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对王维的救赎

∵

试论佛教对王维的救赎

杨晓慧

内容提要：王维的人生正应验了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佛教对人生的看法及救赎对屡遭挫折的王维颇有启发。佛教对物质、对精神的需求都不能执着，这也是佛教的核心。王维后来与李林甫、扬国忠同朝听命，自然不能执着，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身立命。主观上使自己于身心相离中求得身心的统一。在客观上，这也是远祸避害的重要手段。佛教在王维亦官亦隐的生涯中确实起到了救赎的作用。而安史乱后的四五年，王维虽尽力述向空门，但其心灵并未真正逃离煎熬。

关键词：佛教王维救赎

中图分类号：I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4－97－100

在唐代，儒、释、道“三教”调和的思想和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强。这种现象对诗人王维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影响。他不仅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佛禅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他的仕进思想和“苍生谋”等儒家观念至老不变。与此同时，受家庭、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佛禅和道家思想，也是终其一生如影随形。“王维所接受的道家思想、理论多具有与佛教的思想、理论接近或可以相通的特点”。

王维的信仰佛教，最初跟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王维生长在一个佛教气氛很浓的家庭，其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其母的熏陶下，王维年轻时即信奉佛教，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积极用世精神仍在其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历经一系列政治上的失意与挫折后，佛禅理念在他的信仰中终于占据了支配地位。对于佛禅的修习，王维自己在诗文中也经常谈到。在时文及史传中也都有清楚地记载，苑咸《酬王维》诗序说：“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旧唐书·王维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因此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笃志奉佛后，王维在禅诵中寻找寄托，在大自然中获得解脱，以禅诵和游乐山水来摆脱恶浊的政治，排遣内心的郁闷，保持心灵的澄静。又以澄净的心灵去体悟自然，从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画作品。这其中佛教禅宗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

佛教的人生哲学是悲观主义，它举目所见，无非是人间的万般苦难，看到众生在生与死的轮回之间苦苦挣扎而无由解脱，触目惊心，于是所有的佛教经论都发愿要破除烦恼、解脱众生。

王维的人生正应验了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王维“九岁知属辞”，但少年丧父，十五岁离家人长安，因而较早地感受到人世的艰辛，其母的潜心事佛应该也与此有关。二十一岁一人仕途即遭贬谪，青年丧妻，宦海沉浮，尤其是拔擢他的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揽权。这一切无疑使王维感到了人生的悲苦与无奈。王维也试图求仙学道做隐者，但一来其父早亡，母亲及弟妹需要照顾：“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之三）二来，儒家济世思想在其生命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其《始献兴公》云：“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他的仕进思想和“苍生谋”的观念至老不变，即使是他自己饱受挫折之后，在政治上已无所求而遁入“禅境”之时，还始终以献身社会而建功立业的儒家信条激励其它的人，并始终为别人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而高兴。

但王维从小就受虔心事佛的母亲及佞佛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学佛，以后辗转仕隐，求佛思想日益牢固。如开元十五年左右《偶然作》其三云：“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三十七岁，张九龄遭贬，王维很失望，《寄荆州张丞相》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透露了黯然思退的情绪。此时，王维感到理想破灭，无心仕进，然而，他又没有下决心退出污浊的官场，结果不能不走上一条随俗浮沉、同现实妥协的道路。但是这样做，他内心又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正是这一切，使他接受佛教的“空”理，企图用看“空”一切来消除内心的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他是借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忧闷。从此以后，他更潜心佛教。后李林甫为相，王维宦海沉浮，更加消沉，这是必然结果。李林甫在位十九年，实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路线，对依从于他的人大力提拔，任以要职，如果有谁胆敢与他作对或妨碍他，则不顾一切的排斥之、陷害之，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培养了像吉温等一批酷吏为他剪除异己，形成了一手遮天，独断专行的局面。在这种局势下，像王维这样的正人君子自然痛苦不堪。然而，既要生存又不愿同流合污，这必然造成身心的煎熬、灵肉的分离。在这种痛苦与煎熬中，佛教禅宗救赎了王维。

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空”）。人的种种烦恼与对外物的执着即“缘”有关，因而，佛教坚定地把自己思考的重心转到了精神活动本身，以为这才是烦恼真正的“因”。佛教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一方面，看不到外物的因缘和合性质而执着于外物，会引起烦恼，这是对烦恼根源的一种认识；另一方面，若是把这一思考一直进行下去，念念不忘，则这一认识本身就成了外物，对它产生了执着，也是不可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的烦恼并非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对象来引起它，心理活动本身就可以构成新的心理活动的对象，从而是无穷的烦恼的根源。也许正因为如此，佛教又把烦恼称为惑。烦恼指生理、心理两方面诸生命活动的执着、迷乱的状态，是一种心理现象。佛教以贪、嗔、痴为烦恼的根本，称为三毒。贪欲、嗔恚和愚痴三毒就像三把火，燃烧着人的身心。对此，佛教禅宗以明心见性提出了自己的救赎方法。

中国佛教虽然流传广泛、宗派林立，但隋唐之后，人们常把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而禅宗又分南北二宗，王维应是吸收各家之长。

在中国的哲学中，禅宗是一种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的宗教，它最关心也最重视人的灵魂解脱。“自心是佛”是他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因而铃木大拙说：“从本质上看，禅是一种见性之法，并为我们指出挣脱桎拮走向自由的道路。”

禅宗以无相，无住，无念为宗。“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慧能“无相为体”之“相”意即现象，是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之“体”意即“诸法实相”之“实相”，即真如之体。相在数量上是无穷的，林林总总，构成了众生生死轮回的现象世界。因为相切实地关联着人的现世生活，人们往往就把它们看得极为重要，对它们生起计较之心、执着之意，称为取相或着相。所谓无相就是要求众生无须执着于现象，只把它们看做因缘和合的结果，本来就是空的。任何对相的执着，都使人陷于无尽的烦恼，使人不可能保有自性的清净，获得最亲切的人生经验。因此，“无相为体”。

“无念”的提出，是针对人因执着于念而生起的邪见妄念，“无念”就是不起杂念，保持正念。他的核心思想是“自性起念”。即在真如上起念，在真如上起念就是不执着。这样，人心也就不会起烦恼了。

而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念，它的本性是变化不定的，因此它必须无住。住是什么?住是指人停顿、持续于某一念而不可解脱，即执着。“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无住”就是“于一切法上无住”，既不执着于一切固定的见解和特定的心理

定势。归根结底，佛教讲求的无相，无住，无念就是对物质、对精神都不能执着。否则就会心生烦恼，就会使人的生存状况恶化。

佛教对人生的看法及救赎对屡遭挫折的王维颇有启发。

佛教的世界观如此契合王维的现实，佛教的救世方法无疑会对王维有重要影响。李白、杜甫或以不违本心、或以“独善其身”的思想挂冠而去。王维则希求在佛教的思想里达到真如。佛教的无相，无住，无念就是对物质、对精神的需求都不能执着，这也是佛教的核心。王维后来与李林甫、杨国忠同朝听命，自然不能执着，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才能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身立命，一方面周旋于世俗，一方面于山水中愉情悦性，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虽不发达，但已属不易。在政事之余参禅悟道、寻求山水田园之乐，主观上使自己于身心相离中求得身心的统一。在客观上，这也是远祸避害的重要手段，他的倾心事佛也使他不再成为政坛上的对手，从而远离政治斗争的核心，求得心灵的澄澈与自由。又以澄澈的心灵去体悟自然，从而创作了大量杰出的诗画作品。这其中佛教禅宗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于此，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佛教对王维的救赎。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他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可以说，禅把蓄积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能量完全而自然地释放出来，这些能量在通常环境中受到压抑和扭曲，以致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渠道……因此，禅的目标乃是使我们免于疯狂或畸形。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即把所有蕴藏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与仁慈的冲动都自由发挥出来。”

然而安史乱后，王维更是寄情于佛门。《旧唐书》记王维晚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与他的《叹白发》诗：“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可知王维最后几年，因受伪职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虽尸位素餐，挣扎为官，而实已了无生趣的情形。从他的奏疏中，我们也分明感到，佛门似乎并未使他真正得到救赎。如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写到：“……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查，罪不容诛……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据天内省，无地自容。”其《责躬荐弟表》亦深切表达了生不如死的负罪心理，“臣维稽首言：久窃天官，每惭尸素。顷又没于贼，不能杀生。负国偷生，以至今日……非敢议论他人，窃以兄弟自比……臣即陷在贼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外愧妨贤，内惭比义，痛心疾首，以日为年……”其自责之深令人不忍卒读。其痛苦之深似无以销弥。

“安史乱后”，王维也不再有山水田园佳作，原因何在?因为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惭愧与对肃宗皇帝宽宥的感恩戴德。越是惭愧，就越是感恩；而越是感恩，就越觉惭愧。加之王维本来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此心难安。禅宗认为求法的目的就是求“心安”，禅宗典籍里，二祖见初祖时最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就是：“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而短时间内，王维难以克服惭愧之念，是带着深沉的惭愧之心而参禅，其本质是强烈的想通过更加殷勤的侍佛来“安心”。此时的殷勤侍佛正是他心乱如麻的体现与必然选择。他的精神已背负了“不忠”的沉重十字架。这个包袱，短时间内是难以卸掉的。可见人生最后的四、五年，王维尽力逃向空门，但短时间内，并未真正得到救赎。

综上所述，佛教在王维亦官亦隐的生涯中确实起到了救赎的作用，佛教为其提供了这种生活范式的依据，使其身心于相离中得到统一，心灵于山水、佛理中得以回归。而安史乱后的四五年，王维虽尽力逃向空门，但其心灵并未真正逃离煎熬。

责任编辑何萍

出自:∵《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4期