄,见地明白,出语超迈,乃吾家千里驹。

”(注37)他于政和六年(1116)初次入荆南谒见张商英,为其师湛堂

文准(1061~1115)求塔铭。张商英门庭其高,于天下禅子少有许可

,见大慧宗杲“一言而契,下榻朝夕与语,号之曰妙喜。”(注38)宣

和二年

──────

(注33)“皓布□”之“皓”一作“浩”。《罗湖野录》页965,及《雪

∵堂拾遗录》(新文丰《史传部》册12)页958。

(注34)《雪堂拾遗录》页958。

(注35)同上。撰塔铭事见《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册48)页674c

∵~675a,及《云卧纪谈》(新文丰《史传部》册18)页32。按︰

∵张商英所撰〈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略谓元佑六年承皓遣人至

∵江西见张商英,谓“老病且死,得百丈肃为代可也。”可见元

∵佑六年,张已在江西。

(注36)《罗湖野录》页987~988。

(注37)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文殊出版社《禅宗全书》册42)页470

∵“政和八年”及“宣和元年”条。“晦堂老和尚”即晦堂祖心

∵(4025~1100),为黄龙慧南(1002~1069)法嗣,灵源惟清之

∵师,故说“全似我晦堂老和尚”。

(注38)按︰湛堂文准为真净克文法嗣,与觉范惠洪、兜率惠照为昆仲

∵。大慧因法友李彭(商老)之建议,赴荆南向致仕在家之张商

∵英求塔铭。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页468~469。

∵135页

(1120),值徽宗毁佛法之次年,他再度访张商英论道,张叹为观止

,以为若非大慧之语,实不见真净克文及死心悟新(1043~1114)之

道,于是鼓励他去见圜悟克勤,并给予盘缠,以助其行。(注39)大慧

于宣和七年(1125)得晤圜悟于京师天宁寺,圜悟试以公案,见其出

语无滞,知为大法器,遂着《临济正宗记》以付之,并命掌记室,分

座训徒。大慧从此声誉蔼着,丛林皆归重之,士大夫争与之游,尚书

右丞吕好问(1064~1131)雅重之,奏赐紫衣,及佛日大师之号。(注40)

是以大慧之发□,实得利于张商英之助。

∵张商英提拔丛林后进,固然对丛林有功,但他身份特殊,也不免

影响堕落僧侣攀援依附,献谄求宠之习。叶梦得(1077~1148)曾说

∵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自言得其至。初为江西运判,至抚州,见

∵兜率从悦,与其意合,遂授法。悦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

∵,而江西老宿为南所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试之。

∵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已尽,后来庸流传南学者乃复奔走,

∵推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亦当之不辞。近岁遂有长老开堂承嗣天

∵觉者。前此盖未有,势利之移人,虽此曹亦然也。(注41)

叶梦得之批评,反映了北宋末年堕落释子便佞虚假以图发达之风尚,

其所指的趋炎赴势之徒,与大慧宗杲所说的“诈佞狡猾之徒”相类似

。他们“不知羞耻,自能谄奉势位,结扥于权贵之门,又何须举?”

(注42)大慧认为这类禅徒,实不应交付予长老住持之位,但他们扥权

贵而显,有其登龙之术,又奈其何?灵源惟清曾指出当时禅徒有“忧

院门不办,怕官人嫌责,虑声位不扬,恐徒属不盛”的现实心态之表

现,当是“势利”之风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注43)张商英固然曾居

相位,又有外护之志,而引起某些僧侣之趋附,但他卸任宰相之后,

退居荆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些假扥

───────

(注39)同上,页470~471。按︰死心悟新为黄龙祖心法嗣,与灵源惟

∵清为昆弟,继祖心住持黄龙山。

(注40)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页472~474。原文谓“雅为右丞相吕

∵舜徒所重”。按︰吕好问字舜徒,吕公着(1018~1089)之孙

∵,吕希哲之子,吕本中(1084~1145)之父。高宗即位,拜尚

∵书右丞,并未拜相,故“右丞相”为误称。见《宋史》卷362

∵〈本传〉,及卷213〈宋宰辅年〉表页5544。

(注41)见《石林避暑录话》(京都︰中文出版社《宋元人说部丛书》

∵本上册)页215。

(注42)《禅林宝训顺朱》卷2,页425。

(注43)《禅林宝训顺朱》卷2,页366。

∵136页

“相公禅”,或以无尽居士法嗣号召徒众之僧侣,将何以诱致学者?

大慧的法侄归云如本(生卒年不详)曾作〈辩佞篇〉,批评当时禅徒

败坏风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忿怒之情,溢于言表︰

∵后世不见先德楷模,专事謏媚,曲求进显。凡以住持荐名为长

∵老者,往往书剌以称门僧,奉前人为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

∵献佞,识者悯笑而恬不知耻......削弱风教,莫甚于佞人,实

∵奷邪欺伪之渐,虽端人正士,为其所入,则陷身不义,失德于

∵无救,可不哀欤!破法比丘,魔气所钟,狂诞自若,诈现知识

∵身相,指禅林大老为之师承,媚当路贵人为之宗属,申不请之

∵敬,启坏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违圣制,大辱宗风

∵。吾道之衰,极至于此。呜呼!天诛鬼录,万死奚赎,非佞者

∵欤!(注44)

∵佛教外护造成丛林这种现实之风,恐非张商英始料所及,当然也

不能说是张商英个人之错。即使张商英不出,也可能会有这类佞僧。

不过“相公禅”一类的“不虞之誉”,或有助长其势而已。幸而大慧

、灵源、归云等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指陈时弊,以图匡正,或可

稍稍平衡势利弥漫的丛林歪风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商英既关心丛林,又为丛林所重,其对丛

林设施之意见,往往能正面地影响禅刹的发展与变革。譬如他漕江西

时,向兜率从悦称法嗣,遂与从悦门徒惠照为昆仲。从悦化寂后,兜

率虚席,张商英遂命惠照继席,惠照以得悟于张商英之后为由推辞,

商英说他“汝寻常满囗道得,却会不得。”惠照听其命,遂继席开法

,结果“居兜率二十有七年,仿像天宫内院,作新一刹,冠绝人世,

安众不过四十,遇缺员则补之,供馔珍丽,率众力道弥谨。”(注45)

虽然这种描述多夸大之辞,但亦可稍见兜率禅林之延续不衰,岂非张

商英选定住持,鼎力护持之功?他镇洪州之时,还延请在庐山归宗寺

之真净克文,出居泐潭,备尽其礼,因此而认识其法嗣惠洪,并与惠

洪结下三十年之交情。(注46)他与惠洪为禅喜之游,常有诗书往还唱

和,甚

──────

(注44)《禅林宝训顺朱》卷2,页398。按︰归云如本为瞎堂灵隐惠远

∵法嗣,住抚州□山,为大慧宗杲法侄。

(注45)《僧宝正续传》(新文丰《史传部》册7)卷1,页574。

(注46)同上,卷2,页580。根据《僧宝正续传》,惠洪入归宗依真净

∵,“研究心法,随迁泐潭,凡七年,得真净之道,辞之东吴”

∵。按︰惠洪于元佑七年(1092)入庐山归宗寺依真净,元符二

∵年(1099)游东吴,前后共计七年,张商英于绍圣三年(1096)

∵入洪州净名庵访真净,遂得识惠洪。见笔者僧史家惠洪与其“

∵禅教合一”说一文所附惠洪年

∵137页

为相得,誉之为“天下之英物,圣宋之异人”,每邀他出住大刹,还

屡助他解除牢狱之灾,使他得以发挥其长,写出许多传世之作。(注47)

∵又如他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坐章惇、蔡卞党而落职,被派

往随州。当时随州大洪山云峰寺才奉朝廷之命改为禅寺,原住寺之律

教徒不服,认为改律为禅,则原来甲乙之传,变为十方之选,遂与禅

徒有争执。张商英合禅、律而计之,述甲乙、十方之义,而以“甲乙

无定,十方无依,竞律竞禅,奚是奚非?”作结。律教徒坚持世尊居

给孤园,立竹林精舍,创为甲乙之制,但闻张商英举佛说“以大圆觉

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习”,遂默然而去。张商英因此调解了

改寺造成的禅、律冲突,而使大洪丛林稳定而持续发展,在几任十方

住持的领导下,变成北宋最盛的丛林之一,影响宋代禅宗发展至大。

(注48)

四、“护法”与宋儒

∵身为佛教外护,张商英最显着的贡献当是他的〈护法论〉。他除

了亲身参与丛林各种活动,辅助丛林成长外,还着书立说,有系统地

表达他的护法之诚。这种言行一致的具体表现即是〈护法论〉之作。

然而在讨论〈护法论〉之前,吾人不禁要问,护法论之作,在宋代的

学术环境中到底有何特殊意义?宋儒之为佛教外护者不乏其人,张商

英之前以外护着称的儒者亦至少有十二人,何以无人为佛教辩护?

(注49)

∵这问题可从两方面来回答。其一,宋开国以后,历朝皇帟对三教

问题都采三教并

───────

∵谱简编〉,刊于《大陆杂志》82卷5∵期。关于惠洪与张商英有

∵三十年之交情,见惠洪《石门文字禅》(新文丰出版社影印本

∵)卷24,页10上〈送一上人序〉,序中谓“余游二老,盖三十

∵年,今俱成千古。”所谓“二老”即张商英及龙安照禅师。按

∵︰《嘉泰普灯录》(新文丰出版社《史传部》册7)卷7,页112

∵载兜率从悦塔于龙安之乳峰。同卷页129∵载“张[无尽]尝自

∵谓得龙安悦末后句”,是龙安为兜率禅寺所在,故兜率从悦又

∵称龙安悦禅师,故其临终前有偈说“四十有八,圣凡尽杀;不

∵是英雄,龙安路滑”。惠照既继龙安悦所虚之席,自然称龙安

∵照禅师。其上堂语有“龙安山下,道路縰横,兜率宫中,楼阁

∵重叠;虽非天上,不是人间”之语,亦可以为证。见同书卷10

∵,页174,《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卷18

∵,页1198。

(注47)见《僧宝正续传》卷2∵,页581~583。关于张商英邀惠洪出主

∵禅刹,见前引《石门文字禅》卷29,页1上~2上〈上张无尽退

∵崇宁书〉及〈上张天觉退传庆书〉。

(注48)关于大洪丛林之发展,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见笔者〈宋代地方

∵丛林之形成、发展及中日佛教关系〉,将刊于《东亚传统文化

∵国际会议论文集》(台北︰正中书局,1995)。

(注49)《嘉泰普灯录》列有南北宋外护三十五人,在张商英之前有十

∵二人。

∵138页

隆之策,佛教获皇室相当程度之护持。太宗、真宗虽亦崇奉道教,但

并不影响他们支持佛教的态度。(注50)仁宗时虽有石介、欧阳修等人

极力排佛,但仁宗及其后继者并未因此而有反佛之举。换句话说,徽

宗以前,宋代皇帟及中央、地方官僚大臣多半接纳佛教,给予丛林许

多方便与支持。这固然是因政治、社会上有此必要,也是由于他们对

佛教较有同情之谅解。另一部份原因则是因为禅宗兴起,不少有道禅

师们都兼通儒学,他们与儒家官僚谈禅论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

接地俾益丛林。是以佛教不但未受政治迫害,反而愈传愈盛。其二,

宋代不少儒家官僚虽无“护法”之文,但他们读经习禅,颂佛作佛事

,与禅师们作法喜之游,又为他们撰写塔铭,发其显德幽光,也时而

表示他们“护法”之意。譬如苏轼(1036~1101)论成佛难易,以为

有儒释不谋而同者。他以为“穿□者足以为圣人”,而“贤人君子有

时而为盗”,这都在一念之间。他说“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

与释皆然。”(注51)这虽然是论佛教外在之“迹”,而不是内在之“

本”,也未尝不是护法之一部份。盖韩愈以来的反佛论之所以受议,

实在其贬斥佛教之“迹”,对于佛教教义则无深入批判。苏轼之语,

正是为此佛教之“迹”缓颊。又如富弼(1004~1083)曾致书张隐之

,为禅徒辩其行事,因张隐之尝“以势凌衲子”之故。富弼之语略谓

∵大抵俗人与僧人,性识□□□差别。其事迹甚有不同处。且僧

∵人自小出家,早已看经日久,闻见皆是佛事,及剃发后结伴行

∵脚,要到处便到。参禅问道之外,群众见闻博约,又复言说眼

∵目薰蒸,忽遇一明眼人,才拨着,立便有个见处。却将前后凡

∵所见闻,自行证据,岂不明白畅快者哉!吾辈俗士,自幼少为

∵世事浸渍,及长大,娶妻养子,经营衣食,奔走仕宧。黄卷赤

∵轴,往往未曾入手,虽曾闲阅玩,只是资谈柄而已,何曾彻空

∵其理?且士农工商,各为业以缠缚,那知有丛林法席?假使欲

∵云参问,何由去得?何处有结伴游山,参禅问道,及众博约乎

∵?一明眼人,偶然因事遭际,且无一昧工夫,所问能有多少?

∵所得能有几何?复所问所见,自作证据,更不广行探讨,深如

∵钻研,才得一言半句,殊未明了,便乃目视云汉,鼻孔辽天,

∵自谓我已超佛越祖,千圣齐立下

────────

(注50)关于宋初皇帟与佛教,请参看笔者“宋太宗与佛教”一文,刊

∵于《故宫学术季刊》卷12,二期,页107~133∵,及笔者

∵“Imperial∵Rulership∵and∵Buddhism∵in∵the∵Northern∵Sung”

∵in∵Imperial∵Rulership∵and∵cultural∵Change∵in∵Traditional

∵China(∵Seattle,∵Unit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94),

∵pp.144~187。

(注51)见《东坡禅喜集》(台北︰老古文化公司影印明徐长孺辑本)卷5

∵,〈南华长老题名记〉页12~13。

∵139页

∵风,佛经禅卌,都不一顾,以避葛藤之诮。弼之愚见,深恐也

∵然也。弼不学禅则已,若已办身心学之,须是周旋委曲,深钩

∵远索,透顶透底,彻骨彻髓,一切现成,光明洁净,绝尘许凝

∵翳,方敢下隐[?]之之书。此事不是小小,直要脱却无始劫

∵来、生死根本,与管生死底阎罗老子作抵敌始得,不可听闲人

∵长语,以当参学,使自随瞒去也。(注52)

富弼这段话,大致代表一般佛教外护所持“护法”态度之一面。苏轼

曾对张商英说︰“释氏之徒,诸佛教法所系,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

事至庭下,则吾徒当以付嘱流通为念,与之阔略可也。”(注53)这种

宽待释氏之徒的态度,正与富弼之见不谋而合。

∵在张商英之前,真正能直截了当为佛教辩护的儒者,应是仁宗时

的陇西处士龙昌期(生卒年不详)。龙昌期的生平与事迹一直鲜为人

所留意,最近四川大学的吴天墀教授作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

者一文,对他有很详尽的考述。此处对龙昌期的生平不拟多赘,只想

对他思想学术上之“护法”成份,就吴文略作补充。因为他可以说是

张商英护法的先声,笔者觉得有多加讨论之必要。

∵龙昌期是蜀人,长于《易》,早年尝注《易》、《诗》、《书》

、《论语》、《孝经》、《阴符经》、《道德经》等书。(注55)他学

问淹贯,博通儒、释、道三家之学,兼涉阴阳、杂家、名家等古籍。

曾于仁宗天圣时,为福州知府陈绛延请讲《易》,颇受欢迎。(注56)

后又为枢密副使范雍(979~1046)召至门下。范雍“性恭和,有风鉴

,门下所举,多至显贵,为时名卿。”(注57)他嗜读五经,在枢铉五

年,常与龙昌期论议经书,见其博贯诸经,而论《易》又“深达微奥

”,乃“将其所着书奏御,其书遂行于时。”(注58)仁宗宝元二年

(1039),龙昌期因韩琦(1008~1075)之奏,授试国子四门助教。

时逢蜀中大饥,韩琦受命安抚剑南,获知蜀中高节有声,不求闻达之

士数人,上

───────

(注52)见《释氏资鉴》(新文丰《史传部》册2∵)页207~208。按︰

∵据作者元僧熙仲,富弼此书系引自《言行录》并《纪谈》,二

∵者不详是何书?引文中之□为缺字,恐亦有误植字。

(注53)〈护法论〉(《大正藏》本)页639a。亦见前引《东坡禅喜集

∵》卷8,页7。

(注54)见邓广铭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

∵页414~440。

(注55)《宋史》卷299,页9942,〈胡则传〉。

(注56)同上注。

(注57)《范文正公集》(商务影印《四库全书》本),卷13,页19〈

∵资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

(注58)同上注。

∵140页

奏朝中为试国子四门助教,“偕缀上庠之籍”,龙昌期亦在其中。

(注59)庆历五年(1045)知益州文彦博(1006~1097)又奏授校书郎

,正式带衔任官。文彦博“少从昌期学”,深知其学问为人。他年轻

时曾作〈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盛赞龙昌期学术,并惋惜其不遇,

而追随其后︰

∵先生陵阳人也。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

∵着书数万言,穷经二十载。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

∵。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遂不远万里,

∵上书公车。累叩天阍,久而不报。乃喟然叹说︰“道未亨矣,

∵吾其归欤!”因“假道阆川,获挹眉宇,是故经籍奥义得与咨

∵焉。”(注60)

文彦博对龙昌期如此推崇,是以知益州时,推荐不遗余力,其奏状曾

说︰

∵窃见......龙昌期气正行介,学纯虑深,窥古今治忽之原,穷

∵圣贤变通之旨,旁贯百氏,阐发微言。别注六经,颇有新义,

∵高出诸儒之疏舛,洞见圣人之旨归。......今资政殿大学士范

∵雍旧尝与通进。宝元中本路安抚使韩琦、知益州张逸、转运使

∵明镐,并曾奏举,遂受初命。而昌期疏于声利,乐于丘园。说

∵经诲人,取重乡辏蛔攀榇溃杉虮唷D暧馄呤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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