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对宗教的挑战∵[安希孟]

2011年3月24日

一

科学和宗教曾经以激烈论战的关系而闻名于世。西方文化中这两大颇有价值的权威系统之间的对抗性遭遇史包含了哥白尼、克卜勒和伽利略对中世纪教会教义观点的挑战，以及达尔文关于生命的起源与进化的理论所挑起的热烈争论。

然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战争与冲突”，这一普遍化的概括是不全面的。科学与宗教双方明火执仗的十字军征讨者们随时准备“参战”，这一现象掩盖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另一种不太明显但却同样重要的关系。许多人看到，宗教与科学在方法与观点上有不少共同点。另一些人认为，科学与宗教是独特的，互不依赖的事业，彼此不会造成威胁。伊安•巴伯（Ian∵Barbour）则认为，科学与宗教所关心的，并非仅仅是事实及其解释。从理智方面来看，它们寻求对事物的整体解释（有时叫做形而上学），都运用理性和经验的方法达到这一认识。从规范方面来看，这两项重要的人类事业都关心价值，都忠于理想和共同体及其它核心的甚至是终极的人类需要。最后，真理具有两个焦点：它满足理性——经验的与规范的两个方面的需要，以便实现深层的见识。【注1】

有些人认为，科学与宗教具有共同的令人尊敬的目的，或者，至少二者都具有理性——事实的和规范——价值的因素。二者都有助于充分满足对世界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一些人严格划分科学与宗教在方法与目标上的界限，认为二者各有其特殊功用，以便保证它们的相互独立性。他们一方面反对把一项事业归结为另一项事业——比如以自然神学的方式把科学归结为宗教，或者把宗教说成是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的“过时的”方法，从而把宗教归结为科学；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对把心的问题划归宗教，把头脑的问题划归科学，似乎二者互不关联。

从18世纪到20世纪之初，科学与神学曾一度彼此越来越疏远。然而在本世纪，却出现了一系列努力试图填平这一鸿沟。但迄今为止，宗教与科学的对话仍步履维艰，自然科学与神学二者分离的历史痕迹仍未被荡涤干净。

科学与宗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主要是由于近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对宗教的影响造成的。近代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主要是毁灭性的，即试图取消宗教。而现代科学对宗教的挑战却完全不是取消或打击。它更邀请宗教对某些问题作出回答：有些问题单靠科学是解决不了的；有些问题是科学无力亦无暇解决的。同近代科学高歌猛进、意气奋发的自豪感完全不同，现代科学业已碰到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因而一方面，它对宗教的解说不满意，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宗教的帮助。即使需要宗教的合作，它仍希望宗教能作自我修正。看来，宗教在科学时代仍有存在的必要和有待发挥的作用。正是由于科学对宗教的挑战，正是由于科学为宗教提供的新视野和新方法，才出现了本世纪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与整合。没有挑战，便没有对话。

今天，宗教面临的科学时代的挑战可以被概括为：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宗教有什么地位？今天，人们怎么才能相信上帝？什么样的上帝观可以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相一致？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将如何受到当代科学发现的影响？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寻求如何在科学所揭示的世界里得到实现？

宗教传统并非一套理智的信仰或抽象的观念。它是其成员的一套生活方式。每个宗教共同体都有其独特形式的个体经验、共同仪规和伦理关切。宗教首先旨在改变个人生命，特别是通过介入更宽广的专注中心从自我中心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改变个人生命。然而，所有这些生活与实践模式都以共同的信仰结构为前提。当核心的宗教信仰的可靠性遭到质疑时，宗教的其它内容也遇到挑战。

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创世和拯救故事提供了一个宇宙大舞台，使个人生活藉以获得意义。它使人们能够解决罪、有限性和死亡等问题。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它鼓励个人洗心革面和重新做人。然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失效，这部份是由于它同近代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不一致。在世界其它文化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人类中的大多数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以其作为满足希冀的源泉。技术为克服我们的绝望感与依赖性提供了力量、操控和远大前景。然而，尽管带来巨大好处，技术却没有带来它所许诺的个人满足和社会福利。的确，它常常好像是以难以控制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威胁社会模式和环境。

二

我们这个科学时代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形成对宗教的挑战。

一、科学方法的成功。科学的显着成就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关于以前使许多人一筹莫展的自然领域的知识。由于导致了强大的新技术，因而这些发现的有效性获得进一步的证实。对有些人来说，科学似乎是通向知识的唯一可靠的途径。许多人认为，科学是客观的、普遍的、理性的，建立在坚实的观察证据之上；相反，宗教是主观的、局部的、情感的，建立在传统和权威之上。他们认为，宗教信仰的可靠性既被具体的科学发现也被科学方法所颠覆。其它人声称，宗教有其自身独特的认识方法，完全不同于科学方法。即使对这些人，人们也要求他们证明：如果宗教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那么，这一认识如何会是可靠的。科学作为方法，构成科学时代对宗教的第一个挑战。

二、新的自然观。各门科学向我们揭示了自然领域具有完全不同于前几个世纪所设想的特点。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的新特点，诸如亚原子事件（subatomic∵events）的测不准性，以及观察者参与观察过程等，有何意义？根据当前流行的天体物理学理论，150亿年前揭开了宇宙膨胀过程的最初的爆炸有何神学意义？关于宇宙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科学解释同基督教创世说有什么关系？达尔文描述了新的物种（包括人类）从偶然的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作用中长期而缓慢的发展过程。最近，分子生物学家在今日有机体的进化及发展和功能中发现了DNA的作用。对生命与精神的性质而言，这些发现告诉我们什么呢？

三、神学的新境遇。在神学中得到系统表述的宗教信仰的主要源泉是宗教经验和宗教共同体的故事与仪规。然而，神学反思的两个特殊领域——关于人的本性的学说和创世教义——必须考虑到当代科学的发现。归纳主义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由于分子结构的活动决定的。和归纳主义不同，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采纳关系论的和多层次论的实在观。根据这一观点，相互依赖的诸系统和更大的整体影响着较低层次部份的活动。这样一种解释既代替了古典的精神与物质（身与心）的二元论，也代替了二元论之后的唯物主义。过程神学对“在今日科学所理解的世界中上帝如何行动？”的问题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答案。

四、环球时代的宗教多元论。通讯技术、旅游以及今日全球的相互依存性，使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奉者们越来越相互联系在一起。过去，绝对主义者的宗教权利造成压迫、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直到今日，仍继续造成中东、北爱尔兰、巴尔干以及其它地方的敌对状态。在当今世界上，未来某些冲突将会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宗教多元论的问题。而在每一种宗教传统内部，又有形形色色、斑驳陆离的观念。例如，女权主义作家们批评基督教思想史上父权制主张的统治地位；第三世界解放神学家们看到经济利益在神学解释中的影响。宗教多元论质疑任何一种宗教传统和神学观点具有排它性权力。

五、环境的威胁（技术的双重作用）。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主要是由于渴望对科学的技术应用。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技术力量对人类与自然的影响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具有双重的特点。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将会消灭现代文明，带来气候的变化和饥馑。它会使人类生命本身濒于绝境。有毒化学物质、森林植被减少、土壤的退化以及各种污染物质、人口骤增，都严重威胁着环境。我们的行星是一颗处在危机四伏中的行星。计算器、自动化、人工智能将对工作、社会组织和我们关于自我的形象带来巨大影响。遗传工程为改变生命形式（包括人类）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与行为提供了新的宽广前景。大规模技术造成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使各国内部贫富之间的差别扩大，使贫国与富国的差别扩大。

对技术的控制和引导涉及到诸如正义、自由和环境管理之类的伦理价值。对人与自然的尊重，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结论。把知识应用于人道的目标，这一智能并非实验室的产物。我们的自然观将会影响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我们的人性观，将会影响我们关于人类责任的认识。

宗教传统可以有助于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吗？基督教传统常常受到批评，因为它把人类和其它被造物严格分开，把人类和人类拯救看作是创造的唯一目的。这一传统也强调神圣的超在性，而牺牲了自然中的内在性。但当代作家们正在恢复对自然的管理和礼赞的观念，恢复自然中的神圣性的观念。这有助于今日的环境伦理。此外，宗教还应当面向科学，以便认识到所有被造物在进化方面都有共同血缘，所有生命形式在生态上都相互依存，并且有可能建立农业、技术和资源使用的可持续模式。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既受到科学的影响，也受到宗教的影响。

通过考察这五个方面的挑战：作为方法的科学，新的自然观，神学的新境遇，宗教多元论，以及环境的威胁（技术的双重性力量），我们将会看到宗教在一个科学时代的地位，看到基督教既要与对《圣经》信仰的历史解释一致，也要与当代科学一致。

三

我们所说的“科学”与“科学时代”乃是动态的、演变着的概念。我们时代的科学已不是牛顿时代的科学──机械论的、决定论的和还原论的。新的科学已经向传统科学提出挑战。正是这样一种新科学，才形成挑战并使得宗教有可能接受科学时代的挑战。在科学方面，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着它与宗教的关系。

一、在对科学的历史与方法的哲学考察中，人们对科学活动的复杂的社会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概括与证明过程有了更细致的认识。这一新的认识加强了（实际上是刺激了）这样一种信念，基础主义认识论是对自然科学活动进行解释的拙劣模式。根据基础主义认识论，正确的论点是以毋庸置疑的前提为基础的，并合乎逻辑地导致可靠的结论。各种基础主义在发现这些无可置疑的基础的具体方法上大相径庭（从感官数据到合理理智），但所有的基础主义认识论都肯定某种毋庸置疑的基础的存在。

对作为科学活动的模式的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怀疑，出现在皮尔士、杜威的科学与认识论哲学中。这是美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这一观点贯穿在蒯因等人的认识论和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中。它对人们认识神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意义在于：科学与宗教知识，事实上所有的人类知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旧的基础主义在神学家看来特别成问题，因为自启蒙运动徒劳地解释它的前提如何才能毋庸置疑以来，它有一段歪曲的历史。基础主义作为科学方法的失败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受到那些面临科学神学和理性神学的巨大挫折的神学家的欢迎。如今，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神学中，自然科学和神学在方法上似乎就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二、自然科学一些具体内容表明，与丰富多彩和光怪陆离的经验领域不同，自然界比近代所认识到的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从量子力学的基础到宇宙人类学原则以及在生物科学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作用中，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自然世界不是简单的封闭的因果联系网络，解释它的奇迹是哲学与神学可以助一臂之力的任务。”【注2】这样，神学与科学就被看作本质上是同一种探究的两个例证。在这种气氛中，大多数系统的神学反思都把自身看作是“科学的”。有不少著作谈论科学认识与宗教认识这两个过程的一致性。

今天，在面对科学发现的新例证时，宗教已不再感到恐惧。宗教在面临世俗主张时，似乎很快恢复元气。这一变化的原因部份是由于这一事实：自然科学的实际内容比一个世纪以前与神学概念更趋一致。我们生活在一个更有趣味、较不死板、更扑朔迷离的世界里。混沌理论、量子力学及其对因果性的重新评价、宇宙人类学原则以及生物学系统中对或然性的作用的认识，这是最近一些年的四大显着进步。它们同人类知性中的宗教向度既一致又不一致。它们证明了这样一种盼望的合理性：当宗教信仰与科学的暂时进步发生冲突时，宗教不必惊慌失措。神学化的科学背景很可能会变化。在任何情况下，创造性的精神都可以有效地把宗教与科学联结在一起。在科学与宗教关系上的不加节制的悲观主义同彻底的乐观主义一样，是不恰当的。

但这不是宗教自信的站得住脚的理由。从深层来说，这种日渐饱满的自信心证明：现代西方正通过自我批评开始厌恶对自身敏锐性的烦恼，并开始严肃考虑它对意义、幸福和正义的追求。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理解：负有科学责任的神学很可能愿意对那些面临科学舆论而消失的事物──比如对承认人类宗教经验的根据──表明态度，并希望看到科学最终是什么样子。这是严肃对待人类生命中情感的和精神的内容。人们常常含糊地提到后现代主义。这一转折是以更大勇气寻找生命与思想的整体性（wholeness）。“看来，科学与宗教的相互作用表明现代西方自我认识的冲突性质，但新的可能的快乐信息已经初见端倪。”【注3】

显然，世俗世界和世俗科学的发展对神学提出了重大挑战，这是对批判的神学内省的鞭策。今天，这一任务远远不是一代神学家的努力所能完成的。同2世纪和3世纪希腊与拉丁教父的任务相比，同13世纪与亚里士多德主义遭遇时的经院哲学任务相比，同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的任务相比，这一任务并不那么轻松。今天，只有以当前世界为背景，只有借助于当前时代的科学与经验，只有着眼于人、教会和社会的实践，这一任务才能很好地完成。因此，神学家们越是通过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历史──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经验──更多认识这个世界，他们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四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精神分裂症焦虑。我们如何既依靠科学又依靠神学，既以批判的方式又以崇拜的方式，既依靠技术又依靠伦理来生活？这引导我们关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