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僧与僧诗

内容提要：唐代佛教僧侣诗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诗僧和诗作数量之众、诗歌创作特色鲜明及偈颂体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唐代佛教僧侣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初盛唐和中晚唐两个时期。初盛唐时期的僧诗，诗歌内容比较广阔，风格也与当时诗坛相近。中晚唐时期，“诗僧”概念正式形成，诗人和诗作数量剧增，其中灵一、护国、清江、法振、灵澈、皎然、贯休、齐己影响最大；而寒山诗及道世、良价、文偃、居遁等人的偈颂创作尤富特色。唐代佛教僧侣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唐诗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唐代∵∵诗僧∵∵僧诗

作者简介：高华平，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其作者作品之众，体裁形式之丰，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风格技巧之成熟，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确实堪称“一代文学之胜”。

毫无疑问，在唐代诗歌的辉煌成就中，也包含着当时广大佛教僧侣诗人的一份功劳。但由于以前的统治者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不论是扶持还是压制，都只是出于利用的考虑，而非从人的终极关怀处着眼，因此都没能也不可能认真地对前代的宗教文化成果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整理与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唐代僧诗创作的成就也十分突出，历代对唐诗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对唐代佛教诗僧和僧诗做深入研究者却难得一见。据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古代且不论，现代以来国内除个别学者在其研究著作中设专章讨论过唐代僧诗以外，论文只有一些由“敦煌热”而兴起的讨论王梵志、寒山诗的专题之作和论述诗僧皎然的文章。对于多数唐代佛教僧侣诗人及其作品，则几乎已被世人遗忘。这不仅会极大地影响对唐诗及唐代文学的深入研究，而且对广大的佛教僧侣诗人来说，也是有失公平的。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显然需要加强，并且还有许多学术空白亟待填补。本文拟对整个唐代佛教僧侣诗歌创作做一宏观鸟瞰，以便对唐代佛教僧侣诗作的基本特点、主要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个总体把握。

一、诗僧、僧诗和偈颂

中国佛教僧侣的诗歌创作，并不自唐代始。两晋南北朝时期，支遁、慧远、惠休、宝月诸人的诗作，当时已富盛名。但到了唐朝也只有到了唐朝，中国佛教僧侣的诗歌创作活动才真正趋于自觉，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唐代佛教僧侣这一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可从当时僧诗作品数量之大、“诗僧”群体的出现、偈颂体的形成等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一）佛教僧侣诗人及其作品数量

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及诗作传世的数量，在中国诗歌史上并不是最多的，但这并不妨碍唐诗的成就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这个诗人和诗作数量并非历代之冠的朝代，佛教僧侣诗人及其作品的数量却十分可观。据笔者依《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和王重民的《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诸书做初步统计1，以上诸书共收录唐代诗人3653人的诗作15446首（《全唐诗》收诗作者约2200人，诗8900首；王重民《补全唐诗》及《补全唐朝拾遗》收知名诗作者53人，知、佚名作者诗共605首；孙望《全唐诗补逸》收诗作者145人，诗641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收诗作者550人，诗1000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收诗作者约1000人，诗4300首）。在这个总数中，佛教僧侣诗人共365人，诗4598首，占唐代诗人总数的约10%、唐诗总数的约28%。

当然，我们在分析唐代诗人和诗作数量时，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数量并不等于当时僧侣诗人及其诗作的实际数量。如《新唐书·艺文志》中着录有“僧惠赜集八卷、僧玄范集二十卷、法琳集三十卷、僧灵澈诗集十卷、皎然诗集十卷”，但今天僧惠赜、玄范、法琳三人竟无一诗传世。王维《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说道光有《花药诗》一帙；皎然《送如献上人游长安》诗称献上人：“高逸诗情无别怨。”2独孤及《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称少微：“上人之文章可得而闻也。”3皎然《答道素上人别》诗云道素：“一性研已远，五言功更精。”4《宋高僧传》卷十七《唐越州焦已大历寺神邕传》云：“（神）邕修念之外，时续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为序。”但这些人也没有一首诗流传至今。《古今诗话》曾说：“南方浮图能诗者多矣，士大夫鲜有汲引，多汩没不显。福州僧有诗百余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有诗云：‘诗因试客分题僻，棋为饶人下子低。’不减古人也。”5但这样的诗僧作品也很少流传下来。另外，据《唐六典》、两《唐书》记载，唐代***曾规定天下共有僧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其中尼寺二千一百一十三所6。但《全唐诗》仅卷八百五录有唐末前蜀慈光寺尼海印诗《舟夜一章》。由女尼诗作的情况，也可以推想唐僧诗亡佚的严重。

如果以唐代佛教僧侣诗作与俗世诗人或道教等其它宗教徒的诗歌创作相比较，或许更有利于问题的分析。唐代社会以诗赋取士，吟诗作赋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相关，故士子作诗之普遍、数量之众多是可以想像的；但释子皆以义、法、方便智、解脱性为务，即使写诗亦“不为诗而作也”。7但现今唐代佛教僧侣存诗达4598首，占到整个唐代存诗的约28%，这个比例应该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同时，唐代李姓王朝在宗教政策上具有明显的尊道抑佛的倾向，但唐代道教信徒不仅诗作者、诗作数量不及释氏，且其诗歌创作水平亦逊色于佛教徒。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八中评论说，唐代释子以诗闻世者众，灵一、护国、法振以至大历皎然“能备众体，缀六艺清英，首冠方外；可（朋）公以雅正接绪。五代之交，（齐）已公以清赡继响，篇什并多而益善”。而其时道教“羽流惟吴筠、杜光庭诗较多。筠常与李白游，史遂云诗亦与白相甲乙，殊谬。光庭格下，尤无足称。”8胡震亨的话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道、佛二教信徒在诗歌创作上的差异，也可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唐代佛教僧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

（二）诗僧

唐代佛教僧侣诗歌作者及诗作数量和质量的超凡出众，这就使唐代的诗人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诗僧”。

“诗僧”，顾名思义，就是能诗的僧人。但事实上“诗僧”并非一般指那些偶尔能吟诵一两句诗的僧侣，而是指那些以诗著名的僧人。刘禹锡在《澈上人文集纪》中说：“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9现代日本学者市原亨吉在其《中唐初期江左的诗僧》一文中指出：释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一诗诗题中的“诗僧”一词，应是“诗僧”概念最早的用例，前此概未得见。蒋寅进一步指出：“只有到大历，才诗僧辈出，蔚然天下，‘诗僧’一名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10当然，学者们对“诗僧”群体产生的原因还有不同看法，或将“诗僧”一名形成的原因归之于为诗僧侣的“辈出”；或从宗教意义上立论，认为正如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序》所说：“文为人作，为法作，为方便智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这样的僧侣诗人才堪称“诗僧”∵11。

我们认为，“诗僧”主要是相对于“义学僧”而言的一个概念，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分僧人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诸门，后来僧传多沿袭其例。但显然，历代僧传对僧人的分类主要是基于其在“义学”中的不同侧重，至于不在“义学”范围的高僧，如能诗善文者，由于超出了“义学”之域，则列入“杂科”或存而不论。如南朝名僧释慧休（汤惠休）之类，之所以僧史不录，则或如汤用彤所云：“凡此诸人……非于义学有殊奇之造诣。汤惠休仅为文人。若（释）慧琳者，实以才华致誉，而于玄致则未深入。”12唐代以诗著名的僧人，其于义学不及其于诗之功多，故当时学者在一般义学僧之外特立“诗僧”、“文僧”之目以别之。这既反映了当时能诗善文僧人辈出的盛况，说明了当时僧侣诗人成就之高，以至世人不得不为他们特别另立名目；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社会评价佛教名僧标准及观念的变化——由以前侧重“义学”到诗文及“义学”并重。至于白居易所谓诗“不为诗而作”而应为人、为法、为方便智、为解脱性而作，这乃是对“诗僧”的进一步分类和要求，不涉及“诗僧”概论的由来或成立的理由。

“诗僧”群体产生的原因，人们多从当时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解释13。日本学者市原亨吉以为“诗僧”的形成：一由于唐代诗歌的普及；二由于江左寺院的林立；三由于中唐以来江南经济、地理的条件。蒋寅则力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所云唐代科举之制，“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与僧人游者，益多交在诗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之“不尽妥当”，而将其原因归于“一是僧人与士大夫的关系，二是佛门内部戒律的严重程度，三是禅与诗的兼容性”。14

我以为，“诗僧”群体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但却更应关注其与佛教本身发展的关系。“诗僧”概念不出现于初盛唐而出现于中晚唐，说明我们必须注意到此时佛教发展的特殊性。不论是政治经济的变化、科举制的影响、寺院的林立，还是僧侣与文人的交往、佛教内部戒律的宽严，都是唐代社会普遍的情况，不足以成为中晚唐社会出现“诗僧”之原因。而反映中晚唐佛教最大特点的，乃是禅宗的兴起。这就说明尽管中晚唐“诗僧”群体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禅宗的兴盛及其思想观念的传播，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禅宗对“平常心”的追求，使僧侣们淡忘了自己的宗教身份，至少“他们活动的宗教意义已相当淡化”；而禅师们示法、开悟、劝学、顺世，处处以诗（偈颂）的形式表达，又进一步促进了“诗僧”群体的形成。如当时的“诗僧”灵一，是律师怀仁的弟子，又与“禅之达者”释隐空、虔印、静虚相与讨论禅旨；清江传北宗禅普寂“《楞伽》心印”。释皎然，于岫的《郡斋卧病赠昼上人》诗曰：“吻合南北宗，昼公我禅伯；尤明性不染，故我行贞白。

”也说明了他与禅宗的关系。他如慧忠、义存、文偃、文益、玄素、良价、延寿、本寂、德诚等，不仅是禅宗某派的开山祖或主要传人，亦是僧诗的重要作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诗僧是禅宗发展的产物”15，应更准确。

（三）诗与偈颂

或许有人会说，唐代诗僧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为禅门开悟、劝学、示法的偈颂，如果去掉这部分内容，唐代纯粹“诗僧”的作品定会失去不少。的确，在《全唐诗》约2200诗人的8900首诗作中，“诗僧”仅有249人、诗作1008首，只占唐代诗人总数和作品总数的11%。人数的比例与我们前面的统计基本相当，但作品总数则下降了17%。《全唐诗》收录作品时有自己的标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它将佛教诗僧的偈颂不视为诗、将创作此类作品的僧侣不视为诗人，却明显存在世俗偏见，或至少也是对偈颂体不甚了解。

偈颂，简称偈或颂，实际上有两个源头。一为梵文loka，一为梵文gāthā。loka音译作“输洛迦”或“首卢迦”，意译虽也译作“偈颂”，但更多的时候却译作“颂”，作为佛经中音节的一种计量单位出现，称为“通偈”。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条云：“凡言一颂，乃有四句；一句八字，总成三十二言”。《百论疏》卷上云：“通偈谓首卢偈。释道安云：盖胡人数经法也。莫问长行与经，但令三十二字满，即便名偈，谓通偈也”。gatha音译为“伽陀”或“伽他”，意译作偈、颂、讽颂、孤起颂、偈颂等，它既表示一种诗的形式，也是经中思想内容的一种标志。《出三藏记集》卷七引失名的《法句经序》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16唐玄奘释“颂”云：“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陀。”17故佛经“九分教”和“十二部经”18中均有其名。玄奘之所谓（偈）“颂”体，“这种形式结构保存了印度梵偈每四句合成一个诗节的原貌，与中国当时的四言、五言诗以四句为一递进单元亦颇有类似之处”。19通常所谓偈颂应指此体，而并未对偈颂各体作过多的分辨，以与中国固有的诗歌体裁相对应。

偈颂是一种随佛经传入中国的韵文体裁。佛教输入中国被“中国化”之后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被称为“中国佛教”，但随佛教经典一同输入、并被中国文士僧侣改造过的偈颂诗体却不被视为诗歌，这无论如何是很难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