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民国初期哲学与政治思想接受唯识学的基础与动机——以谭嗣同和章炳麟为主

中国晚清、民国初期哲学与政治思想接受唯识学的基础与动机——以谭嗣同和章炳麟为主

谢林德

从一个思想史观点来看，清末民初唯识思想的回复是基于多种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原因。传统的知识制度分别变成现代的学科可说是它主要原因之一。唯识学为东洋哲学这新学科之形成、唯识学名相的区别和分析提供了很有用的基础知识。民国初年新建的佛学院大部分有“唯识学入门”课。此外，白衣中对佛学教门的兴趣愈来愈深。民国时唯识学基本教科书的增长反映此时社会里的趋向。此两原因对唯识学本身也有其影响。唯识学在世俗之中被接受归结于其通俗化而变为一种东方心理学或东方唯心哲学系统。

社会大规模的变化以外，清末民初唯识学回复也考于其些独特和个人的因素。慈恩大师所着之述记由于杨文会居士费财尽力而在中国久灭之后重新得以传流。此事引起了唯识学“断续”之说。虽大部分学者未曾读过慈恩大师的述记，断续之说激起后代对唯识学的兴趣。欧阳竟无和太虚法师的人格和其学术观点也影响了民国初年的唯识学发展。

学术方面以外，唯识学回复也跟当时政治思想有关。此关系被当时政治积极份子之一梁任公所特别强调。一个变革和革命运动自己取用一个一千年旧的思想体系可说是一项异常的事情。为此，梁任公举出几个原因，大略都跟历史变迁和文化冲突有关。此外，他以夏曾佑、吴樵、宋恕为中心画了一张学士联结网，皆弘扬西学并研读佛教，提倡所谓新学。唯识学以其名相分析很细、也很有体系，被看作符合西方科学。但是他又把革命和新学积极团体对佛教和唯识学的尊重归因于另外一种因素，就是要鼓起革命家的勇气。后来学者反复地追随梁任公的步子，认为清末积极的政治思想家取用唯识思想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设想和愿望，外在原因在于历史变迁和文化冲突的情况，而内在原因在于其推进作用。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地考察清末唯识学回复跟当时政治思想的关联。∵具体研究对象是两个着名近代哲学着作——谭嗣同的《仁学》及章太炎的《齐物论释》。这两部着作涉及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史三段时间，那是戊戌政变前一二年、武昌起义前一年和第二革命期间。最后一个时期是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家的时间，大约在此时他重订其《齐物论释》。

谭嗣同《仁学》生前未出版。其中约有三个大段着重地提及唯识学的术语。其中谭氏用唯识学的“三界惟心”或“三界惟识”的观点来表达自我意识和知觉外界并无实在性。如果自我意识和知觉外界的虚无假设已肯定，生死的区分就无法进行，生灭轮转就要停止。基于唯识学术语谭嗣同又设计一个机械式的心理模型以转变人类思维方法。本论文要论证谭嗣同提及唯识学“惟心”理论跟《仁学》最后两章中“度众生”的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意义不在于转变自身思维方法而在于转变别人思维方法。他提及《周易》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论说来描写一种不令人觉察的对某人发生影响的途径。谭嗣同何以要提倡默默无闻地影响别人的思维，他未曾确定地论述而只是含糊地暗示，例如《仁学?界说》中“破对待”、“参伍错综其对待”等说法。含意不明，解释甚难，却可能暗示于以行刺或自杀事件引起大众暴动。据此看法，《仁学》一书旨在政治行为，唯识学“惟心”及“转识”理论则是为创造一个革命意识形态而有很大的价值。

章炳麟《齐物论释》初本是武昌起义前夕写完的。出版以后，受到过肯接受佛学的中国留学生的短期注意。辛亥革命发生以后，虽然中国社会及思想背景已改变。但章炳麟却一直继续重视其着作，并肯定它有一个永久不朽的价值。民初章炳麟修订《齐物论释》，于是《齐物论释重订本》问世。两本皆列入《章氏丛书》。章炳麟《齐物论释》以唯识学名相解释庄子的思想。但他理解唯识学又大略基于一些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康德和叔本华。《齐物论释》的目的不一，政治思想方面可略为三：一，保护中国文化的一致性，反对西式统治制度。二，主张无***主义，同时反对巴黎无***主义的现代思想和他们对现代技术的热情。三，拒绝任何政治理论，中西古今无论。为实现此目的《齐物论释》有“以名谴名”的理论。此理论以词语解释为基础。当时重要的政治概念，例如“文明”或“平等”等，都无确定的意义，只有相当的价值。在当时政治理论的争论中章炳麟否定一切已有政治概念的固定地位。

章炳麟取用唯识学的阿赖耶识概念来证明人类思想可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个人思想靠阿赖耶识为基础，而阿赖耶识超过个人思想，因此个人思想是文化及语言所指定的。

唯识思想在谭嗣同《仁学》中有推进政治理论的作用，在章炳麟《齐物论释》中有拒绝政治理论的作用。两书结构不一，意义不同，∵背景相差，唯识思想作用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说唯识思想跟政治思想的融合以谭嗣同《仁学》为其出发点，以章炳麟《齐物论释》有其归宿，跟后代唯识学兴旺的原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