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教育的方法与特色

禅宗教育的方法与特色

刘立夫

摘∵要：禅宗的教育不同于世俗教育，它的目标不在于获得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在于提升心灵的境界，见性成佛。其方法千变万化，因人而异，但大致可分为机锋、棒喝、手势和参话头四类。禅宗教育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并不限于宗教方面，至少体现了以下三大特色：因材施教、“困学”以及“负”的思维方法。禅宗的教育是富于智慧的德性教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色和精神追求。

关键词：禅宗；教育；思想；方法；特色

作者：刘立夫，男，1966年生，湖南东安人。现为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佛学。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标榜，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独树一帜。禅宗的创宗始于唐朝前期的慧能（638—731），慧能以后，“一花开五叶”，至唐末五代而蔚为大观，五家七宗争流竞秀，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的基本教义可以概括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慧能及其后学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教义展开的，五家七宗虽然各有“门风”或“家风”，但基本宗旨并无改变，改变的只是宗师接引学人的方法和手段，实际上就是教学方法的不同。

一、禅宗教育的理论基础

禅宗的教育不同于世俗教育，它的目标不在于获得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在于提升心灵的境界，见性成佛。

禅宗教育的理论基础就是它的佛性学说，即关于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和成佛的方法。禅宗继承了大乘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认为佛性就是内在于人的“本心”，一旦觉悟本心，便可“顿悟”成佛。《坛经》认为，每个人生来就具备佛性的“种子”，这个佛性的“种子”就在每个人“当下”的心中，凡夫只因被七情六欲等各种“烦恼”所困扰，不能“明心见性”，一旦遇“善知识”指点，即可顿除迷情，彻悟本心，超凡入圣。就像天空的本色就是蓝色清明的，只因被乌云所遮蔽，不现光明，一旦大风驱散乌云，蓝天的本来面目便自然呈现。禅宗认为，迷是凡夫，悟即是佛，凡夫与佛的差别仅在“一念”之间。那么，如何才能明心见性呢？慧能根据《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提出了“无念”、“无相”、“无住”三条悟道的基本途径。慧能解释说，所谓无念，不是不起念，而是心不起虚妄分别的念想；所谓无相，是不具有相对的形相，不执着对象的相对相、差别相；所谓无住，是没有任何执着的心灵自由状态。

禅宗认为，觉悟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所得”，不仅“诸法”（万物）无所得，而且人的“自性”（本心）亦不可得。解脱的境界也就是超越理性的“空无”的境界。禅宗打破了外在的权威，不仅将传统佛教的佛、菩萨等外在的偶像搬进了人的内心，也彻底改变了对传统佛教的经典及各种教义的态度，认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它所推崇不是佛教的具体经典教条，而是佛教所体现的“真意”。禅宗克服了佛教经院哲学的障碍，直截了当，开创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种种独特的传教法门。

二、禅宗教育的基本方法

禅宗的教育是丛林[1]教育，是通过禅师开导学人的过程来实现的。这种教学方式常常是师徒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师徒之间的心灵沟通。具体方法千变万化，因人而异，但大致可分为机锋、棒喝、手势和“参话头”四类。

（一）机锋

机锋，又作禅机，是指禅师对答或教化学生时采用的寓意深刻、无迹象可寻的语言，既表现了禅师的境界或对某问题的看法，也能考验学人的见地，帮助其开悟。禅宗的机锋常常是非逻辑性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人增加某种实在的知识，反而是要打破这种知识的束缚，以阻断对世俗知见的迷惑。所以，机锋常常是似是而非又尖锐峻烈、令人敬畏的。以下举其有代表性的数种。

1、“四料简”

“四料简”也称“四料拣”，即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四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为临济宗创始人义玄（？－867∵）所提出。这四种方法分别是：1）夺人不夺境；2）夺境不夺人；3）人境俱夺；4）人境俱不夺。这里主要涉及“人”与“境”的问题。所谓“人”，就是主观的自我，也叫“我”。所谓“境”，就是客观的外境，也叫“法”。所谓“夺”，就是破除执着。义玄的具体方法是，对自我执着重的人，为师者要想法破除其自我执着之心，转换以客观的立场思考，此为夺人不夺境。其次，对于那些偏执于外境，如贪恋金钱、名位、荣誉等，应教导他多加内省，此为夺境不夺人。再次，对于人、境二者均执迷不悟的人，则应破其一切，不留余地，令其深入禅定。最后，对于那些有上等根器、对人我都不再执着的人，应顺其自然，无需再破。

当然，禅师在教学时常常不那么直接，而往往用隐语或诗歌来表达他的意思。《临济录》载：“师晚参……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2]从文学的意境来说，这些诗歌所表达的境界并不难理解，但是，学人要真正理解禅师话中的“禅机”，须要达到一定的禅修层次才有可能。

2、“云门三句”

“云门三句”由云门宗创始人文偃（864－949）所发明，包括“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三句话。[3]云门三句又被称为“云门剑”、“吹毛剑”，锋利无比，能断一切妄念、执着，丛林称之为“孤危耸峻，人难凑泊”，十分险峻而简洁。

云门三句分别说明了对世界万物的看法和接引参禅者的方法。“函盖乾坤”是一句总纲，是说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真如”佛性的显现，一切现成，无需改变。第二句“截断众流”是接引学人的方法，用一句话或一个字来回答学人的提问，学人的思绪被蓦然截断，无路可走，从而体会真理不可名说，转而向内心领悟，破除各种执着。第三句“随波逐浪”也是接引学人的方法，即根据学者的具体对象不同而灵活说法。[4]

3、“黄龙三关”

临济宗的黄龙派祖师黄龙慧南（1002～1069）常设“生缘”、“佛手”、“驴脚”三个问题以考验学人。其具体情形是：“黄龙室中常问僧：‘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正当问答交锋，却复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曰：‘我脚何似驴脚？’”[5]据说这三个问题三十年中难倒了所有的学人，即使有人回答得符合他的心意，他也不置可否，禅林称之为“黄龙三关”。

黄龙三关的所谓“生缘”，是指决定人生及其命运的各种因素；“我手”与“佛手”，是指人与佛的关系，即凡圣无二；“我脚”与“驴脚”，则指人与畜牲的关系，即性空平等。但这种内行人都懂的道理是不能直接说出的，否则就变成与实际修行无关的“口头禅”了。黄龙三关的真实意图，是让学生触机即悟，不至于死于句下，也就是要参“活句”。[6]

（二）棒喝

棒喝即棒打口喝，是禅宗在机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教学形式。禅家宗匠接引学人时，为杜绝其虚妄思惟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传说德山宣鉴（782—865）善于用棒，临济义玄善于用喝，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

德山宣鉴是一位经常使用棒打形式的着名禅师，门徒向他问道，他的方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吃他“三十棒”，“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7]。临济义玄则喜欢用喝，杂以棒打，他的门人也纷纷效法，演成了师徒同喝、棒喝交加的场面：“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乃曰：‘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于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顿，谁为下手？’时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师度与柱杖，僧拟接，师便打。”[8]

棒喝的作用当然不是为了打骂学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振聋发聩作用的教学手段，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语句或手段，阻断或斩除情解，转变习惯性的思维习惯，唤起内心的觉醒，进入悟道的超越境界。

（三）手势语

手势语的运用以沩山灵佑（771～853）和仰山慧寂（840～916）师徒最为着名，亦为沩仰宗的家风之一。《慧寂语录》载：“沩山一日见师来，即以两手交相过，各拨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一目瞻视，沩山休去。”[9]灵佑和慧寂师徒的手势和身体动作的源头可上推到灵山法会上的“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传说，参与的双方都已悟道，无须用语言文字来传递思想，而只需以简单的手势或眼神来传达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手势语的运用充分体现了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宗风，但却是禅宗上等根机的人之间所用的方法，对于初学者也许难以奏效。

（四）“参话头”

禅宗发展到宋代，风气大变，大量的语录、灯录、颂古、评唱等“文字禅”出现，一些禅师一改以往“不立文字”的传统，转而变成∵“不离文字”。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宗杲（1089—1163）反对这种做法，主张不直接去理解“公案”[10]中的文字，而是以公案中的某些句子作为“话头”来参究，参“活句”不参“死句”，称为“看话禅”。

参话头的特点是，用一则毫无意味和固定含义的话头，如“狗子有无佛性”、“如何是父母生前本来面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等，追问到底，使人大发疑情，直疑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洞见自己的真面目。参话头提倡怀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其本意则在于截断学人思维理路，放弃向外驰求的习惯，反求于内心。

三、禅宗教育的特色

禅宗的教育无疑是宗教教育，但它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又不限于宗教方面，至少体现了以下三大特色。

禅宗教育的第一大特色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禅宗不拘泥于某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强求普遍适用的教学法则，而是针对不同的“根器”对症下药，机锋、棒喝、手势和“参话头”等种种法门灵活运用，不拘一格。禅宗有五大门派，每一门派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像沩仰宗的“作相示意”，理事兼融；临济宗的“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机锋峻烈；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家风细密；云门宗的“云门三句”、“一字关”，门风刚劲；法眼宗的“一切现成”，崇尚圆融；还有黄龙派的“黄龙三关”，参用“活句”，等等，无不体现出禅宗教育思想的生动活泼和教学方法的丰富多彩。

禅宗教育的第二大特色是其“困学”方法的独特运用。“困学”属于启发式教学的范畴，它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让学生透过他自身的努力和逐渐扩大生活的体验去发现生活的真相。胡适最先发现了禅宗的这个秘密，他将禅宗教育方法总结为五点，即“不说破”、“疑”、“禅机”、“行脚”和“悟”。他解释说，“不说破”是因为禅宗主张的真理是简单而不可说的，一旦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真正了解，哪能有自得之乐？“疑”是指学生心中生疑，才会去思索，才能有望开悟；“禅机”则是老师在有意无意之间给学生的暗示；“行脚”即是游学，通过行万里路而苦苦寻找让自己开悟的机缘，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悟”就是“桶底脱落”，就是“奇迹的发生”，就是学生的恍然大悟，发现他所苦苦寻找答案的问题竟是那样的简单！[11]“困学”的方法源于孔子的“不愤不启”，但被禅宗发挥到了极致。

禅宗教育的第三大特色是突出了“负”的思维方法。所谓“负的思维方法”就是对所说的对象不作正面的阐释和回答的方法。冯友兰说，“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占统治地位，而“负的方法”在中国哲学占统治地位，道家尤其如此，道家与佛教的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加强了道家负的方法，因此，禅宗的哲学叫做“静默的哲学”。[12]禅宗追求的不是积极的知识，而是一种“无所得”的境界。《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得道”的过程是世俗知识的不断减损、成见不断剥落的过程，最后会“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个“无”。禅宗发展了道家的这种“无为”、“减负”的方法，不仅认为客观对象的“境”“无所得”，而且认为主观思维的“人”也“无所得”。正的方法是获得积极的知识的常规方法，而负的方法则是为了消除世俗的见解以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因此，禅宗的教育是富于智慧的德性教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色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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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丛林在佛教中是指草木不乱生长之意，比喻有规矩法度，通常指禅宗寺院，又称禅林。

[2]《大正藏》第47册，第497页。

[3]《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35页。

[4]∵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5]《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08页。

[6]∵刘长久：《中国禅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7]《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页。

[8]《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5页。

[9]《续藏经》第5册，第432页。

[10]“公案”原意指官府用以判断是非的案牍，禅宗转引为祖师大德在接引参禅学徒时的问答，或某些具有特殊启迪作用的动作，这类言行往往可供后人研习参考，故谓之公案。

[11]黄夏年主编：《胡适集》（近现代着名学者佛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5—266页。

[1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3—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