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任何社会和时代的大变动，都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最基本原理。社会的转型必然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必然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信仰。虽然当前社会的主流信仰仍是马克思主义，但当前信仰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为使这些问题能引起广大民众的警觉，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试对当前民众信仰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一、当前社会信仰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主导信仰的缺失导致信仰多元化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导致当时社会主流信仰的危机，从而使人们的信仰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从总体上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导引作用。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广大人民经历了一场具有政治经济层面的信仰革命。但作为这种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的，则是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意味着从灵魂深处改造我们的社会和国民。然而，也许是因为人们从信仰危机重新走向新的信仰的“极度投入”，使得人们对新的信仰并没有持久性的科学的持有，相反却陷入了信仰宗教化的狂热之中。“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所有中国人都推入了灾难性的信仰中。“文革”后的反思，十分自然的是人们产生了对原有信仰正确性的怀疑。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纠正过去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中国社会经历着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过去人们只奉行一种大一统的价值观，信仰也基本是统一的。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确立，以及多种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不同利益的主体随着不同价值本位的主体就逐步形成了。因此，与多种所有制相适应的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化方面，各种文化、各种观念也相互激荡，对人们原有的信仰发生着巨大的冲击。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信仰被打破，代之以多元化的信仰，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等。尤其是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是空前的多元化，信仰也更加“丰富多彩”。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有哪一种价值观能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2.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引发社会道德信仰的失落
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存在方式的二重性：一方面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使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赖性”转变为“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它所实现的“人对人的依赖性”到“人的独立性”的转变，只是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对物的依赖关系”。[1]于是人依赖于物，人受制于物，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物与物的关系。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对人或对神的崇拜变成了对物的崇拜。这种依赖关系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就表现为拜物教，即货币拜物教，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异化，人异化为物（商品）的奴隶而造成自我的失落。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明确、利益独立的多元主体是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市场竞争中，每一利益主体都要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倾向必然会越来越严重，这对以往我们所崇尚的奉献精神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制售假烟假酒、假食品，致人死命。他们不仅没有道德，简直是丧失了人性，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我想，之所以出现现在的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期间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对人们的欲望进行疏导和规范，没有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如果那些心存邪念者鉴于欲念实施必然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他们一定会在欲念面前退避三舍。如果说欲望是水，规范就是社会修建的渠道。只有完备而发挥作用的规范才能将人的欲望纳入井然有序的状态。道德规范就是这样的渠道之一。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就是要努力把人的欲望引导到更高的境界。
3.信仰的理想性与信仰的现实性的脱节，造成了人们政治信仰的淡化
信仰虽不直接就是理想，但却以理想性为特征。所谓信仰的理想性主要是指对信仰主体说来，它所信仰的对象或客体总是高于它所处的现实而具有超现实的理想的性质。“凡是一种信仰，只要它是比较成熟的，其中就必然会有自己的理想。”[2]从纯粹的逻辑形态来看，对于信仰主体来说，他所信仰的对象总是比现实更善更美。信仰的现实性是指信仰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并具有现实感的对象客体。因此，信仰的现实性体现了信仰对人的有用性，而信仰的理想性是信仰的终极价值取向。信仰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但是这种对现实超越的理想性并非是纯粹的空想，它必须是植根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既是对现实的肯定，又是对现实的否定。信仰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信仰既然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那么它对现实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但是信仰一旦确立，它便是相对稳定的，而现实的变化却是经常的和绝对的。所以信仰的理想超越性与信仰的现实价值性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发生脱节。当社会现实已经发生变化，而信仰又不能立即给予解释和指导时，这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失去现实的部分价值性，而丧失了现实价值性的理想超越性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虽然飞得很高、很远，却可望而不可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民的政治信仰就像这只断了线的风筝。在那个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人们对政治身份的追求超过了对经济利益的关心。在“文革”中这种政治热情达到了顶点。“文革”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人们实际上对这样的政治生活已经厌倦了。人们越来越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功利性的追求越来越明显，对政治的信仰越来越淡化了。中国人民终于从对政治信仰的理想性中摆脱了出来，重新回到了现实中去。这主要表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对制度、对主义等的不关心，一些人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一句话，他们认为这些都不实际。有人甚至说：“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主义。”民众的政治信仰淡化，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她的青年一代政治使命感淡化，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任何强国方略，就失去了载体。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一个问题。
4.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导致法律信仰的缺失
我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自从秦朝统一中国以来，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君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惟一受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这就为人们信仰权力营造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基础。以“礼治“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并被奉为国家文化，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成为中国法律传统的核心。“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3]在整个中国法制进程中，以维护君权、族权为核心的“三纲”便成为中国法律传统的最高原则。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纲常伦理法便成为中国法律的主要内容。这种儒家化、伦理化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对中国的法律传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长期的“人治”和“礼治”的统治下，皇权至高无上，法律成为权利的附庸，人们仅仅把法看作是锄奸止暴、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将法局限于刑、等同于刑，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人治”社会中形成的人治观念至今仍存在重大影响。例如“以权压法”、“重礼轻罚”、“重德轻刑”、“以言代法”、“等级观念”等思想观念大量存在，并与现代法律信仰产生巨大冲突。这种对权力的迷恋、崇拜至今挥之不去，成为法律信仰形成的桎梏。
5.宗教信仰的重新兴起
宗教信仰自古有之。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半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才有70万人信教。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受盲目的个人崇拜的影响，除了马克思主义，各种信仰在中国都受到排斥和打击。宗教信仰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宗教信仰又悄悄地兴起来了。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徒就有1000万之多。在中国农村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礼拜堂。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天新增加一个礼拜堂还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据粗略统计，目前我国五大宗教的总人数达1亿多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还要多。青年人中信仰宗教的人也不少，甚至一些党员干部也参加宗教活动。宗教信仰的重新兴起具有复杂的原因，如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宗教实实在在地发展了，宗教的影响比过去大得多了。宗教信仰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证。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比过去全面了。宗教信仰将在我国民众中长期存在，这是由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决定的。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努力使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解决当前民众信仰存在问题的对策
解决当前民众信仰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建立正确的信仰引导机制。
1.要从理念上进行引导
无论是一个政党，一个社会组织，还是一个人，理论上的清醒都是最根本的清醒。理论是最抽象的东西，但就它能指导人的行动而言，却是最实际的东西。因此，对中国民众信仰的引导，最重要的就是理念上的引导，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首先，我们必须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的工作。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去占领。为此我们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我们的头脑，坚定理想信念教育，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而且还要适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利益，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其次，要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正确引导。要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必须要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引导。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念，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搞清楚了，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搞清楚了，就能够引导民众确立社会主义信念，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2.要从实践上进行引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理论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真实实践。用人民群众自身的实践来教育群众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效果要好得多。邓小平指出，要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靠吹牛，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人民是看实践、看发展、看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实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引导人们增强社会主义信念的过程。首先，要通过增强综合国力，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综合国力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我们的确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力量对比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承认落后的同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体现。我们从建国初期的贫穷落后状态，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使人们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综合国力。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飞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体现。这一切应当说得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要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使人民群众看到希望。要坚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就党和***来说，必须重视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使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就目前而言，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继续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第三，要加强领导干部行为示范的引导。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从他们身边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来认识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行为端正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只有除去私心杂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3.要从政策上进行引导
政策是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属于实践观念的范畴。它体现着实践主体的意志、愿望和目的，同时又是其行动的指南，直接关系到实践活动的成败。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革命家无不高度重视政策问题。毛泽东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政策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体现主体的意图，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够对人的信念、对制定政策的政党和***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政策，能够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坚定人们的信仰和信念。不好的、没有很好落实的政策，就会挫伤民众的积极性，动摇民众的信仰和信念。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有过许多重大的失误，没有制定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制定的政策偏“左”，结果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政策的好坏，对于民众信仰的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利用政策引导民众的信仰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注意关系全局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第三，要防止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失真。
综上所述，信仰问题，尤其是当前出现的信仰危机，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争论颇多的热点问题。从目前来讲，要找到一种更好的途径来引导人们的信仰或许比较困难。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对于人们的信仰世界，如果正确的、科学的信仰不去占领，那么落后的、***的甚至是愚昧的信仰就会乘虚而入。因此，深入地去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人能坚定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所在。“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4]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
[2]刘建军.追问信仰[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李红利∵付清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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