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者的食思想

（一）准素食者群∵

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形成了中国饮食史上一个以广大下层社会劳苦在众为主体的准索食者群体“藿食者”群，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成员的个人经济实力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其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一准素食群体不但一直存在着，而且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呈现逐渐扩大的规律性趋势。而在三代时期以后的二千余年历史上，这一群体成员的构成便不再那么简单，他们的社会属性复杂得多了。当然，其基本成分和主要成因则仍是经济方面的，造群体扩大的主要原因不外是这样两点：一是社会性贫困化程度的相对加深和极端贫苦成喁数量的绝对增多，二是社会总人口当数量的增长所造成的土地与社会承受力的疲竭。而造成这两个原因的，当然是更深刻和复杂得多的经济、政治乃至历史和文化的诸多因素。例如历史上频的各种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所导致的“饥俭，人皆蔬食”（《晋书·石勒载记》卷一百四），即是其一，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当饥馑发生时，广大民众以草根树皮甚至各种不可食之物充饥。而灾难过后，人们的防饥心理也要”有时常想时，丰年且作歉年”，他们绝不会改变蔬粝清贫的传统。照我们”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部饮食史“的理解（参见拙文《关于中国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界》1994年5期；《文摘报》1994年12月22日有评介），这个广大的准素食者群体正是与以往任何时代共存的中下层社会（以下层社会为主）食者群的主体，是中下层社会食文化层次的基本成员。所以称这人群体的成员为准素食者，是因为他们并非人生信念和进食原则上的素食主义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成员既非素食思想或理论的信奉和力行者，也非食生活中真的一点运动性食料吃不到的人。他们只是由于长久和极端贫困生活的副迫，才成了“食草的动物”，并因对这种带迫的无法克服的恐惧心理而逐渐“习惯”了“食草运动”的生活。对于三代时期的“藿食者”和后来中国历史上准素食者的主体成员来说，他们是一群因经济实力的贫困而很少有可能吃到肉的人。园田经济小农户家饲养豕、犬、鹅、鸡、鸭等畜禽，也主要不是直接供给自家餐桌的。因此，他们的平居之食，一般情况下都是“蔬食菜羹”的结构和风格。从实践意义上看，他们同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事实上的区别，几乎只是一步之遥。正是由于这个在民族总体数量上占相当大比重的极其广大的准素食者群在历史上的长期存在，所以说中华民族特别是广大汉族人基本是食素的或以蔬食为主的，也许并不过分。这个准素食者群，基本等同于庶民大众中的果腹者群，因此在食观念上也是相同或相通的。∵

（二）方士、道家的冀长生食观∵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九卷）鲁迅（1881～1936年）先生这里所说的“道教”，是指包括作为宗教的道教形成以前的道家及古代巫术、秦汉时的糖果仙方术等在内的庞杂的道教体系。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广泛的，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其宗教体系的成熟约在4世纪以后。道教注重修炼，其具体方法有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箓、房中，辟谷等，其中服饵、辟谷等即属于饮食文化的范畴。春秋（前770～前746年）以下的老子（春秋末）、庄子（约前369～前280年）等的道家思想是道教重要的思想来源秦汉方士的服饵辟谷、长生成仙的思想和追求实践，则是道家继承发展发仙理论与修炼实践的内容。对中国历代饮食文化和饮食思想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正是这部分内容。∵

方士服饵辟谷、长生成仙思想的出现始于春秋时期，其后直至魏晋（220～420年）成为时尚，在知识界尤其是贵族社会极有影响。南北朝（420～589年）以后也一直不泛实践者，只是近代思相文化的兴起才逐渐使之寂灭。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方士、道家以及扣来完全包揽进道教之中的异食长生或成仙之要，无疑会觉得充满了莫名的荒唐，但历史地考察，却有许多值得认真和深入思考的问题。首先，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上层社会对“肥肉厚酒”贵族传统膳食结构的反省，正是这一反省，导致了先秦一股入人数虽不甚多却影响颇为深远的崇尚素食轻身、辟谷长生食尚思潮的形成，而后则为其绵延时期。与其相伴的，是无数因之成“仙”的言之凿凿传说的极为流行。在这信史与传说、科学与虚妄相间的混沌文化中，反映着我们不应忽视的历史生活内容：“服肉厚酒，咯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西汉·枚乘《七发》，，见《文选》卷三十四），“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而成仙（《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总之，无论是禁肉鱼仅蔬食还是辟谷异食，无一例外是要素食，才可能能到不受寻常食物之害以养生进而长生的目的。这种思潮最初萌发于层社会，并且始终以那些悠游有闲成员为主体，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权贵阶层极其倾向的上流社会之尚。∵

成仙是荒诞的，长生也是不可能的，但追求者不思想探索和实践经验却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长生是不可及的目标，但追求这一不可及目标的过程却是实实生生的；要达到长生，其必经的过程则道生是长寿，寿要长，长至无极，自是长生。因此，追求长生的实践过程便不夫积极意义。追求长生这一美好的愿望，正是贵族食文化层那些被肥肉厚酒所戕，以致早在青壮之年便得了“不胜食气”的“鞔（man）病”。“味众珍则胃育，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吕氏春秋·陵园孟春纪第一·重已》）于是才反思以***，开始淡素之食的思考与实践（参看拙文《略谈中国饮食史上的素食、素食主义、素食文化圈及其相关问题》，见《中国饮食史论》）。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长生食素”思想的萌芽与存在，与本草学的饮食养生思想的出现与发展，约略同时同步、并行不悖，甚至还互相影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食素戒律的推行提供了理论支点与舆情基础。但是，由于道教的兴起与发展，由于后者对前者的承继利用，使得方士和道家的这种探索与实践以更多的宗教神秘面目存在于道教之中。莫测的医学与神秘的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脉秘相通或藉断丝连，事实也正是如此，至少宋（960～1279年）以前的那些着名本草学家，都程度不同地有着道家或道教的神仙气。∵

方士、道家和道士们之外，历代那些遁于山尕林下的隐逸之士中的许多人，他们的食生活与食观念，也基本上属于淡泊自然的素食或约近素食类型。历代隐逸之士其数虽然不多，但其表率士风、影响舆论作用却颇大，故其食习尚、令观念对于历史时代食文化之关系不可轻视。∵

（三）佛教戒律的素食思想∵

于两汉之示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在经历了四个多世纪的漫长浸润之后，已经是寺院遍天下，僧尼满中华，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佛教素食者逐渐形成。除了佛门数以百万计的僧屁之外，还有数量相当欠未领度牒的持戒信徒居士。他们为“积善”、“断恶”、“业报”而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在寺门内外佛教信徒素食生活的严格戒律形成过程中，梁武帝萧衍（464～549年，502～549年在位）的倡言宣教、身率力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要全天下的僧俗无一例外地实行严格的素食，否则就是莫大之罪恶，就要陷入不复之劫的地狱之中。为达到劝谕天下僧俗一律素食的目的，他的确是殚精竭虑，而这首先就要僧众实行彻底的素食，然后才能号召和表率市俗之民。他的《断酒肉文》先是讲唯佛为内道、正道，余则皆为外道、邪道、恶道；然后又云食酒有九不胩及外道，于是将不持禁酒肉戒的僧众逼到佛理心与心理完全崩溃的境地，迫其羞愧痛悔，促其幡然觉悟，立下绝然持戒之志。∵

但这位治国无方的“天子”认定戒黑衣、白衣僧众去一切酒肉食是自己的天字号责任，其热衷执着已到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出家人食人酒肉不仅九不及外道，而且九不及居家人，简直得一食酒肉便入万劫不复之狱，真是罪莫大焉，恶莫大焉。如此恐吓、还不够，他的宣讲，又恩威并施，既晓渝以佛理，又胁迫以国家法权，“弟子”便没了慈悲心和善目，使出俗世无上权威，实行无情“治制”，看你怕也不怕？杀威棒高高举起之后，又以经文佛说更深一步威逼恫吓，列“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法”等六远离、“啖食众生是恐怖因”第一百一十六因，布下层层天罗、道道地网，看哪个比丘、比丘尼胆敢一梁酒肉？于是“于十六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伸约誓：今日僧尼还寺之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披如来衣，不依如来行，是假名们，与盗贼不异。如是行者，犹是弟子国中编民一户，今日以王力足相治问。”随即，这位身披袈裟的弘法皇帝，“今日当先自为誓，以明本心：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左口右贤）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僧尼若有饮酒（左口右贤）鱼肉者，而不悔过，一切大力鬼神，亦应如此治问。”又从营养卫生角度大讲素食之宜：“凡不能离鱼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暖，于人补益；作如是说，皆是倒见。今试复粗言：其事不尔。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则是菜蔬不令，能有补益。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粪皆坚强，神明清爽，少于皆疲。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沉重，无论招后报。”（以上引文均见萧衍《断酒肉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七）萧衍的这种宗教激性而又过于文学的营养学看法有多少科学性，今天自然是不能判断的。但值得充分注意的三点基本史实是：一、直到近代科学改变中国先驱者认识的20世纪初叶以前，中国既往素食理论的水平基本没有超出萧衍的上述论认识的说法范围；二、自萧的衍大力倡行，僧尼严格的素食戒律的确确立并一直比较严格地执行一来了；三、自南北朝始，以广大佛教僧尼、道教士姑为核心，延及众多居士信徒，以及其他各类素食者构成的庞大的素食者群，形成一个以汉传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分布为基本地域，绵续了15个世纪的素食文化圈（参见拙文《略谈中国饮食史上的素食、素食主义、素食文化圈及其相关问题》）。∵

萧衍以帝王之尊号召率行天一，他也的确是言行如一了：“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一不饮酒”（《梁书·本纪第三》卷三）。继梁而起的陈（557～589年）政权，更乘势助澜，将兴佛、拜佛、信佛之风推向新高峰。为数极其诚大的佛教素食者群，自南朝中叶以后基本上都是自觉信奉“偏五味中，味味杀人”信念（隋唐之际·释灌顶《大般涅盘经宏义》卷上）、持戒比较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当然，这并不是说自此以后所有的僧众都无一例我地自觉持戒了。长久寡素，尤其是极羰贫苦的单调蔬食，既无法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需求，也必然在生理和心理上同时产生改变的需求。累此违律的基本需求，也必然在生理和心理上同时产生改变的需求。因此违律现象总是时有发生，严戒之令便不断有文。除了自觉保持素食戒律的僧尼之外，那些“在家”信徒持戒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寅、午、戌月，世人多斋素。谓之‘三长善月。’”（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这种“三长善月”之俗，自南朝以下直至清代的千数百的间，为中国历史上绵亘时间甚长而普被极广的俗尚，不仅内地汉民循行，边区少数民族亦有景从。如南诏国（649～902年）时佛教盛行于洱海地区，不仅王室、重要官员的河蛮大姓地均皈依佛法、虔诚信仰，百姓也是每户供奉佛像一堂，早晚念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吃斋禁屠。这种食斋积善，以求庇佑的心理，是中国人极为普遍和朴素的心万言书。∵

佛教的素食理论无疑是很适合中国社会土壤的，一是因为中毒庶民大众事实一直是准素食者群，而佛教徒也基本上由其组成，“好孩子不告诫庙上舍”的俗语语如同“好人不当兵”说法一样，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相同的历史；二则中国传统的善恶有报观念和积阴（zhi）下民，“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尚书·周书·洪范》第六卷第十二《孔安国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坤》卷第一）。佛教的食思想和食戒理论，影响中国社会食生活和人们的食观念，绵绵垂二千年之久，社会各食文化层都不同程度受其影响，以至成为中国食文化、食思想的一民族的和历史的特征。李渔（1611～1676年）以后的“至重宰割而惜生命”观念（明清之际·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第六卷一《蔬食》），薜宝辰（1850～1926提）的素食之论：“逼砧斧而碎胆，临鼎镬以郄危心。人物之灵蠢则殊，生死之喜畏则一。操刀必试，惨矣！……生机贵养，杀戒宜除……是则百味绝其腥鲜，即众生捐其苦恼。竟谢肉食之鄙，咸以蔬飱为宜”。（清末·薛宝辰《素食说略》“自序”）均可证明这种影响的深刻绵远。∵

（四）春他素食者群∵

1．示孝食素食∵

尊亲敬老，是我国早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时便已确立的国家政策和民俗传统。而自汉治国标以孝道，选士赖“举孝廉（《资治通鉴·汉纪九》卷十七《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孝的观念、思想、理论便作为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和民众心灵里牢牢地扎下了根，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有力地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孔子对弟子曾参说：”夫孝，始于事亲，中国于事君，终于立身。“教，是人皆生都要戮力实行的做人根本、行事准则。一个人居家能行孝，其报国则必忠，如古语所说：”求忠臣于子之门。“当然这古语是有所本的，本的是社会生活现实，更是本的国家政治：”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卷第十四《孝行》）。故历代统治者都坚持”以都理天下（《孝经正义》唐玄宗《御制度》）的基本功策，孝道的经典着作《孝经》也被奉至“百行之宗、五教之要”的崇高地位，孝，不是一各简单的情感，而是持之以恒的笃诚行为。父母去世后，孝子在居丧期间要吃最粗陋的食物，即蔬食水饮，酒肉自然是想也不要想了，一个悲痛到都不想生存的人哪里还能产生味的欲望呢？也就是机械地胡乱往嘴里塞点什么东西罢了。居父之孝的人，第一口饭是在第三天才勉强吃下的（通常是亲朋友好一再劝告之后）。孝子绝食不能超过三天，否则会“哀常是亲朋友好一再劝告之后）。孝子绝食不能超过三天，否则会“哀毁过情灭性而互”，那也是“亏道”的，“故圣人制礼施教不令至于殒灭”（《孝经注疏·丧亲章第十八》卷第九邢昺注）。“圣人”制出这样的礼来，真是煞费心机、良苦至极。要求孝子在三年之内因悲误用营养严重匮乏的结果——“哀毁”，这可不是能装扮出来的。三年守孝之食，一个孝子在居孝期间必须禁过常人的生活，房事（更不要说娶妻、纳妾、嫖娼等张扬之举了）是不允许的，面有笑容是不可以的，酒肉之食和稍好些的衣饰也是不可以的，甚至没有表现出严重的营贫乏症也是不可以的。于是，自汉以来，居孝“哀毁”便是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风宪的标准；于是便成为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实在与普骗的现象，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

2．明教、白莲教的“吃菜食魔”∵

公元三世纪时，安息王族家庭的一位成员摩尼（Mani，215或216～约276年）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取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思想材实，创立了善（光明之神）、恶（黑暗之神）二元糖果论的一种新教“摩尼教”。琐罗亚德教，系古波斯宗教改革者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前7～前6世纪）创造的主张善恶二元论的宗教，六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中国史称“袄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等。西域的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均信该教，北魏（586～534年）、北齐（550～577年）、北周（557～581年）皇帝曾带头奉祀。隋唐（581～907年）时东西两京均建祆祠，唐朝曾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当时的信奉者多为侨居的外国人。两宋（960～1279年）之际的开封、镇江等地仍有祆祠，民间也有拜火的习惯。摩尼教，中国史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约在六一七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武则天（624～705年，690～705年在位）延载元年（694年）传入长安；唐代宗（726～779年，762～779年在位）宝应元年（762年），居于漠北的回鹘曾定为国教。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应回鹘之请曾于长安建摩怪教大云光明寺，又在长江流域，洪、扬、越各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建寺。摩尼教的存在，唐时依附佛教，宋时依附道教，一直延续到明代（1368～1644年）。白莲教是元明清（1271～1911年）三代流行的民间宗教，始自南宋初年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佛教净土宗一派），其信徒被称为“白莲菜”。白莲教初为佛教的一支，元代渗入其他宗教观念，其后，权派林立，多达百种以上，但仍可统称为白莲教。∵

明教奉“三封”、“十诫”为主要戒律，“三封”：口封（不吃酒肉、不说谎）、手封（暗中不做坏事）胸封（或称阴部封，即或制淫欲）；“十诫”：不拜仙像、不谎语、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诈伪或行邪道巫术、不二心、不隋、每日进行四次祈祷，实行斋戒和忏悔。白莲教提倡“五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由于明教、白莲教主张善向恶积极斗争和光明必胜的信念，相对直白明快的教义更易接近下层民众，故在宋以后往往被农民造反者利用为组织发动反抗官府的思想武器。严格的戒律是其统一愚味、散漫的民众思想与行支的重要手段，关于食的戒律尤能反映他们的食生活状态和政治倾向。五代梁（907～923年）末陈州（今河南淮阳）毋乙（？～920年）、北宋（960～1127年）末方腊（？～1121年）、南宋（1127～1279年）初信州、严州、宣州、赣州等地的农起义均系利用明教发动的。故历代皇朝国家对其防范甚严，称其为“吃菜事魔”或“魔教”，这称谓也正反映了其食戒的特点。“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司。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主二浙。”（宋·庄绰《鸡肋编》卷上）白莲宗创始人茅子元即曾被官府以“事魔”罪流配过。明教、白莲教长时间来信徒数量是广大的。在宗教戒律下，素食生活的习惯于信念是以比较严格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