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近代僧伽教育可赞之处

南岳近代僧伽教育可赞之处

众悟

说起南岳近代僧伽教育的历史，是从∵1912年到1949年。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倒袁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战乱不断、血与火洗炼的年代，这是社会大动乱，人们处在水深火热的年代，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最黑暗、人民灾难最深重的年代。然而，在这样的年代里，南岳佛教徒发出了狮子般的吼声。毅然高举爱国爱民爱教、护教弘法利生的大旗，挑战各种艰难困苦，用佛陀智慧精进精神，勇敢担当如来家业，坚持办学育才三十多年，几乎没有间断，实令人可歌可泣、可敬可佩、可喜可贺。

一、在风雨血火中坚持办学，可歌可泣。

辛亥革命后，佛界办僧伽教育风靡全国，南岳也不例外。1912年，祝圣寺首创天台宗讲习班。1924年，在金鸡塔院办起衡山僧立僧学校，由庄严任校长，后由素禅继任，灵涛负责教务，至1926年因素禅蒙冤被害而停办。灵涛撰《素禅和尚诛》凭吊素禅墓前，表示铭记血的代价。从此办僧学、育僧才，成了他毕生职责。1929年，灵涛征得证果、离尘等长老支持，在祝圣寺办起了“南岳佛学讲习所”。在办学问题上，佛界内部争斗激烈。守旧者反对，开明者赞同，几次反复讨论，意见分歧很大，差点发生武斗。最后以证果、离尘、空也、定超、灵涛、明真等为代表的赞同派占了上风。灵涛是佛学讲习所的创办人和始终支持者。讲习所即使在日寇陷湘期间仍在坚持，只是从山下迁往山上福严寺，坚持时间长达二十来年，直到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

在这二十年间，南岳还办了三个佛学研究社，一个是由宝生、巨赞、灵涛负责的为宁乡密印寺迁来的部分学僧开办的。另一个是1930年空也、灵涛为让讲习所学生继续深造而开办的，还有一个是抗战胜利后见宗法师在南台寺办起的佛学研究社。以上说明，以灵涛、明真、空也为代表有远见、有正义感的僧人坚持办学热情不减，是在完成素禅法师遗愿，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是用继续办学的特殊形式反抗恶势力，为素禅鸣冤昭雪。

据道屏法师《戒圆行师，无愧先觉》一文回忆：“1925年冬，湖南省主席唐生智部下高级参谋顾某，设两湖佛化讲习所于长沙，阴谋夺取湖南佛教统治权，强迫金鸡林佛教学校归并长沙两湖佛化讲习所。禅、涛二公素以高尚洁身自许，雅不愿受政治干扰及腐朽之熏陶，极力拒之，因触怒顾某。同时，南岳诸山长老自觉蒙味无知尤不忍见后学之有知，无知无有知是当时南岳佛教思想斗争之最突出者，所以视金鸡林佛教学校如眼中钉，心欲拔之而未能，阴谋陷害而无机可乘，忽睹此缺口可以利用，乃诬禅、涛二公以通匪罪名密报顾某。顾某不假思择，即捕素禅和尚入狱，辄枪毙之于衡山。涛公闻风潜藏免于难。金鸡林佛教学校在无可奈何中，虽销声匿迹，但其惠风余韵，则载在南岳史乘中，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与后代人无限之景仰。”

上面的文字揭示了素禅冤死的真相。然而死者已矣，生者弥坚，奋力抗争、没被血雨腥风所吓倒，精进不屈，继续办学二十余年，实在令人可歌可泣，永值后人称颂。

二、人天之师，德行学识，言传身教，令受学僧可敬可佩。

一位学僧在信中赞颂以灵涛为代表的人天之师的：“……涛上人于1951年七月初二日，圆寂桂阳香泉庵，示寂前为侍者讲《金刚经》，念念不忘南岳讲习所。他老的精神不会死的，亦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留在你心中，也永远留在南岳佛学讲习所学生心中。”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受益非浅——培植了做人的正信、正见。

那时，人天师办学的旨趣很明确。拯救佛教于乱世，弘扬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经世致用，让学生续佛慧命，担当如来家业，做佛界的“大丈夫”。

在课程设计方面也很开明。既教授一般经论，也开讲深奥的《成唯识论》，既开设国文课，又开设英语、书法美术课，还让学僧了解现代科学知识，接触爱国进步书籍。据学僧惕诚回忆，邹韬奋、鲁迅的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矛盾的《子夜》等进步书刊，最受学僧喜爱。

在管理方面很认真，很到位。据一份资料记载：对学生学习管理极为严肃认真，学生上课，自修、作业，按步说班，有条不紊进行。为了让学僧全面发展，设有图书馆、自修室，藏书甚富。对学生的生活管理也很到位。学生的被子折得象口皮箱似的。早晚要参加宗教仪式。还让学生自办《僧青年》墙报。想方设法扩大学生知识野视，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能力。

老师们的教学很得法，很受学生欢迎。明真法师原是素禅、灵涛的学生，后成为讲习所的国文教师，也讲《成唯识论》。他们的一位学僧在文中赞曰：“明真在禅、涛二公之哺乳下成长，文思大进，佛理通透。……法师即以丰富之知识及惊人之辩才，投身讲习所的教学，献出自己之心血，其教人无类其诲人也不倦，教育恺悌，雍容和畅，使人如坐春风时雨中，凡受法师之耳提面命，无不仰承身教言传……”

一位叫灵根的学生回忆，明真老师侮人不倦教作文的情形：“我的作文，既不成文，也不成章，连句子也不∵完整，叫改作文的人如何改呢？真上人想出一个办法：剔出几名程度与我相似的，不要我们作文。每次写几个“之、乎、也、矣、焉、哉”字之类，要我们在每一句话里用上一个字，前后中间随便，不许用成语，要自己创造。使我们的作文大有长进。”

老师们爱国爱教的进步思想通过言传身教感染着学生。学生周亮在《挥泪哭师》一文中回忆自己受老师爱国思想熏陶的事：“1939年，周恩来为‘南岳佛道救难会’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我对学佛和杀贼联系到一块，还有点看不顺眼，明真老师为此给我作了如下解释：一、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意义就是杀贼，不杀除烦恼贼，就成不了阿罗汉，可见在原始教义中就己提出过杀贼，所以不足为怪。二、题词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现在正有一伙强贼在大批地杀人，把杀人的贼杀掉，可以救大批人。三、杀贼是为了爱国，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出家人同样要保国、爱国。四、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抗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一定要执戈上阵才是杀贼。这样的开示，当时我是闻所未闻。后来日子一长，对这些道理不仅有深入的理解，而且也逐渐影响我萌芽一种思想……不仅学到了佛学文化知识，同时，还接受了他老人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941年，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在第九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当了一员中尉书记……”

另一学生方之在《怀念明老法师》文中写道：“南岳成立了佛道救难会，一条腿残疾的明老（他患有骨结核病，行路不便），亦不甘落人后，积极参加了该会的工作，担任文书股长……明老拖着病腿与流动工作组一同徒步百多里，前往衡阳等地做抗日宣传工作。”

南岳僧伽教育的人天师，就是这样把爱国爱教的思想浸润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这应该是僧伽教育成功之经验。

难怪许多学僧撰文赞颂老师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令人可敬可佩。

1990年代后，以灵根等人为代表的学僧为人天师素禅、灵涛、明真单独建了墓塔，碑文赞颂恩师爱国爱民爱教，风范堪为后学表率，以资后人景仰。这是对他们的恩师，对南岳僧教育最中肯的褒奖。

三、南岳学僧不负师恩，大愿大力作栋梁，可喜可贺。

笔者阅读了大量明真上人写给学生的信函和学生纪念老师的回忆文章及其他资料中了解到，人天师的心血没有白流，学僧没有辜负恩师的厚望，他们大愿大力，为国为民，为如来家业担大梁，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如1939年，绝大多数学僧参加佛道救难会的抗日救国活动，已永载史册。后来，有的走上抗日战场，舍身救国；有的适应社会潮流，成为医生、教师；有的成了佛门会长、方丈，续佛慧命；有的当选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现录辑一些，供大家赏贺。

明真，先是学生，后成为讲习所教师，1949年以后任湖南省佛协会长、当选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沙开福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为当代高僧。

佛源，任过白鹿寺、云门寺、南华寺、祝圣寺等多座寺庙方丈，曾在中国佛学院执教，主讲律学，又创办广东云门佛学院，后选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兼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大代表。

道安，1940年任广西省佛教会理事长，46年创办南华寺戒律学院，任过多座寺庙方丈，创办过《狮子吼》月刊，1953年去台北市任松山寺方丈。

戒圆（离执），湖南省佛协副会长、秘书长、长沙市开福寺方丈。

暮笳（慧旦），抗战时主编《现实》和《人间觉》两个进步刊物，后同江声、化左二僧赴延安，至西安受阻未果。回南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叶剑英《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经他整理发表在当时的《救亡日报》上。1953年，调中国佛学院图书馆工作。

宝昙，南台寺方丈、湖南省佛协副会长、衡阳市政协委员、湖南省人大代表、中佛协常务理事。

周亮，1941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在第九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部任中尉书记。抗战胜利后，在益阳佛学讲习所执教。解放后，当过社会教师，后又在各地僧伽教育单位讲学。

曼慈（梵舟）南岳佛协会长，中佛协理事，当过湖南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1959年国庆登天安门受毛泽东接见。

高碧、遍济，到漠藏教理院工作，后去缅甸弘法。

曹劲松（能证）当了一名医生，医术精湛，治病救人。

刘友群（大云），在衡阳市茶山学区第二中学执教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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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岳执教的人天师，大多已作古，在西方极乐世界看到自己学僧的出息和业绩，应该会感到法喜充满，应该为僧教育付出的心血而感到欣慰和自豪，一定会为他们大丈夫作为可喜可贺。

笔者对近代南岳僧伽教育只知片言碎语，应该还有许多可赞之处隐藏在当时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